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组态对创新企业绩效的影响

在纷繁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商业模式变革与技术创新已成为企业绩效提升的关键因素。以新三板创新层企业为样本,从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两个层面综合考虑,利用QCA方法与组态思维探讨技术创新以及商业模式的条件组合对创新企业绩效的复杂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若干组态都可能对绩效产生相同的效果,并且影响创新企业绩效的条件因素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其中:价值创造主导型、投入与人员结合型、技术与模式联动型三种组合导致了高企业绩效;非高企业绩效存在四条差异化路径,与高绩效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本研究结论可为创新企业改善绩效、避开绩效误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参股企业治理组态效应对混改国企绩效的影响——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

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着引入何种非国有参股企业才能与国企达成“融合共生，价值共创”的难题，学术界将其总结概括为“和谁混”问题。基于组态思维视角，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以参股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27家非国有上市企业为例，研究其治理组态效应对于混改国企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存在“高股权集中度下独立董事监督—CEO推进型”“高股权集中度下行业协同型”以及“高股权集中度下董事派遣型”三种导致高绩效的类型；而非高绩效存在四条组态路径，归纳为两种导致非高绩效的类型，分别为“低行业相关度—独立董事弱化型”和“低股权集中度下高CEO权力型”。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探索——基于NCA与fsQCA方法北大核心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数字化转型是塑造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如何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运用Python软件和文本分析方法测度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采用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有志企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协同视角对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129家上市公司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及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企业技术研发能力、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持、外商投资环境和行业竞争环境中的任何一个要素既不单独构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也不单独构成充分条件;有志企业主导型、有为政府主导型、有志企业—有为政府协同型和有志企业—有效市场协同型4条路径可以促进中小企业高水平数字化转型,同时,导致非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的组态有4条;各要素在不同路径中发挥不同作用,中小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禀赋和所处环境,选择适合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道路。     

企业选择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前因组态及绩效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作为一个复杂因果问题在诸多因素的联合作用下，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重要影响。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8～20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揭示我国企业选择跨国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前因组态，并基于组态视角分析不同并购类型下的经营绩效问题。研究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呈现“殊途同归”的特点；企业所有制、大型对外直接投资经验、企业生产率、文化距离、东道国制度环境及增长机会均不是企业选择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必要性条件；我国企业选择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的组态路径有七条，根据其特征被分类为高生产率主导型、机会追赶型、经验驱动型、外部环境引领型与资源追求型五种；运用财务指标法计算不同并购类型的绩效改善率，并基于组态和样本特征分析各并购类型的绩效问题。     

组态视角下智能制造商业模式影响因素探究——产品主导还是服务主导

智能制造企业数字化与服务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商业模式选择困难、价值难以实现等难题，分析智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的前因组态及其绩效极为迫切。本文从数字化、服务化角度讨论智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的概念内涵，按服务化程度将智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划分成产品主导型、服务主导型两类。通过遴选智能制造企业名录与A股制造企业进行匹配获得312个样本，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检验形成两类商业模式的前因组态，并通过OLS分析不同组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形成高产品主导型商业模式的组态包括基础设施驱动型（两种）、基础设施与组织能力协同驱动型、数字化驱动型四种，形成高服务主导型商业模式的组态包括组织能力驱动型、战略与组织能力协同驱动型、高行业集中度下基础设施驱动型三种；在高产品主导型商业模式的前因组态中，数字化驱动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在高服务主导型商业模式的前因组态中，战略与组织能力协同驱动型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     

数字技术驱动下的制造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路径

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我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作为支撑。目前全球制造业进入新一轮技术升级周期，创新促进制造业重新洗牌。然而，制造企业在创新质量的提升方面仍然面临极大挑战。本文基于TOE框架构建了驱动制造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多因素模型，并应用fsQCA方法对收集到的382家制造企业进行了组态路径的分析。结果表明：单个因素并不足以构成驱动制造企业达到高水平创新质量的必要条件；驱动制造企业实现高水平创新质量的组态路径有3条，即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组织韧性和IP管理路径、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及产业链整合能力驱动下的组织韧性和IP管理路径。造成低水平创新质量的组态结果有2条，与实现高水平创新质量的组态结果是不对称的；在一定的情境下，前因条件之间存在相应的替代关系。研究结果揭示了制造企业实现高水平创新质量背后的复杂成因，以期为制造企业根植于自身情景制定适合企业自身的创新质量提升路径提供参考。     

TOE框架下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TOE理论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321家嵌入外部创新生态系统的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组态视角选取“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因素,探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因果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IT基础设施建设、IT业务拓展能力、IT前瞻性能力、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制度逻辑差异均不构成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第二,存在利用式学习为主导的外部环境驱动型、组织双元学习为主导的能力驱动型、能力—组织学习—外部环境内外驱动型三条制造企业高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低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有两条,且与高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第三,利用式学习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高数字化转型的三条组态路径中,说明利用式学习对制造企业高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作用。     

“智改数转”引领制造业价值转型:驱动机制与实现路径

“智改数转”是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制造业产业集群能级提升和价值链攀升的重要手段。本文以制造业价值转型蓬勃发展之势为契机，通过对“智改数转”价值内涵的界定，将制造业价值转型归纳为由价值交易主导型向价值孪生主导型再向价值共创主导型转变的过程，而驱动两次价值转型过程的机制分别是连接机制和赋新机制，通过逐步实现资源约束突破和能力跃升来推动制造业价值转型的落地。基于此，为进一步推动“十四五”时期“智改数转”引领制造业价值转型实践，可以从资源与能力的耦合视角采取加大政策供给、坚持创新驱动、强化企业本位和落实人才核心等四条实现路径。     

基于半参数模型的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本文选取我国电子制造业12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半参数模型,对影响创新绩效的企业规模、发展能力、研发投入、企业年龄、出口能力和厂房设备能力等六个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半参数回归模型较之于一般参数模型拟合效果更加优越;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和企业年龄指标与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发展能力、出口能力和厂房设备指标同创新绩效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且发展能力指标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最大。所得结论对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有借鉴作用。     

智慧城市建设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1)。为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03—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基于智慧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探究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缓解融资约束可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东部地区、成熟期、非国有以及非高技术产业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对制造业及非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则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提出建立健全反馈机制、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加大政策支持的建议。     

企业家精神、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来自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选取2001—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考察产业政策嵌入对企业家精神作用于企业绩效传导路径的影响,同时运用投资机会敏感性模型进一步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能够从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两方面显著提升企业绩效,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越高,企业博弈能力越强;在产业政策的调节作用下,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外部冲击性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非省会城市的企业受产业政策影响后绩效提升效果更佳,企业所在地的政府干预程度越弱,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越明显;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逐年减弱。     

行业差异、R&D投入与A股上市企业创新绩效——基于CDM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CDM三阶段创新模型,采用2017年A股上市企业的截面数据,实证检验了A股上市企业的R&D投入、创新产出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比较了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企业创新过程的不同。结果表明:企业规模和政府补助对制造业企业起到的正向作用大于非制造业企业。然而,在企业创新产出中,制造业企业规模的影响却不如非制造业企业。企业创新产出对非制造业企业成长性绩效有显著负作用,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对两种企业的成长性绩效都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制造业企业不但要关注政府补助和企业规模,也要注重研发人才的培养。而非制造业企业在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更应着眼于企业的未来成长。     

顾客参与、治理机制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渠道战略匹配理论的组态研究

引导顾客参与是企业突破创新资源瓶颈、提高创新效率的有效方式。科技型中小企业采取何种顾客参与方式和治理措施并使两者匹配能够有效提升创新绩效?本文基于渠道战略匹配理论，以18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顾客参与和治理机制的组态效应及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存在4条高企业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即关系治理下的信息提供型、多元治理下的共同开发型、激励和合同协同治理下的用户创新型、关系和合同协同治理下的复合参与型，其中关系治理下的信息提供型最为普遍；存在2条非高企业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即治理机制缺失型、关系缺失下的参与-治理失配型；关系治理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高企业创新绩效的3个组态中，说明关系治理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具有重要作用；顾客参与和治理机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因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顾客参与和治理机制在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上的多重潜在并发关系，可以为科技型中小企业选择适当的顾客参与形式和治理机制、促进协同创新实践提供借鉴参考。     

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基于“互联网+”创新的机制和路径

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越发深入,并展示出巨大的创新潜力。本文通过把握“互联网+”的主要内涵和特征,试图揭示“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机制,从而明确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的突破和应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运营、组织结构和竞争绩效的影响。结合国外利用“互联网+”改造制造业的模式和经验分析,探索“互联网+”改造制造业的结合点和发展路径。最后,针对当前影响制造业企业实施“互联网+”创新的制度性、技术性、认知性障碍,提出推动互联网与中国制造业深度融合的相关政策与建议。     

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高管外部异质性视角

基于2013—2018年574家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引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高管团队外部异质性为调节变量,实证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在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上述研究不仅在理论上证明了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影响路径,而且在实践上为高新技术企业高管团队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组态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资源与企业创新发展不断融合,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发展趋势。然而,现实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困难重重,如何有效实现数字化转型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本文以73家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检验企业规模、盈利能力、企业年龄、技术研发、创新环境和行业竞争6个条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效应,探究什么样的企业更容易转型成功。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主要有4条,分别是:以行业竞争小为核心条件的居安思变谋转型、以盈利能力强和企业年龄小为核心条件的资金支持助转型、以企业年龄小与技术研发强为核心条件的技术研发促转型、以企业规模小为核心条件的生存压力求转型。同时还发现,中小型企业转型路径多于大规模企业,且行业竞争激励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意识,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研发绩效的影响研究

通过研发创新促使企业形成市场竞争优势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文章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研发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探讨企业所有权性质和市场地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的研发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高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性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同时,随着企业市场地位的提升,高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研发绩效的负面影响被削弱。研究有助于企业从客户管理视角来促进企业研发绩效的提升。     

政府竞争水平差异有利于提升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吗？

地方政府竞争水平的差异化特征，为企业通过跨地区并购所形成的资本跨区域布局提供了“制度套利”机会和“资源协同”空间。基于2007—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非关联跨地区并购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政府竞争水平差异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的具体效应及逻辑路径。研究发现：政府竞争水平差异显著提升了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主并企业所得税税负的下降、财政补助收入的增加在政府竞争水平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应进一步扩大和优化地方政府在税收竞争及财政支出竞争方面的自主权，而主并企业应重视并购中的税务协同和价值链协同效应。     

新创企业创新驱动、创业能力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所构建的新创企业创新驱动、创业能力对成长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和提出的相关假设,通过对陕西省和青海省的新创企业进行调研,运用多层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创新驱动对新创企业成长绩效、创业能力分别具有正向的影响,创业能力对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创业能力在创新驱动与成长绩效的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创业拼凑在创新驱动、创业能力及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建议:在创新驱动战略下,新创企业需不断挖掘创意理念,率先识别机会并利用机会与资源将新的创意通过研发转化为新产品;要重视创业拼凑,巧妙地利用各种资源解决资源匮乏的难题,不断挖掘市场资源进而开辟更多的销售渠道,打造自身的商业模式并获取较好的绩效。     

关税减让幅度、创新绩效与制造业公司未来盈利

文章以2009—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关税减让下创新绩效在制造业公司未来盈利中的作用与影响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创新绩效越好的制造业企业未来盈利能力就越强,即两者显著正相关;关税减让幅度正向调节创新绩效与制造业公司未来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即关税减让幅度显著增强创新绩效对制造业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