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来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数字化转型是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在当今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此，选取2013—2021年我国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策略对其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中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策略的实施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为构建数字中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参考。     

数字化转型速度如何影响企业债务融资——基于“降成本”与“去杠杆”视角的研究

将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速度与宏观政策层面的“降成本”和“去杠杆”任务相结合,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速度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速度能够有效抑制代理风险、信息风险及声誉风险,从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有助于实现“降成本”的目标。对于非成熟期、供应链集成与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速度的“降成本”作用更明显。基于数字化转型速度优化的研究发现,一方面,相较于数字化转型匀速与减速,数字化转型加速显著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数字化转型减速提升债务融资成本的原因在于数字化转型的边际递减效应而非管理层自利行为;另一方面,反映外部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宽带中国”政策与内部数字化转型速度在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方面具有“互补”效应。基于“去杠杆”视角的债务结构优化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速度能够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风险结构及资本结构,从而实现“去杠杆”目标,其中数字化转型加速的“去杠杆”作用尤为突出。     

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新的发展动能，但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至今尚无明确的论断。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文本数据挖掘的方法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明显。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与降低代理成本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因此，企业应积极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打造多元协调的治理平台，营造开放共享的公司治理环境；政府应加快出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扶持政策，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强化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企业经营效率降低、融资约束增加、系统性风险提升三条压力传导路径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更加明显。根据研究结论，从发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积极作用、多渠道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重视企业间数字化协同转型等角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与时俱化”还是“望而却步”:管理者投资视域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企业管理者并非都具备长远战略目光。本文基于高阶理论构建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上检验了管理者投资视域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显示：管理者短视显著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管理者短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尤其是底层技术嵌入的抑制作用在高竞争行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风险承担水平和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缓解管理者短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短视的管理者通过削减研发投入和信息化投入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因此，应重视企业管理团队建设，充分发挥管理者人力资本的增量作用；强化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积极完善机构投资者的外部监督机制；明确企业自身战略定位，有序推进底层技术嵌入与技术实践应用。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市场势力——理论机制与经验识别

借助A股上市公司2009—2020年数据,运用数据挖掘方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论述和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市场势力,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进行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企业市场势力。基于宏观环境和企业微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处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分割程度较低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的市场势力提升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成效也受到管理层治理的影响,董事网络中心度水平、高管的海外和金融背景均能给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优势。研究结论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

持续创新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灵魂，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发展如何赋能企业创新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以2009～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基于不同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在数字化驱动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推动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西部、东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也略强于东北部、中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最为显著。     

企业人力资本与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依赖人才支持,企业人力资本能否以及如何驱动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员工学历与技能维度探讨企业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数字化转型,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能够提升企业的研发与创新能力并抑制管理层短视,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内部薪酬差距小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证明了人力资本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与信息披露水平。本文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内容,并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提供了新的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战略：效应与机制

在不确定性常态化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理论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兼具“降本增效”的功能，能够有效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本文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是否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高16.32%。机制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倒逼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导致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的负向冲击，且效果优于金融化和现金持有等财务策略。此外，对于成本、风险转嫁能力较低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更强。相较于行业间，数字化转型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加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本文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为企业以降成本和去风险为目的采取数字化战略的理论推断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创新绩效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绩效的效应与作用机理进行讨论很有必要。基于技术创新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2010～2020年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创新绩效,并将动态能力细分为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探讨其中介效应,总结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创新绩效”这一作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可靠;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且三者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市场化程度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为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动态能力、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明确启示。     

资产专用性是否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20年209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析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从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化转型程度两个层面来看，资产专用性会制约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二，经营风险与可用资源数量在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资产专用性通过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减少企业通用性可用资源，进而抑制了数字化转型；第三，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差。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转型成效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本文以2015～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效果。机制检验表明：企业财务柔性在二者的U型关系曲线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此外，QFII不仅使国际化程度和数字化转型之间的U型曲线更平缓，还使U型曲线的拐点左移。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显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一带一路”倡议、数字化转型与中国企业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问世十年，为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高水平的开放也为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机会。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挖掘和人工判断相结合的方法从微观层面对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企业进行认定，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深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参与企业创新“增量提质”。此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内生性分析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研发投入效应和创新网络溢出效应促进参与企业创新数量与质量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调节“一带一路”倡议与参与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对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同还能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对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创业导向、动态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我国2015—2022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创业导向—动态能力—数字化转型”路径机制,研究发现：创业导向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这一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创业导向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动态能力来促进数字化转型;异质性检验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而言,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创业导向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强。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层面的前因研究及路径机制,对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经济系统具有重要启示。     

高铁开通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北大核心

在数字化转型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本文对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分析与人工阅读,创新性地构建出企业进行实质性数字化转型的指标。在此基础上,借助高铁建设的契机,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高铁开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细分数字化转型的环节分析发现,高铁开通能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层面的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教育水平较低、初始交通禀赋较差的地区更明显。     

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与价值提升

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创新中介效应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创新在该影响中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和股权集中度不同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而行业集中度在二者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上述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监管差异、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股价相关性——基于AH交叉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成熟稳健的资本市场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企业信息披露和市场监管带来了新考验，能否通过强化监管促进资本优化配置、传递正确的价格信号，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AH交叉上市公司股价相关性视角，以文本分析为基础进行量化处理，检验市场间监管差异对股价相关性的影响，探究如何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AH监管差异与交叉上市企业股价相关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则对上述关系具有调节效应，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时，监管差异与股价相关性的关系更加显著；数字化转型程度高时，原相关关系则不显著。此外，对于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监管差异扩大对股价相关性的影响更加突出；在考虑了AH股溢价水平方向的基础上，随着A股监管水平的相对提升，AH股价会逐渐趋于一致。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避税

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化转型赋予了实体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避税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的避税程度。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企业管理费用来影响避税动机，且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避税的效果在治理环境较差、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企业的组别中更加显著。本文拓展了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的探讨，丰富了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政府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健全与完善税收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金融改革如何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金融改革作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金融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国家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能够显著驱动辖区内企业数字化转型；金融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制度环境较高地区以及高技术行业、非国有企业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验证表明，金融改革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纾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创新。因此，应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增加创新投入，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房地产市场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为房地产企业实现降本提效、适应存量运营模式提供了重要契机，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导致企业陷入了“不会转、没钱转、不敢转”的困境。本文利用2009—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呈现差异性特征；机制检验显示可以通过减少投资机会、提高交易成本和增强投资同伴效应来抑制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据此，本文建议政府应积极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的有效预期，房地产企业应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以适应未来存量运营模式的挑战，数字化服务商应提供兼顾行业共性需求和企业个性需求的数字化服务，共同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