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表现有助于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ESG）是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导向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ESG及其各维度表现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主要通过增强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而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的债务融资成本降低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性披露企业、高竞争程度行业以及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提出了加强企业ESG体系建设，强化企业对利益相关方的ESG披露以及政府进一步规范与优化企业ESG制度环境的政策启示。     

ESG表现与企业韧性

利用2019—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显著提升了企业韧性，使得企业在危机期间表现出更强的抵抗力和恢复力。细化ESG不同维度发现，相较于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对企业韧性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作用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通过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企业声誉和抗风险能力四条路径提升企业的危机应对能力，进而增强企业韧性。异质性检验发现，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增强作用在管理层决策视域较短、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较差的企业中更显著，说明ESG有助于解决管理者短视、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较差给企业带来的“生存性”难题，是企业于逆境中转“危”为“机”的重要驱动力。     

企业ESG绩效会影响商业信用融资吗？——基于信息传递与治理赋能视角

基于2007—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ESG绩效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ESG绩效提升了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机制检验发现,ESG绩效提高了信息传递效率和公司治理水平,从而影响商业信用融资;区分样本发现,ESG绩效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在低竞争地位、非污染性行业、东部地区和环保法实施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以上研究结论为企业进行ESG实践,提升商业信用融资水平提供了经验借鉴。     

ESG表现、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我国医药行业的证据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医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ESG理念的兴起为医药企业赋能提供了新的机遇。以2010～2020年我国220家A股上市医药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ESG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技术创新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ESG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非呈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技术创新在二者之间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表现为使倒U型曲线更加平缓、拐点右移，且高水平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环境责任维度E，二者在社会责任维度S和公司治理维度G的倒U型关系更显著；二者在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医药企业中的倒U型关系更显著、敏感性更强。本研究扩展了企业ESG表现的经济后果及其中的作用机理，为如何提高医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优化配置医药创新资源、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质量审计师与家族企业债券信用利差

利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家族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数据，从审计治理效应的角度研究在债券存续期内高质量审计师对家族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族企业中，来自“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和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能降低债券信用利差，这种降低作用是通过降低企业信息风险、抑制控股家族侵占行为实现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高、机构投资者参与治理程度低的家族企业中，高质量审计师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负向关系更为显著。结论从审计治理效应的角度丰富了有关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的理论研究。     

企业ESG表现与审计质量

ESG是指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从这三个维度反映了企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提高治理水平的非财务绩效情况。企业的ESG表现通过ESG评分体现,本文分析了ESG表现和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讨论了ESG报告鉴证和内部控制质量对于二者关系有何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ESG表现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企业参与碳交易能够提升ESG表现吗？——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分析

碳排放权交易能够将公众利益融于企业价值体系中,通过引导企业遵守社会规范、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对ESG表现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2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多期DID模型,检验企业参与碳交易对其ESG表现的影响,以及数字化转型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碳交易对ESG表现具有显著提升效应;同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碳交易对ESG表现的提升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CFO兼任董事或企业所在地区碳市场流动性更高时,企业参与碳交易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与高排放行业相比,其他行业企业参与碳交易对ESG表现的影响更明显。本文丰富了企业参与碳交易和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为研究ESG表现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对提升公司治理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ESG表现与企业金融化——内外监管双“管”齐下的调节效应

以2011—2018年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ESG表现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而企业内部监管会放大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效应,外部金融监管则弱化了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抑制效应、放大效应和弱化效应在环境、社会责任方面体现较为明显,而在公司治理方面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能通过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融资约束在公司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不具有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公司治理在非国有企业和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中表现出正向的金融化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ESG表现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理论机制,为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体系、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提供了依据。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债二级市场信用利差

在债券刚性兑付被打破以及债券违约日益常态化的背景下,党中央高度重视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值得关注和研究。从行为金融的角度,以中国上市公司在2007—2018年间所有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为初始样本,探讨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且正相关关系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管理者权力更强的企业中。结论丰富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对上市公司治理以及监管部门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债券市场定价

院文章利用2007年-2012年间我国公司债券发行相关数据,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影响公司债券的定价.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显著的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企业社会责任得分高的公司其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更高,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提高公司债券的市场定价.同时我们的研究结论对公司管理层和债券投资者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债券市场的参与者关注大股东股权质押吗?

文章以2011—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债券信用评级、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债券信用评级带来不利的影响,还会导致债券信用利差的提高;在国有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导致债券信用评级下降以及债券信用利差提高的负面影响更大;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可以作为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抑制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债券信用评级和债券信用利差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过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会计稳健性能够削弱产融结合与投资过度之间的相关性.     

负责任的银行贷款与上市公司ESG表现

本文以2013～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从上市银行中获取的逐笔贷款数据为基础，使用存在借贷关系的银企匹配数据集，就负责任的银行贷款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实际影响和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负责任的银行贷款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ESG评分，表现为贷款银行的ESG评分每提高1分，将会推动其放贷的上市公司后续ESG评分提升0.019分。机制检验发现，负责任的银行主要通过退出威胁、议价能力和信息披露机制改善上市公司ESG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异地银行更能改善上市公司的ESG表现；相比于国有上市公司，负责任的银行对非国有上市公司的ESG改善作用更大。区分ESG分项指标研究表明，银行的环境保护投资（E）、社会责任投资（S）和公司治理投资（G）均能有效促进上市公司相应ESG表现的改善。本文结论为理解银行在塑造企业ESG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政策启示。     

ESG表现、政府补贴与债务融资成本

企业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表现与其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是当前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以2011至2022年中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就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中介机制表明,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增强政府补贴强度,进而使得企业获取更低的债务融资成本。本次实证研究结果为推动企业践行ESG理念、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异质大股东治理会影响企业ESG表现吗——基于混合所有制和数字化转型视角

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ESG表现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异质大股东治理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异质大股东治理主要通过监督效应、互补效应和内部控制水平提升效应三种路径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异质大股东治理会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丰富了异质大股东治理的经济后果研究,并从企业股权治理的角度探究了影响企业ESG表现的因素,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内部治理对ESG表现的影响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社会信用治理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市场经济本质即信用经济,针对其深入发展过程中屡禁不止的企业败德现象,社会信用治理及其制度建设已成为治理失范行为的新方式。选取2012～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258个地级市信用数据,实证检验社会信用治理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社会信用治理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主要作用路径为缓解融资约束和抑制非效率投资。补充检验发现,企业的儒商精神内核与外部信用环境建设相辅相成、互补互促,使信用治理对研发投入的溢出效应表现更为显著。     

ESG表现如何影响企业声誉——信号传递视角

“双碳”目标下，企业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方面的表现对企业声誉的影响日渐显著。本文从信息传递视角出发，运用2011—2021年我国4177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ESG表现如何影响企业声誉。研究发现：ESG表现的改善能够向不同利益相关者传递积极的信号，在消费者和投资者中产生社会宣传效应，在政府部门中产生政府支持效应，在其他企业中产生治理示范效应，进而提升企业在各类市场主体中的形象和地位，并且这种作用在民营企业和成熟期企业更为明显。因此，企业应提升ESG治理水平，主动披露ESG指标，并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差异化ESG战略；政府部门要加强企业践行ESG理念的监管；投资者和消费者应主动关注企业ESG指标，实现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的高度融合。     

债券市场能识别并购后商誉减值的风险吗——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分析

以2010—2019年间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传递效率。研究发现:企业商誉减值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并购后计提商誉减值的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更高。与未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相比,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商誉减值后,债券信用利差会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市场对并购溢价高的企业的商誉减值信息反应更敏感,而对于使用现金支付进行并购后的企业商誉减值信息则较不敏感。此外,支持企业进行并购的宏观政策效应强化了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反应,商誉减值会通过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来增加债券信用利差。结果表明,我国债券市场能识别并传递商誉减值信息所带来的风险,为企业进行理性并购提供借鉴,也对进一步优化完善并购重组制度和防范化解商誉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     

连锁股东与企业ESG信息披露

基于2010～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连锁股东对企业ESG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够发挥协同治理效应,显著促进企业的ESG信息披露。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代理问题和降低融资约束是连锁股东促进企业ESG信息披露的可能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连锁股东对企业ESG信息披露的促进效果在稳定型连锁股东和环境敏感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不仅在理论和实证上丰富了连锁股东有关经济后果的研究,也拓展了企业ESG信息披露驱动因素的研究,为监管机构合理引导、持续推进ESG信息披露体系规范化建议提供一定的参考。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治理机制,能否发挥“激励效应”和“监督效应”,并对企业ESG水平产生影响亟需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样本,考察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ESG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后,企业ESG水平显著提升,此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与降低代理成本渠道提高企业ESG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化水平较低地区以及国有及高管持股较高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政府要鼓励企业积极参保,发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监督激励效应;强化内外部治理渠道,助力企业绿色发展;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制度设计。     

海外经营、东道国风险与债券发行利差——来自中国公司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伴随“走出去”程度的加深,中国跨国企业的东道国风险敞口越来越大,这将如何影响跨国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海外子公司的国家分布,利用国际国家风险指数（ICRG）,刻画中国上市跨国企业的东道国风险暴露及其对公司债券发行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风险上升将显著提高中国上市跨国企业发行债券时的信用利差,表明企业付出了更多融资成本以补偿债券投资者对企业海外业务高风险的担忧。从风险分拆来看,东道国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上升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显著提高信用利差。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具有国有背景、海外经营经验丰富以及东道国与中国关系越“近”,越有助于调节东道国风险对债券发行利差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