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企业创新质量提升驱动机制分析

提升创新质量是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综合考虑多层次影响因素并发耦合对制造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有助于在整体剖析创新质量影响机理的同时，把握不同驱动路径之间的差异性。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整体上构建多层次影响因素，探究制造企业创新质量要素间并发耦合因果关系和路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基本特征、高管特征和外部环境三个层面的任意单个前因变量都不构成制造企业提升创新质量的必要条件；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内外资源驱动、市场竞争激励下高管驱动以及盈利能力缺失下环境和高管共同驱动三种路径提升创新质量，这表明创新质量提升存在多重路径；此外，企业规模与融资约束存在“互斥”效应。本研究可为系统探究制造企业创新质量驱动机理提供新思路，为有效激励企业实施创新提供参考依据。     

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究——基于NCA和动态QCA方法

制造企业长期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本文基于TOE理论框架,以109家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结合必要条件分析（NCA）和动态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索影响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重因素之间的动态联动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企业长期高质量发展是技术、组织和环境维度三者动态联动的结果,任何单一因素都不是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制造企业长期高质量发展呈现多样化的路径,表现为技术创新引领型、数字化牵引型、行业竞争下数字化驱动型和行业竞争下制造能力推动型;研发投入和运营能力是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核心条件。     

TOE理论框架下的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组态路径

为了研究影响企业创新研发的前因要素,提升电子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本文基于TOE理论框架提出影响电子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多因素组态模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沪深A股的165家电子制造企业进行组态路径分析。研究表明：创新是一个复杂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单个因素并不构成影响电子制造业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导致电子制造业企业高创新绩效的路径有四条,可归纳为“机会利用能力—非竞争地位主导型”和“数字技术应用—机会利用能力主导型”两条;导致电子制造业企业低创新绩效的路径有三条,可归纳为“企业竞争地位—非机会利用能力主导型”和“环境不确定性—非机会利用能力主导型”两条。本文的研究从客观的角度分析了引致企业高创新绩效与低创新绩效形成的复杂成因,以期为处于不同竞争地位的企业创新研发之路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建议。     

TOE框架下制造企业ESG表现提升路径分析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日益完善,企业的ESG表现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视。本文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必要条件分析（N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技术、组织、环境层面六个前因条件对制造企业ESG表现的协同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企业ESG表现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单一因素无法构成企业高水平ESG表现的必要条件;研发投入对ESG表现的提升具有普适作用;政企联动促表现、科创为核优表现、自勉外患提表现三类驱动模式可以实现制造企业高水平ESG表现;特定条件下,各因素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不仅从组态视角丰富了ESG表现的相关研究,而且为制造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了路径参考。     

TOE框架下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TOE理论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321家嵌入外部创新生态系统的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组态视角选取“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因素,探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因果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IT基础设施建设、IT业务拓展能力、IT前瞻性能力、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制度逻辑差异均不构成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第二,存在利用式学习为主导的外部环境驱动型、组织双元学习为主导的能力驱动型、能力—组织学习—外部环境内外驱动型三条制造企业高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低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有两条,且与高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第三,利用式学习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高数字化转型的三条组态路径中,说明利用式学习对制造企业高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作用。     

创新模式异质条件下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路径研究——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文章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fsQCA），以中国省级数据为样本案例，探究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路径。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不依赖于单个条件，而是由不同的前因条件组合所产生的结果；存在四条路径影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四条路径中创新水平都是核心存在条件，再结合组态的其他核心条件可分为创新-产业支撑型和创新-经济驱动型两种模式。结合实证结果，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缩小数字鸿沟，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组态视角下智能制造商业模式影响因素探究——产品主导还是服务主导

智能制造企业数字化与服务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商业模式选择困难、价值难以实现等难题，分析智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的前因组态及其绩效极为迫切。本文从数字化、服务化角度讨论智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的概念内涵，按服务化程度将智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划分成产品主导型、服务主导型两类。通过遴选智能制造企业名录与A股制造企业进行匹配获得312个样本，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检验形成两类商业模式的前因组态，并通过OLS分析不同组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形成高产品主导型商业模式的组态包括基础设施驱动型（两种）、基础设施与组织能力协同驱动型、数字化驱动型四种，形成高服务主导型商业模式的组态包括组织能力驱动型、战略与组织能力协同驱动型、高行业集中度下基础设施驱动型三种；在高产品主导型商业模式的前因组态中，数字化驱动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在高服务主导型商业模式的前因组态中，战略与组织能力协同驱动型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组态分析——基于TOE框架的fsQCA研究

绿色创新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选择,在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模式下呈现出不同的绿色创新绩效。文章以中国A股医药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TOE框架选取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以及6个具有代表性的前因条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探讨了不同数字化转型条件下企业获得高绿色创新绩效的条件组合。研究发现,高绿色创新绩效可归纳为雄狮型（数字技术应用驱动型）和群狼型（数字转型战略-数字合作环境共同驱动型）两种模式;数字技术应用与数字技术人才两个条件变量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企业应充分认识到不同条件组态的殊途同归效应,主动适应所在地的数字环境条件,注重数字组织与数字环境的适配,从而有效开展绿色创新活动。     

中小制造企业技术创新与绩效测度研究

制造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小制造企业已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本文选取1999—2022年规模以上中小制造企业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平稳性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构建VAR模型并对其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以考察“工业4.0”背景下技术创新对规模以上中小制造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我国规模以上中小制造企业盈利能力和运营水平存在正向影响；盈利能力和运营水平提升能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但技术创新对企业规模结构改进效果并不明显。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加大技术研发经费投入，推动企业创新转型；注重培养高质量创新人才，完善企业战略布局；提升政府公共管理体系与社会化生产体系的适配度。     

制度和组织双重视角下组织韧性路径探究——基于fsQCA与NCA方法

在数智化时代，组织韧性是企业实现“长期主义”的关键动力，如何维持企业竞争优势、提升组织韧性以应对“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对企业可持续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过程管理视角，提出组织韧性4R能力模型，并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制度和组织双重视角分析构建组织韧性的组态路径。结论表明，组织韧性的形成和培育受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组织差序氛围在响应期主要产生积极影响，而在恢复期和革新期，其体现出来的负效应更加显著；数字化转型、组织情绪能力和文化认知性要素在响应期、恢复期和革新期中至少两个阶段对组织韧性有重要影响，其中数字化转型是推动组织创新的重要前因要素，也是削弱组织差序氛围和规制性要素负效应的有效手段；规制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对组织韧性的重要作用主要集中在恢复期。     

中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整合框架与未来展望

商业模式创新是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有力工具，在中国制造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创新商业模式已引起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然而中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尚未得到系统的整合与归纳，中国情境特征并未给予充分阐释。鉴于此，本文全面分析中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机制、作用机制和演化机制，总结归纳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中国路径，剖析实现创新的中国策略和中国企业能力，并构建“创新机制—创新路径—创新实现”的中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整合研究框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本研究有助于提升中国情境下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为制造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创业韧性的驱动因素及其对创业行为选择的影响——一个基于QCA方法的研究

创业韧性作为创业者克服困境,自我恢复与成长的能力,可以帮助创业者或企业家在逆境中实现自我超越,促进创业成功.然而目前来说创业韧性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重视韧性对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而较少关注创业韧性的驱动因素.本文通过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QCA)探索失败情境下不同因素的组态对创业韧性的影响后发现:①并不存在单一的核心条件会促使创业韧性的形成;②驱动创业韧性的形成分为四条路径,并就四条路径对结果进行讨论;③低创业失败恐惧与高创业经历在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缺失下对创业韧性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并推动创业者继续展开创业活动,而不会一蹶不振,退出创业.     

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的组织韧性驱动机制——基于“资源-能力-关系”框架的组态分析

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的冲击为观察窗口,本文基于“资源-能力-关系”的理论视角,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分析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的组织韧性驱动机制,检验非沉淀性冗余资源、沉淀性冗余资源、管理者能力、创新能力、员工薪酬激励和企业社会责任六个条件对组织韧性的组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的组织韧性驱动机制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资源-能力-关系驱动型;资源-能力驱动型;资源-关系驱动型。(2)无论民营企业通过哪条路径构建组织韧性,资源(非沉淀性冗余资源或沉淀性冗余资源)是不可或缺的驱动条件。(3)相较其他条件而言,非沉淀性冗余资源、管理者能力与创新能力对民营企业组织韧性的形成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4)在一定情形下,资源、能力与关系之间具有替代关系。研究结论为揭示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的组织韧性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组态对创新企业绩效的影响

在纷繁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商业模式变革与技术创新已成为企业绩效提升的关键因素。以新三板创新层企业为样本,从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两个层面综合考虑,利用QCA方法与组态思维探讨技术创新以及商业模式的条件组合对创新企业绩效的复杂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若干组态都可能对绩效产生相同的效果,并且影响创新企业绩效的条件因素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其中:价值创造主导型、投入与人员结合型、技术与模式联动型三种组合导致了高企业绩效;非高企业绩效存在四条差异化路径,与高绩效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本研究结论可为创新企业改善绩效、避开绩效误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京津冀城市群人才集聚组态路径分析

基于组态视角，选取京津冀城市2015年和2021年的截面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经济发展、居民生活、科技发展和交通状况的角度设定人才集聚组态模型，分析要素组态与人才集聚的集合关系，构建京津冀城市群人才集聚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存在两条人才集聚组态路径，一为经济-交通主导下的居民生活驱动型路径，二为经济-交通主导下的科技发展驱动型路径；存在三条非人才集聚组态路径，且与人才集聚组态路径呈非对称性关系；经济发展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人才集聚和非人才集聚组态路径中，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数据驱动能力、创新生态系统“占位”与企业高质量创新——以小米为例

运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法，以小米为研究对象，基于创新生态系统占位视角，探究核心企业数据驱动能力对创新质量的提升过程与机理，试图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占位视角下数据驱动能力对创新质量影响机理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企业数据驱动能力是动态发展的，数据驱动能力通过适配的创新生态系统占位提升创新质量。在数据驱动能力偏弱时，应适配创新生态体系“核心生态层”占位，有利于核心企业创新质量提升前的原始积淀；在数据驱动能力偏强时，应适配“核心生态层+底层生态层”的创新生态系统占位，有益于核心企业创新质量进一步提升。最终搭建出创新生态系统占位视角下数据驱动能力对核心企业创新质量影响路径的理论框架，并明确提出应根据数据驱动能力选择创新生态系统占位，积极推动核心企业创新质量提升。     

顾客参与、治理机制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渠道战略匹配理论的组态研究

引导顾客参与是企业突破创新资源瓶颈、提高创新效率的有效方式。科技型中小企业采取何种顾客参与方式和治理措施并使两者匹配能够有效提升创新绩效?本文基于渠道战略匹配理论，以18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顾客参与和治理机制的组态效应及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存在4条高企业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即关系治理下的信息提供型、多元治理下的共同开发型、激励和合同协同治理下的用户创新型、关系和合同协同治理下的复合参与型，其中关系治理下的信息提供型最为普遍；存在2条非高企业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即治理机制缺失型、关系缺失下的参与-治理失配型；关系治理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高企业创新绩效的3个组态中，说明关系治理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具有重要作用；顾客参与和治理机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因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顾客参与和治理机制在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上的多重潜在并发关系，可以为科技型中小企业选择适当的顾客参与形式和治理机制、促进协同创新实践提供借鉴参考。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韧性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数字经济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提振区域经济的关键动力。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韧性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均正向影响区域经济韧性。产业集聚在数字经济驱动区域经济韧性提升中发挥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可通过推动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韧性提升。在不同地区，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对此，应推进经济数字化改造，营造良好数字生态；推动产业高质量集聚，筑牢经济发展根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网络，驱动地区均衡发展，为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提供参考。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宽带中国”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举措。基于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流通企业数据，以“宽带中国”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动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管理效率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两条重要传导路径。     

制造业服务化、技术路径选择与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内在要求,将对制造业技术路径选择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产业融合视角,解析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路径选择的内在机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服务化对技术路径选择的影响机制,并检验了制造业服务化进程中能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适宜性技术路径。研究结果显示,制造业服务化产生了创新效应、反馈效应和成本效应,对制造业技术路径的转换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服务型要素的嵌入,自主研发和原始创新是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适宜性技术路径。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及时转换产业技术路径,能够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