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口退税负担机制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针对出口退税新政仍然面临出口欠税隐患仍然存在、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抵制等一系列困境,本文从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利益关系的角度,分析指出目前“双肩挑”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必然导致政府间的财政利益不平衡。因此,必须要从产生政府间财政利益的不平衡的根源——“坐地分成”的增值税体制着手,通过近期和远期两种方案的配合运用,才能构建稳定而有效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     

企业并购中政府行为的目标选择与寻租分析

政府行为总是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企业并购中 ,政府介入企业并购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企业并购中的政府行为过程 ,也即政府各子目标的博弈过程。政府行为在企业并购中同时受“公共利益”假设和“经济人”假设双重调节 ,并购的寻租模式也由此产生 ,进而导致了并购参与者之间的利益调整。在单一产权结构下的企业并购 ,由于并购主体间仍然存在相对独立的利益边界 ,政府行为的目标选择和寻租模式均能合理存在。同时强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行为目标有所区别     

货币政策的地方化及其终结

A 我国货币政策地方化问题休现在执行主体、政策目标、调控中介及客体和调拄效果四个方面。 1.货币政策执行主体地方化。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执行主体的地方中央银行（包括省级、地市级和县级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地方央行）,均按一级行政区划对应一级央行的方法加以设里,由此,形成了货币政策执行主体的几个因素。其一,出于地方经济利益和自身政绩的考虑,地方政府往往更关心本地经济,因而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经济干预;其二,实现本地区经济发展目标需要的大量资金投入,除了地方财政拔款和企业及主管部门自筹以外,其余大部要依靠银行贷款D 地区经济发展筹集更多资金,而把政策加以解决;其三,地方政府与地方央行有D 性资金、重点建设资金和“安定团结”资着天然的“地＄”联系,地方政府在地方 l 金等缺口和通胀压力向上推托。央行的人事组织上拥有很大发言权,且13.货币政策调控中介及客体地方地方央行的实际问题均由地方政府出面D 化。这突出体现在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解决。因此,在权衡与上级央行和地方政【银行的经营行为以及它们与地方政府的府的关系时,地方央行往往伯重于地方D 关系上。政府,这就导致地方央行在执行货币政D 一方面,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和货币策时更多地屈从于地方政府的横向压【政策的调控客体     

从财政体制改革角度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中国最为复杂的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关系,而财政体制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获取与分配,从而影响着各级政府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分配。财政分配集中体现各种政治力量利益、矛盾与冲突。财政体制是经济利益转化为政治利益的“转换器”。每一次的财政制度变更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都是一次调整。     

治理“三乱”不能放松

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 ,被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共同称之为“三乱”。“三乱”泛滥 ,加重了群众和企业的负担 ,损害了国家利益 ,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早在 1 987年 ,国务院就发出治理“三乱”的通知。从 1 987年至今 ,已整整过去 1 4个年头 ,全国经过四次从上而下大规模的整顿治理 ,“三乱”已有所收敛 ,但在一些地方却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有的地方和部门还相当严重。一、职业寻租凡是“三乱”盛行的地方 ,只要人们对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稍作分析 ,就不难发现“三乱”与职业和职权寻租有着很大关系。如…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博弈分析

本文通过企业、政府、社会利益博弈分析指出,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监管,企业与地方政府必然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做出有损于社会的行为.如果中央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策略进行选择,其最佳策略是加大对地方政府,而不是对企业的监管.     

行政区经济运行及其矛盾的内在机理

文章将地方利益和地方政府权限作为分析的两个基本立足点,将其行为主体——地方政府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并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解答。     

靠市场,不能靠官场

<正>汪立成:尊重政府,但若即若离作为一家著名民营股份制企业集团创建者,对于“官与商:离不开,靠不住”这个古今中外都无法回避的利益纠葛话题,——10月24日上午,华立控股董事局主席汪立成以传真发回了见解和看法:一、政府再小也是政府,企业再大也是企业;二、要依靠政府,但不能依赖政府;三、尊重政府,但若即若离;四、要相信法律法规,不要轻信政府的承诺;五、通过权钱交易而获取利益的方法,无疑是踩在“地雷”上生存。     

地方政府竞争发展趋势及完善建议分析

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竞争引发了GDP竞赛,创造了中国宏观经济近三十多年来的“增长奇迹”,但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中的“以手投票”机制和“以足投票”机制在我国作用甚微,地方政府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来自居民的民主评议和民主监督难以奏效,因此,本文就地方政府竞争发展趋势及完善建议进行分析。     

地方国有与地方保护主义—中国横向经济协作的制度障碍

建国以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间人均收入差异的变动大致呈“V”（或U）型,即经历由变小又变大的过程和趋势,成了威廉逊差异变动趋同（即倒U型）理论的一个反例。本文认为,如果用威廉逊的理论分析中国区域差异的发展趋势必须至少加进一个威廉逊分析中没有的因素,即地方国有以及建立在地方国有基础上必然相伴随的地方保护主义,这个因素必将给市场机制在区域趋同过程中的作用大打折扣。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活动的主体,要鼓励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对地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减弱和企业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将是促成区域差异趋同的最重要的动力。     

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利益博弈时代的来临

利益博弈时代,显然不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突然出现的。在最近的几年中,有几个重要事件已经在预示着利益博弈时代的到来。 案例1是围绕121文件的利益博弈。房地产是近年来中国利益博弈最典型的一个领域,房地产集团也是目前中国发育程度最高的一个利益群体。房地产集团最漂亮的一次博弈是2003年。当年6月13日央行出台121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商业银行严控开发贷款、严控土地储备贷款、严防建筑贷款垫资、加强个人住房贷款管理等。对此,房地产商动作频频,各种研讨会相继召开,业内的头面人物纷纷发表讲话,并写出一个报告上报给国务院。舆论认为,这个举动促成了国务院18号文件的出台。由此,房地产的“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地位得到官方确认。可以说,在改革以来的20多年中,一个利益群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甚至改变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这还是第一次。案例2是陕北油田产权之争。此案被称之为“保护私有财产第一案”。1994年4月13日,原中石油和陕西省政府签订了《关于开发陕北地区石油资源的协议》,从中石油和陕西延长油矿管理局已登记的探矿权、采矿权区块中,划出1080平方公里的区域,交由地方市县组织开发。从此,陕北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招商引资。1999年7月、原国家经贸委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文,要求陕北各县政府“坚决停止和纠正允许投资商参与石油开采活动的做法”和“杜绝越权审批石油区块及井位的行为”。2003年春,陕北地方政府采取“先收井,后清算”的办法,突然强行收回油田。政府支付的回购款,只有他们实际投资的20％。这次事件涉及陕北上千名“油老板”和数万农民,他们曾拥有15500余口油井,价值70亿元以上。自2003年以来,他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维权行动,包括司法诉讼、发动舆论声援、组织座谈会、开办网站等。事件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案例3是两税合一。从阵营来看,可以看出,大体是财政部、内资企业和部分专家学者为一方,商务部、外资企业以及一些地方政府为另一方。2005年1月12日,财政部表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已经迫在眉睫,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拖了。”但也几乎就在同时,2005年1月5日,一份名为《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若干看法》的报告出台。希望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能够就现有的优惠政策给予外商投资企业5-10年的过渡期。2005年3月9日,“两税合一”的议案没能付诸表决。《华尔街日报》对此报道说：“这使外资企业暂时赢得了一场胜利。”     

融合发展下物流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随机演化分析

物流与制造业作为碳排放最大的两个行业,两业融合发展下的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行动。论文考虑内外部随机干扰引入高斯白噪声,构建由地方政府、制造商与物流企业构成的三方随机演化博弈模型,讨论随机博弈系统稳定性并求得参数数值边界,结合数值仿真方法对影响两业协同绿色技术创新的因素做敏感性分析。分析表明：奖惩措施能够有效促进两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经济利益不是地方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推行低碳生产运输获得社会公信力是地方政府看重的要点。在“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下,物流企业是愿意承担更多绿色创新成本的一方。高强度的信息披露与自查力度是推进两业协同绿色创新的有效手段。随机干扰强度与主体策略选择波动成正比,地方政府展示出了最高的稳定性,制造商表现出最大的波动性,政府与物流企业需要重点关注制造商的消极创新行为并对合作契约进行优化。     

企业会计信息造假的系统分析

企业会计信息造假系统一般由企业经营层、会计人员和会计中介机构组成,特殊情况下还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系统内成员以利益(经济利益或权利)为纽带,分别扮演“导假”、“制假”、“护假”、“证假”角色,整个造假行为环环紧扣、技术高超,呈现出系统化、隐蔽性强的特点,一般难以发现其漏洞及破绽。     

区域竞争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及其规范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兼具“政府”和“投资人”两种身份。正是由于这种身份的双重性,使地方政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如何规范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使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相协调无疑是我们目前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国乡镇制度外财政分析

<正> 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使农产品商品率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农村组织制度方面,“大包干”生产责任制普及,农村政权建设以1984年以来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建立为标志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我国农村经济格局和组织制度的上述发展给乡镇财政带了显著的变化,其特征可以概括为: 1.1980年开始实行的以财政“分灶吃饭”为开端的各级财政承包制的实施,使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支出联系在一起,给各级地方政府带来了看得见的实际利益,由此启动了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发展。     

试论我国政府债权的科学分解及合理配置

自从赋予地方政府合法的举债权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蔓延态势仍在持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当前只是将举债权赋予地方政府,对债权的细化分解及合理配置问题却考虑得不够具体深入,使得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本文首先阐述了对政府债权应该怎样科学分解,然后分别从举债权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配置、举债权在政府与原投融资平台公司之间的配置、举债权在政府与立法机构之间的配置、举债权在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配置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     

我国创业企业投资模式研究

我国创业企业投资主体包含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大学和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可以采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大学、科研院所——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中央政府——商业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等投资模式。根据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类型的投资模式,以更好地引导各参与主体的加入和促进创业投资的良性发展。     

中国地区产业结构同构化成因的博弈分析

地区利益始终对地方政府行为是一种基本的制约因素,地方政府有关产业调整和发展的博弈行为是在追求地区利益中开始和结束的,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不懈追求是形成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为了印证这个结论,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并就如何消除产业结构调整中地区利益的障碍作用提出了若干政策性建议。     

城乡公共服务：从均等化到一体化--兼论落后地区如何破除经济赶超下的城乡“二元”困局

文章基于我国落后地区破除经济赶超下城乡“二元”困局的现实背景,在从理论概念上比较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一体化异同的基础上,首先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框架论证并揭示了我国现有模式下落后地区地方政府经济赶超驱动将导致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陷入困局的作用机制,以及如何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机制以保证在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在既有经济赶超驱动下实现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变“被动扶持”为“主动支持”的破局构想;其次以实际数据分析加以佐证。研究表明：(1)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一体化的本质区别将直接决定地方政府利益的不同侧重点及其由此产生的不同后果。(2)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核心是将地方政府利益重心从城市转向城乡,重点促使落后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收益提升和支出成本下降,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由“被动扶持”转化为“主动支持”,彻底走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下的“二元”困局,实现落后地区地方政府经济赶超与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利益相容。     

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个体理性的效率追求是经济活动的动力,但个体理性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本文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概念的相对性出发,探讨个体、地方政府、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本位利益的追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离。纯粹的市场效率追求会导致“市场失灵,”政府在解决“市场失灵”时如果无法有效约束个体理性的本位利益追求与政绩偏好,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政府失灵”。在“双重失灵”的情况下,集体行动的逻辑必然导致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境。要在个体理性的效率追求与集体理性的“共同信念”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明确政府责任并进行追加性制度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