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政府转移支付与农村贫困——基于预算内外和收支双重维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减缓贫困是国内外理论界近来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章首先基于中国财政分权实践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了预算内外收支分权影响贫困的作用机制,然后以政府转移支付作为门限变量,通过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1995-2010年间我国财政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一是预算内收入与支出分权能够显著减少农村贫困,且预算内支出分权的减贫效果更加明显。二是预算外财政收支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预算外支出分权有利于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而预算外收入分权程度的增加会恶化农村贫困,但并不显著。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贫困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当政府转移支付比例低于门限值0.6965时,中央政府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有利于缓解农村贫困;反之,则不利于减少农村贫困。     

西方发达国家转移支付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一、西方发达国家转移支付制度分析西方国家按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可以分为集权、分权、集权和分权相结合三个类型。集权国家的代表有法国和英国,分权的代表有美国和加拿大,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国家代表是日本。转移支付制度作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其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模式和特点也不尽相同。本文取具有代表性的法、美、日、加四国,就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简要分析。美国是联邦制国家,采取的转移支付制度是自上而下的专项拨款模式。其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主要包括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补助和州政府对下级…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土地财政: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分税制背景下的财政分权与转移支付对土地财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市级政府支出分权明显高于收入分权,存在财力和事权的不对等。收入分权与土地财政没有显著关系,支出分权与土地财政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分税制引致地方政府事权的不断扩大是引发土地财政的主要原因。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土地财政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能有效缓解土地财政。上述关系还受到地域的影响,在西部地区影响关系最为显著。     

县级政府人力规模与省以下财政体制——基于灰色关联分析

利用湖南省1995-2008年的县级数据,以灰色关联度分析作为工具,采用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分权、财政自给率、人均净财政转移支付指标,从财政分权与转移支付视角对省内财政制度安排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指标度量的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呈现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省内支出分权对湖南省县级政府人力规模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为省内收入分权、县财政自给率和县人均净转移支付。这说明湖南省省内财政划分体制可能具有某种助长县级政府人力规模扩张的基因。这一发现表明,实行合理的省内财政分权和适度的转移支付规模是湖南省控制县级政府人力规模急剧膨胀的重要途径。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福利性支出效率

分税制改革加强了中央财权，在支出高度分权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大规模转移支付平衡地区财力，尤其是提高落后地区的福利性支出。这样的分权模式在制度设计上既注重效率也兼顾公平。然而数据描述却显示各地区福利性公共物品的差距并没有随着财力均等化而逐渐消失。为了解释该现象，本文利用1998-2006年地市级数据进行的计量分析显示，随着专项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增加，地方福利性支出效率下降，而税收返还和支出效率之间显著正相关。这符合经典财政分权理论，即由缺少信息优势的中央政府安排支出会降低效率。此外，“粘蝇纸效应”也是造成地方福利性支出效率下降的另一个原因。这些结论为未来的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     

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

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比较重要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实行的财税制度是:"统收统支"制度,"分灶吃饭"制度和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权逐渐集中到中央政府的手中,整个政府的财政状况可以形象描述为"中央财政锅满钵满,省级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哭爹喊娘."财力与支出责任的不相匹配,使得地方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近年来的"土地财政"的出现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中央政府为了支持地方政府的发展,实行转移支付制度以弥补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然而,近年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仍然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被用于何处.中央支付转移支付制度设计取向是在于支持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实现社会的公平.随着转移支付的增加,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并没有得到改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并没有因此而增加.转移支付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决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中央政府增加的转移支付到底去了哪里,在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何解释省内财政分权:一项基于中国实证数据的研究

省内财政分权的决定因素是当前财政分权研究的新的分支。尽管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省内财政支出分权差异极大。文章对如何解释省内财政分权,省内财政分权的差异有什么样的政策启示进行了研究。基于1995年至2006年的面板数据,文章应用固定效应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方法来研究省内分权的决定因素。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获得中央资助最多的省份,省内支出分权的程度最低。研究表明,中间层级政府(主要指省级政府)也有截留转移支付的可能。基于新的委托代理理论,文章认为,中国需要考虑建立更加透明、有效率的转移支付体系。而省内支出分权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规范。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污染问题研究——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了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验证。动态面板实证分析表明:其一,财政分权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和模式,降低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并最终影响环境污染水平;其二,财政分权对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在环境方面的投入强度和方向也形成较大的制约;其三,财政分权明显改变了区域产业发展结构,带动了高污染产业的发展,加剧了污染物的排放。此外,本文多种稳健性检验结果也基本支持了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污染间的关联效应。     

财政集权过程中的转移支付和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

结合财政分权的理论文献,本文描述了中国最近10多年来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变,并分析了财政集权过程中转移支付增加对地方财政供养人口的影响。利用中国1994—2003年县级面板数据和工具变量方法,我们从实证角度确立了转移支付增加与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的因果关系,并指出在我国目前的政府管理体制下,上级政府面临着无论增加哪种转移支付都可能带来问题的两难处境。要在控制政府冗员增长的同时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中国需要建立一个财政上更加分权和行政管理上更有基层参与性的政府管理体制。     

中国式财政分权问题探讨

近年来,财政分权问题受到世界各国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财政分权理论的概述,理解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实践经验,具体分析了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特点、已有成果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两个具有可行性的改革方向：建立和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财政不平衡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分税财政体制下中央和地方财政不平衡这一事实分析了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和SYS GMM方法实证研究了财政缺口、财政不平衡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效应。结论表明：在分税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财政缺口的存在，并不利于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转移支付作为弥补财政缺口、均衡中央与地方财政不平衡的主要机制，对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产生了显著的激励效应。另外，尽管较高的转移支付筹资水平和专项补助方式有助于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激励，但在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不平衡的分税财政体制框架内，这一供给激励机制将会大打折扣。     

财政不平衡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分税财政体制下中央和地方财政不平衡这一事实分析了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和SYS GMM方法实证研究了财政缺口、财政不平衡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效应。结论表明：在分税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财政缺口的存在，并不利于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转移支付作为弥补财政缺口、均衡中央与地方财政不平衡的主要机制，对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产生了显著的激励效应。另外，尽管较高的转移支付筹资水平和专项补助方式有助于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激励，但在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不平衡的分税财政体制框架内，这一供给激励机制将会大打折扣。     

Fiscal Transfers in a Monetary Union with Exit Option

It is widely debated whether a monetary union has to be accompanied by a fiscal transfer scheme to accommodate asymmetric shocks. We build a model of a monetary union with a central bank and two heterogeneous countries that are linked by a fiscal transfer scheme with repercussions on monetary policy. A central bank aiming at securing the existence of a monetary union in the presence of asymmetric shocks has to compensate single countries for the tax distortions arising from fiscal transfers. Monetary policy may become more expansionary or restrictive depending on asymmetries between member countries' inflation aversion and exit costs.     

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均等化 效应测度与评价——基于横向财力失衡的多维视角分析

本文以我国横向财力失衡的财政调节效应为视角,采用省级财政收支数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以及我国各区域人口数据,运用泰尔熵指数模型对我国现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财力均等化效应进行了多维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中央转移支付制度对横向财力失衡的调节方向和调节力度呈现多重性、复杂性特征。最后,本文围绕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均等化定位提升、策略调整以及制度创新等多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论财政调控与转移支付体系的完善

财政调控作为一种比行政控制更为适当和有效的调节地方政府行为的方式,可以通过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来实现。而我国目前财政转移支付形式繁多、结构不合理、分配方法不规范,为此,迫切需要调整转移支付的模式选择、改进转移支付的结构和分配方法。     

论分税制下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努力差异——基于功能与地区多重分类考察的另类荷兰病分析

文章主要研究分税制下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地区财政努力差异的关系.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和对转移支付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在总体上抑制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就区域效果而言,转移支付在促进东部发达省份财政努力的同时,抑制了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财政努力;就转移支付的功能类型而言,以税收返还为主的条件性转移支付会激励地方政府努力征税,而非条件性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和专项转移支付将不同程度地抑制地方财政努力.这就产生了挤出效应与另类"荷兰病"的问题.     

我国不同形式转移支付财力 均等化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基尼系数分解的方法考察了我国转移支付的地区间财力均等化效应。计算结果显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在资金分配上均向财力较弱的地区进行了倾斜,具有财力均等化效应,在强度上,一般较专项要强。在构成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诸多子项目中,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向财力较弱地区的倾斜程度最强,教育转移支付次之,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励补助以及调整工资转移支付。但是由于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较大,财力均等化效应最强。     

中国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的度量及地区分解——基于地区间公共支出成本差异的视角

本文基于地区间公共支出成本差异的视角,引入人均公共支出成本的变量,采用加权变异系数对中国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进行度量,认为中国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小于地区间财力差异;并采用Theil系数对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进行地区分解。得出的结论为：东部地区内部的差异和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是构成中国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的主要因素;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曾经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包干制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收入划分办法和转移支付办法是导致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的重要原因。进而提出逐步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政策建议。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国家资金投入、税收优惠政策与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安排在地区间的非均衡性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扩大有着十分突出的影响,而这又归结为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财政政策选择.借鉴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应调整财政投资的区域布局和区域性税收政策,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中国式分权下的区域创新绩效研究---基于资源获取与资源配置视角的分析

依据资源基础理论,财政自主权作为一种有价值、稀缺、不可完全模仿、组织可利用的财政资源,是地方政府取得良好区域创新绩效的来源;使用2007—2016年中国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①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考虑财政分权异质性、创新绩效异质性、创新强度、内生性等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②地方政府在运用支出自主权为获取良好的区域创新绩效时,存在"软约束"问题,即收入分权对支出分权与区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约束作用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转移支付的"公共池"效应与创新锁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