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行业专长、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产出质量

本文选择2009—2019年创业板高新技术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专利对创新产出质量进行测度,从财政补贴和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解释政府补贴,实证检验风险投资行业专长和政府补贴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质量中的作用与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其中财政补贴对创新产出质量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而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则显著提升创新产出质量;风险投资行业专长显著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质量;风险投资行业专长显著削弱财政补贴对创新产出质量的抑制作用,同时显著增强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产出质量的正向推动作用.     

城市协同创新发展的组织模式与结构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城市是实施创新发展的基本组织单元,协同创新和创新网络是创新活动的组织发展模式.以杭州市为实证,根据其2001-2018年的合作专利数据,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城市协同创新产出的增长过程、特征及其与协同创新关系组织结构的关联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显示:城市协同创新产出的增长经历了低位滞增、渐进缓增、高位波动的发展阶段;城市协同创新关系的组织类型包括协同创新网络、协同创新群体和简单协同关系,协同创新网络对城市协同创新发展具有主导作用;企业在协同创新发展过程中表现的最为活跃,但企业之间很难形成有效的协同创新网络;调节城市协同创新网络的结构,增强网络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对于城市协同创新关系的有效组织以及协同创新产出的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能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吗? ——基于《专利法》修改的实证研究

本文聚焦于法律制度改革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使用2006—2018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2008年《专利法》修改的政策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专利法》修改为代表的知识产权保护改革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专利法》修改不仅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但对创新产出的提高幅度明显高于创新投入,最终反映为创新效率的提升.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专利法》修改对非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更大;与竞争水平较低的行业相比,《专利法》修改对竞争更加激烈行业的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更大;与法律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相比,《专利法》修改对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地区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更大.     

企业诉讼、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创新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指标,企业诉讼是企业经营逃不开的话题,企业诉讼是否会影响企业创新产出值得关注。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数据,检验企业诉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在不同环境下的异质性。结果发现:企业诉讼会促进企业发明申请专利数量,这种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加突出,企业诉讼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且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弱化了企业诉讼与创新产出数量之间的关系,且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相比于注重声誉的企业,不注重声誉的企业中企业诉讼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更加显著。当改变估计模型进行检验后,结论依然得到验证。     

董事高管责任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利用我国2002~2017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验证董事高管责任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可以显著增加企业创新产出,对创新投入影响微弱且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创新产出与企业市场绩效及财务绩效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会增强企业创新产出与市场绩效敏感性,削弱企业创新产出与财务绩效敏感性,说明董事高管责任险的激励效应可能会助长机会主义行为,其监督效应不足.该结论为董事高管责任险在我国的推行提供了实证依据.     

不同生命周期企业并购是否促进创新产出?——基于吸收能力中介效应的研究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探讨不同生命周期企业并购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表明：从影响评估看,企业并购能够显著促进创新产出的增加,且对成长期企业、成熟期企业和衰退期企业的创新产出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衰退期企业并购创新产出效应最大。从影响机制看,吸收能力效应是并购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重要机制。不管是对成长期企业、成熟期企业还是衰退期企业,吸收能力效应均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其中衰退期企业的吸收能力中介效应最大。因此,应鼓励企业借助并购方式走出成长或创新的瓶颈期,集中优势资源,实现创新追赶。同时,发挥吸收能力在并购创新效应过程中的中介作用,鼓励企业合理地吸收、整合和应用并购资源,发挥并购的协同创新效应。     

FDI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视角

利用2009—2013年我国27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基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角度,实证研究了FDI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这一效果并不显著;FDI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说明FDI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但这一提升作用是有限的。此外,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程度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增加,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出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     

ESG表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效率普遍偏低，而ESG理念的兴起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赋能提供了新的机遇。选取我国2011～2021年1437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为样本，采用系统GMM方法，对ESG表现与企业融资效率的关系进行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并探讨产权性质和外部环境对ESG表现与企业融资效率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ESG表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效率有积极影响，该积极影响主要由公司治理（G）所驱动且具有滞后性；随着时间的推移，ESG表现会对创新产出产生积极作用，进而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效率；从长远来看，ESG表现通过提高创新产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效率提升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而产品市场竞争并未充分发挥其外部治理效应，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ESG表现通过创新产出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效率的作用会被弱化。本文拓展了ESG表现与企业融资效率之间作用机理的研究，为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效率并以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高管特点,所有制与企业行为

企业高管如何影响企业行为?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高管的影响有何不同?我们结合高阶理论和制度理论,提出了高管特点与企业行为关系的假设,以及企业所有制对高管特点与企业行为的关系的调节作用.我们选择了制造业中的能源、汽车及配件和耐用日用品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发现:(1)高管特点对企业行为产生直接影响:高管的高学历和过程型工作背景对提高企业效率有积极作用;高管的产出型工作背景不利于企业的市场多元化;高管的政治资本提高了企业的财务风险,且对企业的行业多元化和市场多元化均产生显著影响;(2)企业所有制调节高管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作用.本文最后对以上发现进行了讨论.     

技术独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产出

创新产出是企业创新能力的直观体现,也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以2008—2017年披露了专利授权信息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独立董事技术专长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1）技术独立董事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创新产出,且这种促进作用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调节;（2）技术独立董事是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投入来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的;（3）技术独立董事兼职席位与企业创新产出呈倒U型关系。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企业应当增加技术独立董事的引入并适当限制技术独立董事在其他企业兼职的行为,以充分发挥技术独立董事的创新驱动效应,提高企业创新产出。     

大股东股票增持对提振市场投资者信心的研究 ——兼增持动机的检验

文章选取2011—2018年存在大股东增持行为的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上市企业大股东股份增持对市场投资者信心的影响,并探讨企业大股东和高管股票增持背后的动机.结果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大股东和高管股份增持行为会提振投资者信心,且大规模的增持对投资者信心提振强度高于小规模的增持,牛市阶段的增持对投资者信心提振强度高于熊市阶段.但这一机制不具有持续性,在T+2期投资者信心回归到初始水平.2011—2015年创业板企业主动增持存在股价低估动机,但业绩增长和管理动机不存在,2015年后三种动机均不存在,表明大股东增持隐藏有其他动机.     

政府R&D资助与企业R&D投入的产出效率比较

本文运用我国28个制造业在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在拓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知识生产函数基础上,测算了政府R&D资助与企业R&D投入的产出弹性。全样本数据估计出的企业R&D投入与政府R&D资助产出弹性相差4~5倍;以行业R&D强度进行的分组检验,得到前者是后者的2~8倍,而且还具有显著的行业差异,其中在高R&D强度的行业,企业R&D的产出弹性是最高的,政府R&D资助的产出弹性却是最小的。动态估计得到了高R&D强度行业以往的专利产出会对当前的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其他行业却是相反的。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根据行业特征、企业特征调整R&D资助的方式和对象,政府R&D资助重点应放在规模较小发展前景较好的高科技企业上。     

对政策激励、企业创新与消费增长关系的探讨

提高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需求决定论强调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消费,消费需求的扩张会使实际产出增长,熨平经济的波动。而长期增长论则强调通过市场的内在作用创造消费,扩张消费又可以通过规模效应、经验效应和价格稳定效应激励创新,实现潜在产出的增长。当前,"政策激励"与"企业创新"两个方面的结合,对"保增长、调结构"目标的实现都具有现实意义。在强调政府政策激励作用的同时,也应关注企业创新对于消费增长的根本意义,努力实现企业创新和需求的良性互动。     

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关系实证研究——基于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以2008—2012年沪深股市350个医药生物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RD资本投入、RD人力投入以及公司治理对不同专利类型产出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资金投入与专利产出显著正相关,政府研发补贴占RD投入比例只有在10%~60%这一区间时,才能对专利产出产生积极影响;高管技术背景比例、股权集中度、两职合一与专利产出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发明专利产出显著负相关;研发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1~2年的滞后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对专利产出的影响最大。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下区域R＆D投入与创新产出的实证研究

文章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下的R＆D投入与区域科技创新产出的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R＆D经费投入和R＆D人力投入有利于各地区区域性的科技创新产出绩效的提升。同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规模对R＆D投入与区域科技创新产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规模越高越能加快R＆D经费投入对区域科技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规模越高使得R＆D人力投入对区域科技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逐渐降低。研究结果对管理R＆D投入与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具有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意义。     

高管晋升制度创新与企业绩效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晋升制度创新的过密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高管晋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高管职级差距在阈值内愈高,导致的利益趋同效应愈显著,企业绩效也愈好;高管晋升制度创新与企业边际绩效显著负相关,陷入过密化困境,高管职级差距超出阈值时,非理性竞争增强,高管晋升制度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效应比非国有企业更显著,非国有企业因晋升资源较少,更容易出现过密化;高管性别歧视会抑制晋升的激励效应。基于上述结论,从优化高管晋升制度创新资源分配机制、完善高管晋升监督体系与协同推进高管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分析师预测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分析师预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分析师预测对企业创新产出有促进作用，对企业创新质量有抑制作用，进而使分析师预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非线性“U”型特征，且这一效应在信息环境质量较好的企业中影响更为明显；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造成管理层短视是分析师预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分析师预测会提高非国有企业、成熟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产出，但会抑制非国有企业、成熟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质量，且分析师预测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非线性“U”型特征在非国有企业、成熟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凸显。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绿色创新投入与产出关系研究——基于融资约束和战略激进的调节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主要依靠丰富资源和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双重优势取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同时对整体资源环境也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传统的“先污后治”模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本文通过对2015—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调节效应以及门槛回归检验，探讨融资约束、战略激进对绿色创新投入和产出关系的作用。研究发现：绿色创新投入对绿色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融资约束及战略激进对绿色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均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并存在门槛效应。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企业应加大绿色创新活动投入，开展产学研合作，提升绿色创新转化能力；建立相应的融资管控机制，严格管控企业投资方向；制定适合本企业的科学战略，优化现有的企业战略。     

中国光伏产业发展及电价补贴政策影响研究

研究目标:分析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评估电价补贴政策对光伏产业链的影响。研究方法:利用纯手工收集的电价补贴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借鉴portfolio sort思想的统计检验思路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电价补贴显著提高了产业链各环节企业的规模、创新产出和市场竞争能力;对下游非国有企业的规模和创新产出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下游国有企业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研究创新:首次利用电价补贴翔实的企业数据,基于微观考察和产业链分析双重视角进行定量研究;从补贴政策设计的一般性视角出发,对电价补贴真正退坡的条件和新兴产业政策适用的阶段性进行深入讨论。研究价值:为研究电价补贴政策的影响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是现有电价补贴与新能源产业发展研究的重要补充。     

高管变更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 2013—2017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内部控制视角,在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创新投入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管的变更类型、变更原因以及企业性质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介效应占比情况,揭示高管变更、内部控制质量与创新投入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变更抑制内部控制质量和企业创新投入,内部控制质量在高管变更影响公司创新投入的作用机制中起中介效应,不同高管变更类型、变更原因以及企业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内部控制发挥的中介作用是不同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对公司创新投入产生作用的路径,对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创新投入具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