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基于2003—2014年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测算了微观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通过设置企业要素密集度作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密集度是决定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率效应”作用机制的关键因素，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更易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未显著改善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中国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而获取的开放红利更显著地体现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借助技术外溢和学习效应机制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观点。因此，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特别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化，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对于从企业微观层面落实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智慧城市建设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基于“赋能”和信贷配给的视角

在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智慧城市为实体经济赋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为落脚点，运用多期DID方法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降低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量”上缓解样本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在“质”上提高企业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此外，智慧城市建设对规模较大企业、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基于此，中国应从加速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相关配套政策三个方面提升智慧城市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ESG表现、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我国医药行业的证据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医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ESG理念的兴起为医药企业赋能提供了新的机遇。以2010～2020年我国220家A股上市医药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ESG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技术创新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ESG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非呈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技术创新在二者之间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表现为使倒U型曲线更加平缓、拐点右移，且高水平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环境责任维度E，二者在社会责任维度S和公司治理维度G的倒U型关系更显著；二者在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医药企业中的倒U型关系更显著、敏感性更强。本研究扩展了企业ESG表现的经济后果及其中的作用机理，为如何提高医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优化配置医药创新资源、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资授权经营改革、融资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定提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内涵,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以2009～2021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期DID方法探讨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改革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政策效应与内在机制。实证研究表明,国资授权经营改革能显著提升所出资国企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国资授权经营改革主要通过缓解国企面临的融资约束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资授权经营改革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仅存在于地方国企和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国企中。本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及国资授权经营改革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也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宽带中国”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举措。基于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流通企业数据，以“宽带中国”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动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管理效率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两条重要传导路径。     

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一直是经济增长领域的重要课题。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其乐观偏差行为可能会通过高估企业收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行为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亦可能通过压力效应提升管理层的职业忧虑进而阻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本文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分析师关注程度的基础上，分析师乐观偏差的提升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说明分析师乐观偏差对管理层产生业绩压力的作用较大。本文为理解分析师乐观偏差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推进市场监管规范化、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价值链视角下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借助上市公司年报构建度量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指标，并基于价值链视角实证研究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在企业中的整体应用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环节的智能化发展也带来了显著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技术创新是人工智能应用促进全要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机制；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的智能化相比，市场营销的智能化发展更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需从创新、资金、人才、治理等方面完善推动全价值链智能化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9—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主体,研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审计收费越低;机制检验发现,审计投入、代理成本及要素配置效率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与审计收费的负向关系在国企、融资约束低及信息透明度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为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一个从成本角度出发的理论指导,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扭曲缓解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针对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动能的不足,构建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利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在缓解要素市场扭曲并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结果证实：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数字经济主要通过缓解金融、人才、技术三类要素市场扭曲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大企业样本中,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据此,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关注要素市场发展,促进各类要素充分流动、重组和重构;根据企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柔性化创建组织情景体系。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否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发展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2012—2019年沪深A股上市的工业企业为样本,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为切入点,探究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越有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要通过资源集聚效应（聚集资金与人力资源）与效率改善效应（提高管理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两条路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企业属于自愿披露与重污染行业、企业信息环境较好、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所处行业市场竞争程度较为激烈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明显。研究丰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理论,并为政策制定者完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促进企业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环保费改税”提高了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为检验“环保费改税”的效果提供了准自然实验。以2015—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了“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保费改税”显著提高了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支持了“波特假说”;但是,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非源于“环保费改税”引发的创新补偿效应,而是源于“环保费改税”增加了资源配置效率。上述结果支持了“波特假说”有关“环境规制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的结论。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费改税”对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民营企业和研发投入强度大的企业中更显著。     

连锁股东会影响企业投资吗？——基于金融资产配置的检验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以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为研究切入点,探究连锁股东对于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机理与路径。研究发现：连锁股东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呈正“U”型关系,即随着企业连锁股东的增多,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比例先减后增,且此类关系更多体现在长期金融投资以及非独立连锁股东中。中介检验发现,主业业绩与代理成本在二者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处于紧缩货币政策期间、企业市场竞争地位较高以及股东委派董事的情况下,连锁股东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正“U”型关系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不仅为认知连锁股东这一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为引导企业发挥连锁股东独特信息、资源优势以及回归实体本源的政策方案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最低工资与全要素生产率：机制讨论与经验证据

最低工资标准逐年上调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其对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争议。将2012—2019年全国405个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和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匹配,从要素替代和技术替代效应两个视角探讨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调会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最低工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挤出效应表现为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企业挤出效应更强,中部地区的挤出效应强于东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通过要素替代和技术替代来改变生产效率。研究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企业风险承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就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上市A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于其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促进效应,其中非国有企业的促进效应要显著大于国有企业;其次,企业的创新能力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而且在非国有企业中其中介促进效应更强.     

企业风险承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就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上市A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于其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促进效应,其中非国有企业的促进效应要显著大于国有企业;其次,企业的创新能力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而且在非国有企业中其中介促进效应更强.     

国有股东能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吗？

以我国沪深A股2011—202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国有股东对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股东能够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机制与路径分析表明，提升社会地位、加强员工权益保护、增强研发意愿是国有股东改善参股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作用机制；国有股东通过挤出低学历及生产人员而优化参股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这一影响具有异质性，低政府干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能够正向调节国有参股股东的人力资本效应；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国有股东对人力资本结构的积极影响不仅在经营业绩上“做大蛋糕”，而且在要素收入分配中“分好蛋糕”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人力资本升级方面的文献，又为民营企业利用国有资本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供借鉴。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和A股314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当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新企业、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影响更大;这一影响结果在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更为显著。这为发挥数字经济的微观激励效应进而促进宏观经济“提质增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制造业集聚对改进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提高碳全要素生产率是有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要抓手，是城市低碳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19年中国城市数据，研究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显著抑制了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异质性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的抑制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变得不再显著。宏观机制研究表明，制造业集聚抑制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对碳技术效率和碳技术进步的抑制，在匹配城市土地出让数据的基础上，制造业集聚扩大了土地供给面积、提高了土地成交价格，导致集聚拥挤效应凸显，阻碍知识溢出，不利于提高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微观机制分析表明，在匹配企业微观数据后，制造业集聚显著抑制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数量的增加，损害了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微观基础。     

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研究目标：检验国家扶贫开发政策除了按其政策本意推动“三农”发展外,能否“一石二鸟”地对贫困地区的工业部门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研究方法：本文以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依据国家调整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准自然试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验证,考察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其溢出影响。研究发现：（1）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贫困地区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2）国家扶贫开发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劳动能力、增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促进创新三条路径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以上三条路径中更受青睐;（3）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推行能吸引全社会资本集聚,退出却会引发民间资本撤资行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呈现倒退迹象,其中年轻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表现尤甚。研究创新：将聚焦“三农”的国家扶贫开发政策与工业部门相结合,并着重探讨贫困地区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政策影响情况。研究价值：为深刻理解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的脱贫效用提供新思路。     

连锁股东与企业ESG信息披露

基于2010～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连锁股东对企业ESG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够发挥协同治理效应,显著促进企业的ESG信息披露。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代理问题和降低融资约束是连锁股东促进企业ESG信息披露的可能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连锁股东对企业ESG信息披露的促进效果在稳定型连锁股东和环境敏感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不仅在理论和实证上丰富了连锁股东有关经济后果的研究,也拓展了企业ESG信息披露驱动因素的研究,为监管机构合理引导、持续推进ESG信息披露体系规范化建议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