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服务化、政府补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基于资源基础观与企业能力理论,从企业内部资源、企业能力和治理结构三个维度构建制造业服务化评价体系,以2014—2019年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表现为显著的U型,但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补助对于服务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起着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制造业企业实施服务化转型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双重环境规制、政府监管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2012—2018年地级市层面环境规制、环境监管数据与企业层面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相结合,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管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政府监管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环境管理能力后发现,双重环境规制以及政府环境监管的有效实施也需要企业积极提升环境管理能力.     

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本文以2015～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效果。机制检验表明：企业财务柔性在二者的U型关系曲线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此外，QFII不仅使国际化程度和数字化转型之间的U型曲线更平缓，还使U型曲线的拐点左移。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显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区域制造业空间效应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选择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后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及多样化水平与制造业集聚呈倒U型关系,同时城市化水平会对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关系产生影响。分区域模型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层次、要素禀赋等因素有所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生产性服务业呈线性关系,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中部地区呈倒U型关系,现阶段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更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都将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价值链视角下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借助上市公司年报构建度量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指标，并基于价值链视角实证研究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在企业中的整体应用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环节的智能化发展也带来了显著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技术创新是人工智能应用促进全要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机制；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的智能化相比，市场营销的智能化发展更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需从创新、资金、人才、治理等方面完善推动全价值链智能化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的动态解析

以强可持续为视角,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金融结构、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程度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经济增长核算框架,并结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消耗和环境损耗,对中国1981—2014年间经济的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进行动态解析。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物质资本和能源消耗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较小,环境损耗不利于经济增长;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但却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     

ESG表现与企业韧性

利用2019—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显著提升了企业韧性，使得企业在危机期间表现出更强的抵抗力和恢复力。细化ESG不同维度发现，相较于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对企业韧性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作用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通过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企业声誉和抗风险能力四条路径提升企业的危机应对能力，进而增强企业韧性。异质性检验发现，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增强作用在管理层决策视域较短、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较差的企业中更显著，说明ESG有助于解决管理者短视、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较差给企业带来的“生存性”难题，是企业于逆境中转“危”为“机”的重要驱动力。     

管理层能力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吗?

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以中国A股2010—201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检验了股权激励、产权性质、行业竞争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当企业进行股权激励、为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竞争更强时,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果为如何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有益启示.     

高管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7-2011年在沪深两市A股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显著正相关,但这种正向的相关性仅存在于民营上市公司中;高管持股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科技类上市公司中,二者之间也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非科技类上市公司中,不存在类似的关系。     

多元化经营、连锁股东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减少非理性的多元化扩张行为是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考察连锁股东所施加的调节效应及三者间关系的异质性结果。研究结果显示：多元化经营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体现为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连锁股东能够发挥监督效应与信息效应，从而缓解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多元化经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在不同分位点上存在一定差异：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分位点的提高，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越发显著，连锁股东的监督效应和信息效应也更为凸显。此外，当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以及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较高时，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无明显影响；反之，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及连锁股东的调节效应显著。本研究为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重新审视多元化经营折损理论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撑，也为全面认识连锁股东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异质大股东治理会影响企业ESG表现吗——基于混合所有制和数字化转型视角

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ESG表现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异质大股东治理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异质大股东治理主要通过监督效应、互补效应和内部控制水平提升效应三种路径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异质大股东治理会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丰富了异质大股东治理的经济后果研究,并从企业股权治理的角度探究了影响企业ESG表现的因素,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内部治理对ESG表现的影响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对“波特假说”的实证检验

当前,有关"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未能形成一致结论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环境规制的内生性会干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在引入工具变量克服环境规制内生性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面板模型来验证"弱"波特假说和"强"波特假说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倒"N"型关系,从而验证了"弱"和"强"波特假说的存在。但是,研究结论并未显示出"弱"和"强"波特假说之间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因此,政府要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措施,根据地区和产业具体情况采取差异化环境规制措施;培育技术创新人才,加强专利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合理有序引进外资和引导外资流向。     

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作为证券市场主导力量,机构投资者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在理论推演了二者关系的基础上,运用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进行数据检验,研究发现：机构持股者对被投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且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进一步研究发现,稳定型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影响财务冗余与内部控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交易型机构投资者对全要素生产率并无直接影响,但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     

ESG表现、动态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双碳”背景，绿色转型如何引领和助推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已成为学界和业界广泛关注的一项重要研究议题。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ESG表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及其三个维度均会对企业创新绩效起到促进作用；动态能力在ESG表现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中介效应；ESG表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持续性，但该种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降低。进一步分析发现，ESG表现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在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非重污染企业中更加显著。     

企业ESG表现与审计质量

ESG是指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从这三个维度反映了企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提高治理水平的非财务绩效情况。企业的ESG表现通过ESG评分体现,本文分析了ESG表现和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讨论了ESG报告鉴证和内部控制质量对于二者关系有何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ESG表现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ESG表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效率普遍偏低，而ESG理念的兴起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赋能提供了新的机遇。选取我国2011～2021年1437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为样本，采用系统GMM方法，对ESG表现与企业融资效率的关系进行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并探讨产权性质和外部环境对ESG表现与企业融资效率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ESG表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效率有积极影响，该积极影响主要由公司治理（G）所驱动且具有滞后性；随着时间的推移，ESG表现会对创新产出产生积极作用，进而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效率；从长远来看，ESG表现通过提高创新产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效率提升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而产品市场竞争并未充分发挥其外部治理效应，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ESG表现通过创新产出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效率的作用会被弱化。本文拓展了ESG表现与企业融资效率之间作用机理的研究，为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效率并以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ESG表现有助于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ESG）是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导向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ESG及其各维度表现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主要通过增强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而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的债务融资成本降低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性披露企业、高竞争程度行业以及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提出了加强企业ESG体系建设，强化企业对利益相关方的ESG披露以及政府进一步规范与优化企业ESG制度环境的政策启示。     

股权集中度与中国私营矿业公司技术进步——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数

运用2013—2018年中国上市私营矿业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从股权集中度的视角,构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利用得出的相对动态效率值来评价技术进步,建立FGLS模型探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股权集中度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股权集中度与中国私营矿业公司技术进步显著正相关;(2)股权集中度与中国私营矿业公司技术效率呈显著“U”型关系;(3)股权集中度与中国私营矿业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倒“U”型关系,当股权集中度为39.30%趋于相对控股时,中国私营矿业公司经济增长模式达到最优。     

要素价格扭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运用熵值法测算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基于Tobit回归探析要素价格扭曲、技术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呈上升趋势；要素价格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抑制作用，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均存在滞后效应；技术创新水平有助于缓解要素价格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东部地区要素价格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抑制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技术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正向促进作用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据此，应优化顶层设计，双轮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外债的经济增长效应与影响渠道

通过搜集包括107个国家1960~201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集,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估计,研究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总体上,外债对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发达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外债扩张可以促进投资增长,但同时会降低投资效率;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对投资增长的影响也是倒“U”形的,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