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普惠可以提高减贫质量吗?——基于多维贫困的分析

切实提高减贫质量对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和守住脱贫成果至关重要。金融普惠作为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和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是否有助于提高减贫质量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从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两方面出发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农村减贫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同时降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并且对多维贫困问题严重的农村家庭有更大的作用;区分不同贫困和不同金融服务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降低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质量贫困,对健康贫困的影响则不显著;银行营业网点与金融服务点渗透、以及储蓄、贷款、保险及数字金融服务使用可以提高减贫质量,而其他金融机构渗透、信用卡使用及银行服务评价的作用相对有限。进一步地,文章研究了金融普惠减贫质量效应的环境条件,发现村庄市场及制度环境和家庭需求环境改善有助于充分发挥金融普惠的积极作用,相反则可能构成一定的制约。最后,文章检验了金融普惠的影响机制,发现促进农村家庭人力与物质资本积累、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文章结论为我国提高减贫质量提供了可靠的政策工具,同时也可促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论拉丁美洲国家减贫战略新特征

正确认识与衡量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治理贫困问题的前提。新世纪拉丁美洲国家的减贫战略在以往减贫政策的基础上,应用多维和混合方法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加以衡量,将教育、就业、养老、健康、数字融入等社会政策融合协同到减贫大战略中,关注减贫政策的新维度;同时从宪法、法律和机构层面上对脱贫权利及与脱贫相关的社会权利提供保障,成立专门负责减贫战略的政府机构,减贫开支亦试图不受政府更迭和经济周期影响,从而体现出融合性和制度性新特征。但无论单维还是多维,无论孤立还是融合协同,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上的减贫战略无法根除贫困,尤其是相对贫困。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

农村多维贫困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文基于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运用A-F 测度方法对农户的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和分解,着重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产性收入、农户家庭住房、生活燃料、受教育年限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贫困发生率较高;财产性收入、受教育年限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最大,在农户脱贫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农户家庭使用互联网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显著,而且在高维贫困上的减贫效应更大,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级特征等也都对多维贫困产生影响。因此,加大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注重信息化的普及和推广,贯彻落实“互联网+”扶贫政策,能够有效解决贫困农户的“能力贫困”问题,有助于实现贫困户脱贫及脱贫质量的提高。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金融支持是我国帮扶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已经消除,但相对贫困的问题依旧存在。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包括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相对贫困水平减缓的总效应分析,以及产业结构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减缓地区的相对贫困,同时城镇化水平、教育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也有助于相对贫困的减缓;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且这种效应是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     

数字经济减贫：逻辑、效应与对策

数字经济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要以数字经济发展为支撑，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数字经济减贫的内在逻辑在于：生产环节以数字化转型提高农业生产力，分配环节以数字化转型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流通环节以数字化转型提升流通效率，消费环节以数字化转型扩大消费需求。此外，数字经济减贫的影响效应为：以提供平台、创新发展、降低成本等自身功能直接降低贫困发生率（直接效应）；通过消除信贷约束、降低信息约束、促进就业创业等方式间接减贫（间接效应）；以高流动、强渗透、空间溢出等外部性特征促使区域间消除绝对贫困（溢出效应）。为了应对数字经济减贫在一些地方面临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农村网络安全防范能力不足、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存在差距等挑战，应优化升级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强化农村数字经济安全体系，提升农村地区民众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有效推动贫困治理。     

征地补偿与农村减贫

征地后农业收入及土地权益的减少会阻碍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但征地补偿的存在可以扩大农户生产经营的可选集,为持续提高农户家庭经济水平,促进农村减贫提供了必要前提。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中2013年的农村住户数据,文章设立了以家庭财富为基础的农户经济水平的衡量指标,并建立三元联合分布计量模型,在处理了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了征地和征地补偿对农户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征地过程中减贫效应起主要作用,征地能够显著增加农户财富,促进农村减贫。征地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征用宅基地形式下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征用耕地时效果则会下降;不同补偿方式下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资金补偿和非资金补偿组合下的征地减贫效应最强,而单独资金补偿的减贫效应最弱;征地减贫效应在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及高财富农户中更加明显。处理效应结果表明资金补偿和非资金补偿的组合能够为农户带来最多的财富收益,具体为233578.8元。最后文章还检验了征地的影响机制,发现征地补偿是征地减贫效应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但不是唯一途径,补偿在征地的减贫效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效应所占比重约为59.5%。文章结论表明政府征地不仅有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还具有促进农户减贫,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     

推动内蒙古建设草原生态安全屏障的几点建议

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其中保护草原是生态系统保护的首要任务。总得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内蒙古借助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等国家重大生态保护工程，不断加大草原生态恢复和保护力度，取得了生态、经济和生态的积极效果。然而，由于政策不完善、实施不到位、配套不完备、外部支撑体系不健全等原因，使局部地区依然存在草原植被盖度高度降低、生物多样性减少、鼠虫害增多等生态退化现象，影响草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因此，建议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草原畜牧业扶持政策，增强可持续性、完备性的配套政策和外围支撑体系。     

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影响的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农村金融也在不断发展，金融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也是优化农村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研究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的影响。不仅可以明确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有助于我国从金融方面制定相关的扶贫减贫政策，为我国的扶贫工作开辟一条有效的途径。本文对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和贫困减少之间关系的文献进行总结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金融发展影响贫困减少的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分析，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阐述。     

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县域视角下的研究

本文在对普惠金融测度和普惠金融减贫效果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归纳的基础上,选取甘肃省43个国家级贫困县作为样本,采用系统GMM法,对县域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展开实证分析。结论显示,普惠金融能较好地降低贫困发生率,而贫困具有固化倾向,加大了贫困地区脱贫的难度。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脱贫不能落下一村一户

正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使命。我们要坚决完成全省脱贫攻坚任务,让贫困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去年四川省有5个贫困县摘帽,2437个贫困村退出;减贫107.8万人,减贫人口超出年计划2.8万人;全省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72万,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1.5%下降到4.3%。脱贫攻坚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四川省脱贫攻坚虽然取得了重大阶段     

新时代加强脱贫攻坚长效机制建设的对策研究——以郴州市为例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但是也存在一些共同性问题,比如提前脱贫摘帽的短期化现象、产业发展难以持续、农民自身发展能力提升缓慢等问题。因此,要实现贫困群众稳定脱贫。必须从政策引导、产业发展、能力提升、社会保障、生态补偿等方面构建长效机制。     

主体功能区建设生态补偿研究进展评述

随着主体功能区概念及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提出,其补偿的重要性也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本文在对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概念以及政策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对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相关内容的热点研究,其中包括：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人口转移及其相关对策、生态补偿的相关政策协调、生态补偿的绩效评价与法律基础以及草原地区的生态补偿研究。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云南藏区精准脱贫问题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六亿多人口成功脱贫,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制定的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目标的国家,为人类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国家的贫困状况呈现出新的态势,正处于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共存的一个双重性阶段。云南迪庆藏区作为云南省藏族居民聚居的重要区域,其贫困状况充分体现了这一双重性特点。因此,我们必须主动探索、勇于实践,坚持经济发展,脱贫在前,推动经济建设和精准脱贫工作向纵深发展,促进云南迪庆藏区精准脱贫各项工作科学发展。     

冀西北贫困成因及完善补偿机制的研究——基于京张生态等合作中问题的调查分析

冀西北是河北省最为贫困的地区，在全国范围内贫困县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特殊的地理位置、军事功能和生态功能不断显现，而经济功能在不断弱化，贫困是其必然结果。贫困将严重地影响到生态功能的正常发挥。文章基于京张生态等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出进一步合作基础和激励机制的缺失，完善相应的补偿机制：中央政府给予税收等优惠政策，同时应该建立中央政府和京张间转移支付制度，以形成发挥生态功能的坚实基础和有效的激励机制。     

南欧3国社会救助制度反贫困脆弱性：经验分析和比较反思

对南欧的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3国的最低收入计划的反贫困经验进行了讨论，从相对贫困率变化的角度看，南欧3国社会救助制度对于贫困减少仍存在脆弱性。同时，分析、对比了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城市贫困减少的效果，结果表明，就相对贫困而言，贫困减少效果目前还较为有限。最后，就制度设计、政策支持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提出了思考。     

新时代中国社会政策变化对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

为了增进民生福祉和社会公平,2013年以来中国社会政策进入全方位推进并强调共建共享的新时代,覆盖全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得到完善,精准脱贫攻坚大力推进,社会政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2013年和2018年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社会福利在此期间逐步提高,但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群体之间的社会福利差距依然存在;社会政策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缓解相对贫困,且社会福利收入的再分配是累进的,但社会政策在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上依然面临挑战.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应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优化社会政策,强化其再分配和减贫效果,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精准扶贫进行时——精准扶贫进行时（系列）

重庆，8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上，既有繁华的都市主城，又有偏远的贫困山村。为加快贫困地区减贫脱贫步伐，确保贫困地区与全市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庆市委、市政府决定，人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即对照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要求，找准“穷根”、扶到点上、扶到根上。同时进～步推动政策、资金、力量向贫困区县、贫困村、贫困户聚集，坚决限时打赢扶贫攻坚战。     

财政支农、乡村产业发展与乡村减贫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渠道之一，同时“产业兴旺”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经济基础，因此乡村产业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衔接点。本文将乡村产业划分为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构建了财政支农借助乡村产业带动乡村减贫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港澳台、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中介模型，实证检验乡村产业发展在财政支农减贫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农村贫困程度、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发展均呈现正空间相关性。(2)就全国而言，财政支农减贫效应显著，但系数绝对值较小，财政支农减贫效率仍有待改进；农业产业在财政支农减贫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显著，非农产业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目前财政支农在产业扶贫方面仍主要依赖农业产业的发展。(3)财政支农减贫效应与农业产业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性。(4)分区域来看，财政支农减贫与乡村产业的中介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均不显著。     

转型期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减少的影响——方法、特征和证据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快速上升的大背景下,农村减贫进程却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不一致性。基于此,本文在贫困分解的基础上,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减少的影响,解释上述问题。文章发现,(1)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收入不平等引起的贫困效应越强;(2)收入不平等越严重的地区,贫困对收入不平等的反映越迟钝;(3)1998年是我国农村反贫困性质发生改变的拐点。文章建议,今后农村反贫困政策的重点应从以促进收入增长的开发式扶贫向以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护式扶贫政策转变。并且,要实现快速的减贫目标,应当实施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发展政策。     

组态视角下农民创业减贫效果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创业作为激发内生力量的减贫手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农民创业各个层面的影响因素以及其经济影响，这为农民创业与减贫效果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鉴于此，本文基于组态视角，从农民创业影响因素的整体联系出发，以减贫效果作为创业结果，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将制度支持、资金供给、社会网络、知识资本、健康资本和互联网使用六个农民创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组合分析，识别出 5 种减贫效果较好的农民创业类型与 2 种减贫效果不佳的农民创业类型。研究发现，资金供给与知识资本是农民创业减贫效果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内外因素相互补充作用时，农民进行创业的减贫效果更好。本研究扩展了创业减贫理论，对促进农民通过创业手段自主脱贫具有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