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AR模型的国际投机性资本冲击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用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对2000年以来国际投机性资本冲击中国的规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实际利差、实际汇率变动、房地产收益差、储备资产/M2等因素都能对国际投机性资本在中国的规模造成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还就防范国际投机性资本冲击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原因及影响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套利和套汇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动机,且套汇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要大于套利的影响。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对消费者物价指数影响不大,但对股票市场影响显著,并会推动股票价格指数的上升,现阶段经济发展尚不完善,因此,应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采取积极的监管措施。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资本流动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使用1996年2月-2020年1月35个新兴经济体的跨境股票型基金微观数据,实证考察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下降,这一影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更为显著。受国别因素影响,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一国外汇风险暴露水平更高、国际金融一体化风险更大、与美国直接贸易联系更紧密,受到的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显著,更高的利率水平有利于缓解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处于研发密集型行业下游和邮政通讯、金融商业服务等行业下游的经济体影响显著。渠道分析表明,全球投资者对新兴经济体的国别风险情绪变化是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重要传导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主要受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加征关税会显著降低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在金融开放进程中,新兴经济体应防范外部不确定性引发的资本流动剧烈波动风险,保持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稳定。     

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影响外汇市场稳定吗

随着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日益加深,跨境资本流动与外汇市场的关联愈发紧密。本文梳理了资本流入和流出对外汇市场压力的传导机制,并构建NARDL模型刻画了跨境资本流动与外汇市场压力的短期和长期关系及非对称影响。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从资本流入角度看,各类资本流入对外汇市场压力的短期影响存在异质性,而长期中各类资本流入的正向冲击带来了显著的升值压力;(2)从资本流出角度看,短期内OFDI和证券投资流出的正向冲击带来显著的贬值压力,而资本流出的长期影响不确定;(3)不同类型资本双向流动的正、负向冲击对外汇市场压力具有非对称效应;(4)汇率市场化改革减轻了资本流入正向冲击带来的升值压力。     

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与国际资本流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85年～2005年的年度数据对我国银行体系进行脆弱性测度,并在此基础上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各国际资本流动方式对我国银行脆弱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除了海外债券净流入,其他各国际资本流动方式与银行体系脆弱性都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最后,本文认为,我们必须从银行自身的改革及对短期国际流动资本风险的防范入手,降低资本流动对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的实证研究

当前,金融危机对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但甚少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严格的实证分析。文章以我国2005年7月至2012年12月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月度数据为样本,采用干扰分析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ARMAX检验的结果表明,金融危机降低了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水平,但不显著;考虑了GARCH效应之后的结果则表明,这一负相关关系显著存在,这表明,金融危机确实降低了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水平。此外,GARCH效应的存在意味着我国短期资本流动的模式在金融危机之后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因素

建立中国长期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协整方程,实证分析2000年到2007年底我国国际资本流动情况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发展始终是国际资本青睐中国的主要因素。而短期资本流入对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值得关注。     

输入型因素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分析

自2010年开始的新一轮通胀,学界的一个观点是本轮通胀具有显著输入型通胀特征。鉴于此,本文从国际贸易及资本流动渠道实证分析输入型因素对我国通胀的影响。结果表明本轮通胀主要由自身惯性造成,输入型因素对我国通胀的影响较小。因此本文建议治理输入型通胀时应以预防为主,治理为辅。     

外资银行、人民币资本项目间接兑换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

最近,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双边协议,中国在加入WTO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加入WTO意味着我国银行市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总体看来,我国银行市场开放可分为四个步骤:一是外资银行①对外国客户(指在中国境内的外国机构单位,包括三资企业、非盈利机构、政府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派出机构等)提供国际金融业务服务;二是外资银行对中国企事单位、社会团体等提供国际金融业务服务;三是外资银行对中国企事业单位等提供人民币金融服务;四是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从事个人金融服务.另据中美达成的协议,美国银行在中国加入WTO两年后,即可对中国的企业法人等提供人民币业务的服务.在我国资本市场开放之前,这将对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兑换性以及我国与国际之间的短期资本流动等都将带来较大的影响.     

自贸区的影响与资本流动——以上海为例的自然实验研究

自贸区是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是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及应对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而先行先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基于此,本文以上海自贸区为例,从自然实验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样本期内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对上海地区资本流动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1)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得到对照组(广东),并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发现,自贸区对上海资本流动有显著影响,表现为对对外投资的影响力度要远大于实际利用外资;(2)采用改进后的合成控制法发现,通过基于控制省市的权重所得到的"合成上海"对上海设立自贸区之前的模拟程度更高;(3)通过安慰剂检验,证实了自贸区政策对包括上海在内的相关省市都是有效的,尤其在促进对外投资方面;此外,为了排除其他地区也可能通过自贸区进行资本流动这一因素的影响,我们采用了比例模拟进行了相关检验,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法律制度、资本流动与国际收支失衡——基于法与金融学的视角

本文通过对48个国家(地区)国际收支平衡表两个账户顺差、逆差年份的均值检验发现: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国际收支表现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普通法系国家更多地表现为资本账户顺差和经常账户逆差,而大陆法系国家正好相反。作者认为法律制度由于影响到国际间资本流动,从而它是造成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之一。法律不仅通过影响一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从而作用于国际资本流动,同时它本身就是一个影响资本流动的独立因素。     

我国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1982-2004年期间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际资本流动存在着数量上波动性和方向上双向性之特点,其主要影响因素是人民币汇率预期,其次是物价水平和名义汇率,而利率因素的影响并非显著。其政策含义是,在当前内外经济条件下,人民币升值并非可举之策;但在长远,资本流动的双向性决定了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约束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资本流动约束的问题 ,它严重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约束产生的结构根源 ,并对资本流动约束的损失效应进行了模型分析 ,最后对资本流动约束产生的融资效应、投资抑制等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     

经济一体化、公司所得税竞争与FDI流动研究——以新老欧盟成员国的税收竞争为例

本文在Ottaviano(2005)的税收竞争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公司所得税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并利用实证研究论证了欧盟内新欧盟成员国与老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公司所得税竞争对FDI流动的影响。分析表明,欧洲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是导致税收竞争加剧的最主要原因。东道国降低名义公司所得税率对资本流动没有影响,只有相对于母国实际税率的降低才是影响资本流动的关键因素。     

知识经济条件下智力资本流动与增值研究

现在社会已经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要求企业具有自己核心的智力价值。企业要想发展的更为迅速、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就得加大对知识的重视程度。智力资本是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体现。之前的企业资本主要是固有资产,厂房、机械等固定不变的资产,而随之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企业资本的主体已经不是这些固有资产,而变成了智力资本。一个企业要想提高与其他企业之间的竞争力,加快企业发展的速度,就必须加大对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丰富企业的智力资本。     

入世后中国利率环境的变化及利率趋势

利率 ,作为资金或资本的“价格” ,与一国的储蓄投资、宏观经济调控紧密关联。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发展 ,利率的价格调节功能对中国深化经济改革和优化经济发展日益重要。加入WTO后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 ,利率环境即决定和影响中国利率的诸多因素将发生变化。通过实证分析入世后中国利率环境的变化 ,在对影响利率各因素详尽分析的基础上给出入世后中国利率趋势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学毕业生人力资本存量贬损及对策研究

人力资本存量贬损指人力资本承载者获得收入的能力、拓展收入空间能力的弱化或消失,其实质是承载者无法获得既有投资决策时点的预期投资收益。大学生在我国＂毕业即失业＂的事实属于人力资本存量贬损现象。初始投资决策失误,保留工资水平过高,投资收益回收路径过少是贬损的内因;经济不景气,城市人力资本市场的供给激增,人力资本市场供求错位,企业、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对职业培训供给不足是贬损的外因。可通过个体的后续人力资本投资、构建高校就业助推机制和营造社会的就业援助氛围,形成个体、高校、社会的三级联动应对体系。     

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度的测算——基于资本项目名义开放指数的借鉴

长期以来,人们只看重货币国际化结果,以占全球贸易计价结算比重、外汇交易比重、国际债券比重、外汇储备比重等相关指标衡量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而忽视货币跨境流动放松过程,即一国货币的跨境流动自由化程度。货币国际化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结果,包含进程和结果两个层面,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过早过快放松本币流出入会引发经济金融风险,某些情形下进程比结果更值得关注。构建人民币跨境自由度指数涉及强度赋值、项目设置和权重确定三方面内容。在梳理2019年第2季度前我国货币政策基础上,对2008年至2019年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度、证券投资项目下的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度以及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度进行评估,并以美国近5年各项目下的资金流动平均占比为权重,构建了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化指数,考察2008—2019年人民币跨境流动自由化程度,结果显示人民币国际化进展较快,跨境流动已得到很大程度放松,而且人民币流入自由程度显著高于流出自由度。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持续遵循先经常项目后资本项目、先流入后流出、先机构后个人、先大额后小额、先风险小项目后风险大项目的次序,提高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稳定性,降低无序流动的投机风险;严格管控证券投资、其他投资、衍生品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流动,并依据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及审慎监管能力进行调整;大力提升经常项目的人民币结算比重,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提高非居民间的人民币使用频率和使用规模;充分评估各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流动和本外币兑换自由度,提高两者的协同匹配程度,降低因两者不匹配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The global value chain under imperfect capital markets

This paper develops a model to study how suppliers' financial constraint interact with suppliers' position in a global value chain. I embed financial frictions into the property-rights model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s in Antràs and Chor (Econometrica, 2013, 81 , 2127), to deriv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ownership rights alo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model predicts that multinational firms are more likely to integrate downstream intermediate input suppliers in countries with wea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he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s sequential complements. Using US intrafirm trade data for the years 2000–10, together with a triple-interaction term between "downstreamness" of an industry, demand elasticity of an industr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I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supports the key prediction of the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