连锁股东与公司现金股利分配

以2008～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连锁股东的存在显著提高了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水平。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连锁股东的存在发挥了治理协同作用,从而促进了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水平的提升,这一作用体现在连锁股东具有的资源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增强了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意愿和分配能力。进一步分析表明,连锁股东对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水平的提升作用在红利税改革后更为明显,且连锁股东的存在并未导致公司超额分红。本文不仅为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影响因素提供了来自连锁股东视角的新证据,而且对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中连锁股东到底是发挥治理协同效应还是竞争合谋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对实践中如何更好发挥大股东的作用具有借鉴意义。     

产品市场竞争能抑制超额商誉吗？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数据,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对超额商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具有抑制超额商誉的效应,并能够降低后续商誉减值的可能性;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通过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提高股票流动性抑制了超额商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内外部环境对产品市场竞争与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具有异质影响,在内控质量、独立董事比例高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分析师关注度低时,产品市场竞争对超额商誉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对超额商誉的抑制具有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价值的效应。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抑制商誉泡沫吗?

并购盛行使商誉估值泡沫愈发严重。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能有效抑制商誉泡沫行为;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越佳,商誉资产越低,超额商誉越少,这一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中介效应研究揭示了两者之间影响机制:社会责任履行主要通过声誉激励机制和提高信息透明抑制商誉泡沫;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自愿披露更能有效发挥抑制效应,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抑制效应更明显。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及信息披露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发挥了信号传递和声誉约束功能,提高了商誉估值公允性,能够抑制商誉泡沫,有利于降低风险,维护市场稳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超额商誉?

本文以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超额商誉.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抑制超额商誉.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超额商誉的重要路径.异质性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超额商誉的抑制效应在重资产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高市场...     

连锁股东与企业ESG信息披露

基于2010～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连锁股东对企业ESG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够发挥协同治理效应,显著促进企业的ESG信息披露。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代理问题和降低融资约束是连锁股东促进企业ESG信息披露的可能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连锁股东对企业ESG信息披露的促进效果在稳定型连锁股东和环境敏感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不仅在理论和实证上丰富了连锁股东有关经济后果的研究,也拓展了企业ESG信息披露驱动因素的研究,为监管机构合理引导、持续推进ESG信息披露体系规范化建议提供一定的参考。     

连锁股东会影响企业投资吗？——基于金融资产配置的检验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以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为研究切入点,探究连锁股东对于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机理与路径。研究发现：连锁股东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呈正“U”型关系,即随着企业连锁股东的增多,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比例先减后增,且此类关系更多体现在长期金融投资以及非独立连锁股东中。中介检验发现,主业业绩与代理成本在二者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处于紧缩货币政策期间、企业市场竞争地位较高以及股东委派董事的情况下,连锁股东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正“U”型关系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不仅为认知连锁股东这一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为引导企业发挥连锁股东独特信息、资源优势以及回归实体本源的政策方案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家族企业超额商誉、信用关系与创新投入

以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家族企业超额商誉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路径、不同所有权结构下超额商誉与创新投入之间机制路径的异质性以及超额商誉的前置动因。实证结果表明：超额商誉抑制企业创新投入；超额商誉抑制商业信用融资，促进银行信贷融资；银行信用具有财务刚性，并非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最优融资来源；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可以成为家族企业创新的融资来源渠道之一。基于所有权异质性视角发现，非创始人家族控股以及低二代控股组超额商誉对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较弱。进一步探究超额商誉的前置动因发现，自由现金流促进家族企业超额商誉的确认。最后，基于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低经营风险组以及低市场化组，超额商誉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较强。     

高管特征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

选取2014—2018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管特征与企业并购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以及盈余管理动机下高管特征对后续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团队稳定性、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以及非国有企业团队规模都可以有效抑制商誉泡沫的产生,其中高管团队的稳定性会直接负向影响商誉减值的计提,团队规模和平均年龄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下增加商誉减值的行为,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在有无盈余管理动机下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均不显著。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控制高管人员流动性、加强市场对并购事项的监管等相关建议。     

机构投资者能抑制盈余管理吗?--基于退出威胁视角的经验证据

退出威胁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方式。本文以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机构投资者的退出威胁与企业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能够抑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而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并不显著;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降低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水平。进一步考虑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发现,相比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抗压型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更可能降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当管理层的薪酬对股价越敏感时,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的作用越大;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的影响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认识我国机构投资者,尤其是以QFII和社保基金为代表的抗压型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超额商誉、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商誉资产急剧增长并不断累积,商誉泡沫逐渐成为资本市场研究中广泛讨论的话题。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文章不仅丰富了超额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领域的相关研究,同时研究结论也为上市公司并购决策和投资者等资本市场参与者更好地理解商誉泡沫带来的经济后果以及高管薪酬激励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代理成本、公司治理与非效率投资

以2004至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公司内部治理、代理成本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理与外部股东的代理冲突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对过度投资存在显著影响,但代理成本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不显著;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和高管激励总体上未能有效发挥公司治理作用,抑制过度投资。     

多元化经营、连锁股东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减少非理性的多元化扩张行为是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考察连锁股东所施加的调节效应及三者间关系的异质性结果。研究结果显示：多元化经营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体现为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连锁股东能够发挥监督效应与信息效应，从而缓解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多元化经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在不同分位点上存在一定差异：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分位点的提高，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越发显著，连锁股东的监督效应和信息效应也更为凸显。此外，当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以及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较高时，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无明显影响；反之，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及连锁股东的调节效应显著。本研究为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重新审视多元化经营折损理论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撑，也为全面认识连锁股东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机构持股与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研究 ——基于外部治理的视角

基于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背景,本文利用2007—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机构持股对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产权性质和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发现:机构持股与企业商誉减值风险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有助于抑制商誉减值风险,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中发挥得更为明显.     

超额商誉是否影响审计意见？

近年来,商誉对经营业绩与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引起广泛关注,但审计视角下的研究相对较少。以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商誉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1）超额商誉会显著提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2）中介效应检验显示,经营风险与审计投入是作用路径;（3）异质性检验表明,在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低、制度环境好、分析师关注度高等样本中,超额商誉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并购商誉、外部监督与审计师定价策略

并购商誉因专业判断空间大成为风险的"蓄水池",审计师能否及时对这一风险做出反应引起理论界的关注.文章以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取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并购商誉对审计师定价策略的影响,以及外部监督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并购商誉会对审计定价产生正向影响;同时,考虑外部监督的治理作用后,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媒体监督能够抑制并购商誉对审计定价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独立机构投资者和非独立机构投资者对两者关系的抑制作用存在差异,前者的抑制作用更强.该研究结论拓展了并购商誉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建议审计师给予商誉资产足够的重视,提高审计质量,以期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可靠的决策依据.     

客户-审计师不匹配关系与企业商誉

以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客户-审计师不匹配关系对企业商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客户-审计师向上不匹配关系对并购商誉泡沫具有抑制效应，客户-审计师向下不匹配关系则加剧了企业商誉泡沫。随着内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客户-审计师不匹配关系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有所削弱。上述结论在使用替代指标、剔除干扰样本、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审计师向上不匹配关系能显著降低企业商誉减值；但客户-审计师向下不匹配关系对商誉减值影响不显著。     

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基于薪酬辩护理论视角

基于薪酬辩护理论,文章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是否会影响其信息披露动机,进而导致对外公开披露会计信息可比性水平的变化。研究发现,高管超额薪酬水平越高,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越低;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可比性没有显著相关关系,非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可比性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具有公司治理功能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分析师跟踪可以有效抑制非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负向影响。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自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这种影响在2013年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之后更加明显,在地方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在于提高高管薪酬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股权混合制衡度和超额委派董事均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从企业风险承担的视角证实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为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借鉴。     

社会资本能影响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吗？——基于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实证研究

以2012年中国A股市场十大行业20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制作问卷调查,并基于上市公司公开数据和相关问卷调查结果,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核心利益相关者社会资本对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影响,分别从股东、经营者和员工等角度研究其拥有的社会资本对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提升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核心利益相关者中股东和经营者的社会资本会对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主要变量产生显著影响,而员工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反映治理效率的四个变量均不产生显著影响,即股东和经营者社会资本在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提升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CEO变更如何影响企业现金持有?

文章以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CEO变更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1)CEO变更会显著提升企业(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这一效应主要通过抑制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来实现。(2)当存在董事长变更、企业治理水平较低、融资约束和关联CEO时,CEO变更提升企业(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治理效应更强;经营不善的企业更倾向于减少未来现金持有,CEO变更会抑制经营不善引致的现金耗散而增加现金持有,且这一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明显。(3)CEO变更在发挥治理效应、抑制现金耗散、提升现金持有水平的同时,也显著提升企业(超额)现金持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