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发展，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基于风险决策视角，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管理层薪酬激励水平较低、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且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该研究结论丰富了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和企业风险承受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人力资本配置倾向性

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和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视角,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配置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规模和质量。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升内部管理能力和增加创新投入促进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规模和质量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中西部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在东部地区、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本文的研究将微观企业行为拓展至劳动经济学领域,为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解决就业问题、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本文以2015～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效果。机制检验表明：企业财务柔性在二者的U型关系曲线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此外，QFII不仅使国际化程度和数字化转型之间的U型曲线更平缓，还使U型曲线的拐点左移。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显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数字化转型的市场绩效：数字并购能提升制造业企业市场势力吗?

在数字经济时代“赢者通吃”的市场竞争格局下,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获得良好的市场绩效?本文将数字并购视作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冲击,利用2011～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字并购数据,在双重差分法(DID)的实证框架下对数字并购与企业市场势力之间的因果效应和影响机制进行识别与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并购对制造业企业具有长期持续的市场势力提升效应,且经济意义显著。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并购能够通过提高生产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强化服务型制造等渠道提升企业市场势力,其中服务型制造强化效应的解释力度最大,是实现企业市场势力提升效应的重要途径。此外,跨境和境内数字并购都能显著提升企业市场势力,但其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交易金额较大、主并企业是非国有企业以及主并企业处在平均市场势力较高的行业时,数字并购的市场势力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本文在数字并购这一独特视角下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市场绩效,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加快推进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以及绿色化方向发展。本文以2013—2022年上市专精特新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探究上市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内部因素中,专精特新企业更高的经营效率、更高的人力资本以及CEO信息技术背景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外部因素中,更高的行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更多的政府补助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据此,本文提出应提高人力资本、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因地施策从而助力专精特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基建、产业链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赋能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方式，但在转型过程中面临“产业链受制于人”导致的数字化转型激励不足问题。政府能否通过“数字新基建”的力量帮助企业塑造产业链竞争优势地位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尚未得到回答。本文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产业链视角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能够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交易成本较高、处于经济欠发达区域和属于高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效果更显著；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扩大供需、增强纵向与横向市场竞争等机制提升了产业链竞争力，从而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促进内部融资、提升外部关注和提质增效的经济效应。本文为建设数字中国背景下政府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避税

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化转型赋予了实体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避税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的避税程度。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企业管理费用来影响避税动机，且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避税的效果在治理环境较差、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企业的组别中更加显著。本文拓展了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的探讨，丰富了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政府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健全与完善税收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企业参与碳交易能够提升ESG表现吗？——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分析

碳排放权交易能够将公众利益融于企业价值体系中,通过引导企业遵守社会规范、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对ESG表现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2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多期DID模型,检验企业参与碳交易对其ESG表现的影响,以及数字化转型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碳交易对ESG表现具有显著提升效应;同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碳交易对ESG表现的提升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CFO兼任董事或企业所在地区碳市场流动性更高时,企业参与碳交易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与高排放行业相比,其他行业企业参与碳交易对ESG表现的影响更明显。本文丰富了企业参与碳交易和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为研究ESG表现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对提升公司治理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与时俱化”还是“望而却步”:管理者投资视域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企业管理者并非都具备长远战略目光。本文基于高阶理论构建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上检验了管理者投资视域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显示：管理者短视显著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管理者短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尤其是底层技术嵌入的抑制作用在高竞争行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风险承担水平和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缓解管理者短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短视的管理者通过削减研发投入和信息化投入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因此，应重视企业管理团队建设，充分发挥管理者人力资本的增量作用；强化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积极完善机构投资者的外部监督机制；明确企业自身战略定位，有序推进底层技术嵌入与技术实践应用。     

数字化转型是否降低企业研发操纵?

如何将数字化赋能于企业研发创新行为中，实现“数字化+创新”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下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的关键。本文以企业“创新投入高而TFP较低”的现象为切入点，以企业对研发投入的操纵行为为落脚点，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传导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进行研发操纵的概率，并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仍然成立。在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方式与企业科技禀赋下，上述结论具有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供应链合作的开放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与缓解降低信息不对称等方式，降低企业研发操纵的概率。对于经济后果，企业数字化转型既能直接影响创新绩效与生产效率，同时也能通过降低研发操纵的策略性行为而间接改善由此所产生的创新绩效和生产效率下降问题。本文不仅为经济体系所存在的“创新投入较高而TFP较低”的现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与解决路径，还为改善企业操纵研发投入的制度迎合行为以及促进产业政策有效实施，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微观依据。以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研发操纵行为，优化企业创新布局与生产绩效，对于实现数字化驱动下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新的发展动能，但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至今尚无明确的论断。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文本数据挖掘的方法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明显。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与降低代理成本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因此，企业应积极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打造多元协调的治理平台，营造开放共享的公司治理环境；政府应加快出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扶持政策，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强化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杠杆操纵北大核心

企业杠杆操纵会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宏观金融系统稳定,如何治理杠杆操纵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以2012~2021年A股非金融企业数据为样本,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路径、异质性特征以及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在替换变量、控制内生性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优化内部治理环境以及缓解融资困境的方式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通过表外负债操纵杠杆、资金技术密集型、低市场化进程以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样本组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具有穿透性,其对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有助于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并提高未来市场价值。相关结论为抑制企业杠杆操纵、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

持续创新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灵魂，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发展如何赋能企业创新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以2009～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基于不同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在数字化驱动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推动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西部、东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也略强于东北部、中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最为显著。     

金融改革如何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金融改革作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金融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国家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能够显著驱动辖区内企业数字化转型；金融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制度环境较高地区以及高技术行业、非国有企业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验证表明，金融改革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纾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创新。因此，应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增加创新投入，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国有股东能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吗？

以我国沪深A股2011—202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国有股东对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股东能够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机制与路径分析表明，提升社会地位、加强员工权益保护、增强研发意愿是国有股东改善参股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作用机制；国有股东通过挤出低学历及生产人员而优化参股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这一影响具有异质性，低政府干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能够正向调节国有参股股东的人力资本效应；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国有股东对人力资本结构的积极影响不仅在经营业绩上“做大蛋糕”，而且在要素收入分配中“分好蛋糕”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人力资本升级方面的文献，又为民营企业利用国有资本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供借鉴。     

头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通过发挥头部企业优势来释放数字红利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区分头部企业和追随企业的基础上,本文将两类企业数字化转型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内,从理论层面考察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追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进一步地,本文使用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提升了追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机制检验表明,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是其中的重要作用路径,并且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大于负向竞争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头部企业与成立时间短的头部企业对追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带动作用更大。本文为充分发挥头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以大带小”的作用,推动行业内头部企业与追随企业数字化协同发展,缩小企业间的“数字鸿沟”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助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理论与路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当前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成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机制检验及异质性检验等方法 ,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与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发挥中介作用;对不同所有权的企业而言,进行数字化转型均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效果更强;相对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成熟期企业中二者作用效果更强。因此,企业应加快数字技术在各环节的应用,激发数字化转型积极效应;提升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实施有差异化的转型战略;政府应发挥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优化数字化转型外部环境。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来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数字化转型是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在当今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此，选取2013—2021年我国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策略对其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中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策略的实施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为构建数字中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参考。     

异质大股东治理会影响企业ESG表现吗——基于混合所有制和数字化转型视角

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ESG表现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异质大股东治理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异质大股东治理主要通过监督效应、互补效应和内部控制水平提升效应三种路径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异质大股东治理会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丰富了异质大股东治理的经济后果研究,并从企业股权治理的角度探究了影响企业ESG表现的因素,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内部治理对ESG表现的影响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创业导向、动态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我国2015—2022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创业导向—动态能力—数字化转型”路径机制,研究发现：创业导向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这一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创业导向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动态能力来促进数字化转型;异质性检验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而言,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创业导向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强。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层面的前因研究及路径机制,对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经济系统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