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的转型困境与基于正式制度的破解

面对当今农村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转型理论角度分析了原因,并由此认为乡村自治所依赖的非正式制度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而历史和现实因素又决定了正式制度在农村的匮乏,治理机制的空白导致了农村众多社会问题的出现。要破解农村转型困境,必须要依赖于政府对农村正式制度的建设和有效实施,有效的正式制度也是使农村社会与经济发展呈现正向反馈的主要保证。     

浅析西北地区农村非正式金融问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当前，制约“三农”问题解决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农村资金的短缺，而农村非正式金融制度的存在是对正式金融制度供给不足的有力补充。本文主要从非正式金融兴起的原因，引起的社会效应以及针对非正式金融的政策建议展开分析。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硬核”喊话的逻辑——一个法社会学的考察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组织领导的村庄防疫是贯彻落实国家防疫安排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一过程中,村支书的“硬核”喊话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支书的“硬核”喊话直观反映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自治权力运行的具体样态。在乡村社会中,喊话主体、喊话工具、喊话风格和喊话效果的合力,促成了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内在逻辑自洽。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应在肯定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功能和价值的基础上,理性认识并合理吸纳农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赋予村支书及村党组织必要的自治权力和自治空间,并积极发挥村支书推动法治乡村建设的枢纽作用,形成农村地区自治与法治的良性融合。     

卷首语

目前,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农村社会转型与“三农”政策取向》一文指出,随着大量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半耕半工”型的经济结构已经覆盖了中国大部分村庄,广大农村已经从传统的“全耕社会”(或称“农耕社会”)演进为“半耕社会”(或称“农工社会”)。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经济转型进入任务最艰巨、困难最突出的阶段,“三农”问题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必须把握好“三农”问题的政策方向和重点,尽最大努力减轻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阵痛”,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健康、稳步发展。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私人治理的制度逻辑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私人治理机制进行剖析不仅有助于揭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高治理效率之谜,还有助于为农村非正规金融规范化转型与发展提供新的线索。研究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私人治理机制是指一系列旨在保障民间私人借贷契约有效执行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有机组合;扎根于乡土社会里的村庄信任机制、高效的信息搜集方式、灵活多样的担保手段、强有力的道德约束机制、无限期重复博弈机制、嵌入式的社会交往过程等因素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私人治理机制有效运转的核心制度构件。     

从“水土不服”到“入乡随俗”: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中国路径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农村合作金融在历经坎坷中砥砺前行,实现了从“水土不服”到“入乡随俗”的历史转变。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路径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合作金融在积极探索中从无到有;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村合作金融在正式确立中异化初现;三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农村合作金融在异化频发中曲折前进;四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村合作金融在“三位一体”中创新发展。回顾历史,农村合作金融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制度优势使其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制度变迁和立法缺失是农村合作金融产生异化的主要原因。展望未来,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数字技术的赋能和“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的制度创新将成为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两大趋势,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中需要完善立法,加强“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的数字化转型和促进合作金融与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共同组成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协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我国矿业城市非正式制度模式

我国中老年期的地级矿业城市迫切需要进行经济转型,其中制度在矿业城市转型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分成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大类。文章主要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总结了我国目前矿业城市的五种非正式制度模式：文化引导型模式、诚信引导型模式、观念引导型模式、自我学习引导型模式、创新引导型模式。并结合具体的矿业城市指出每种非正式制度模式的特征及其具体的作用方式。应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而剔除其不利因素。     

中国式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基于发展观三种理念的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亦不同于西方农村现代化道路。基于发展观的三种理念，本文立足于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实践，结合2006年以来18个中央“一号文件”和党的重要报告，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进行探索。研究认为，当前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同时蕴含着物本主义、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三种发展理念：物本主义不仅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发展的一般特征，而且在当前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人本主义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物本主义的修正，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也一直践行着“以人为本”的宗旨；生态主义超越了西方乡村浪漫主义，回归农村成为农业生产和人类社会生活载体的本原。综合来看，物本主义、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三种理念在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中形成了同步推进、协调发展、和谐共生的共时性局面。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不同于西方农村“单线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农村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复线式”发展道路。     

系统推进农村生态现代化

系统推进农村生态现代化，要解决好生态环境保护乏力、经济发展道路趋同以及生态制度保障不足等重点问题。要坚持系统观念，运用系统方法处理好现代化进程中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高度，推动传统农村现代化实现全方位的绿色转型。     

刍议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非正式制度"

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约束,不仅有学界公认的户籍、土地、教育、社会保障等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还存在不少非正式制度约束.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制约作用,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是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在转移就业中的影响;二是传统行政文化的"傲慢"和城市政府的"偏见"对劳动力转移的阻碍;三是农民自身素质和就业观念制约着转移就业的进程.因此,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工作,不仅要着眼于一系列的正式制度,对于一些突出的非正式制度问题,也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变”与“不变”

眼下,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有人以保发展为由提出调整国土资源管理的思路,适当放松对资源的监管;更有甚者,借宏观形势的变化质疑18亿亩耕地"红线"必要性.     

变“出口农业”为“出口农民”

相当于非洲 56个国家人口二倍半 ,超过欧洲 44个国家人口总和的 9亿农民的中国 ,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但是 ,中国直到近几年在农民温饱问题有所解决后 ,才想到靠种粮食卖钱奔小康 ,这种迟来的“觉悟”却正好迎面碰上入世“海水倒灌”的新问题 ,特别是美国采取的农业补贴政策 ,使其卖进来的粮食比中国自产的还便宜 ,从而失去了农民的挣钱机会。一些有幸能够卖到国外的蔬菜、水果、茶叶和肉食品 ,因欧日美等国对中国农药残留量高和激素多采取了“技术壁垒”阻击而举步维艰。在中国入世后“出口农业”遇到严重问题之际 ,我们应该采…     

从"二元"向"一元"的转制--城中村改造中的土地制度突破及其意义

城中村土 地产权改制目的和基本思路 总 的 来说 ,城 中 村 土 地产 权 改 制 的目 的 就 是 要实 现 城 中村 的城 市 化改 造, 推 动 城 市化 进 程 。 具体 而 言 , 其基 本 思 路就 是要 在 现行 制度 体 制 框 架下 寻 找 到 一种 出 路 , 彻底 摆 脱 土地 所有 制 二元 结构 对 城 中 村城 市 化 发 展造 成 的 制 度障 碍 。 通过 将土 地 合法 地引 入 市 场 流通 、 显 化 土地 价 值 , 使城 中 村 村集 体 通 过 盘 活 土 地 资 产 获 得 改 造 所 需 资 金 , 使 政 府 能 够 统一 、有 效 地利 用土 地 , 使 社会 繁 荣 稳 定, …     

点击《决定》的四个"亮点"

这次《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是近些年来所发有关加强土地管理文件中覆盖面最广、规定最严格的一个重要文件。文件从执法、规划、补偿安置、节约利用与收益分配机制,到完善耕地保护责任制,共5款25条。《决定》也可以说是为了防止“三个暂停”结束后出现反弹而作出的硬性规定,对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加强土地管理与完善宏观调控措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这次《决定》与以往相比,具有明显的四大特点。一是强调了土地征用审批的决策权。《决定》明确指出,土地征用的审批权在国务院和省。这就削减了县、乡、村干部在土地…     

说“自发”

列宁说过一句话，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在“左”的年代，不联系前后文，孤立地引这一句“语录”，在农村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教训极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