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风险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经典资产组合理论为延伸,探讨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着重基于背景风险的视角,分析劳动收入风险、健康状况、商业及房产投资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家庭理财者的劳动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反向作用,相反健康状况和健康保障水平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正向作用,而商业及房产投资对风险金融资产表现为"挤出效应"。此外,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中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信贷约束、主观幸福感等因素并不显著。     

商业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的微观数据

商业医疗保险能降低家庭医疗支出不确定性,是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9年CHFS数据,实证分析商业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持有商业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中国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占比与多样性,并且商业医疗保险对东部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健康在商业医疗保险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即商业医疗保险能够通过提高家庭健康状况来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基于此,为引导家庭合理配置风险金融资产,政府应完善商业医疗保险体系,扩大商业医疗保险覆盖面,同时完善金融市场,加大对保险及金融知识的普及力度。     

社会保障对我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福建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西南财经大学于2015年开展的第三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福建省数据,实证分析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与家庭持有社会保障状况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社会保险持有种类与风险金融资产持有量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家庭持有社会保险种类每增加一种,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量平均增加约1.5万元;社会保障对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在城市家庭中较为显著,而在农村家庭中并不显著;其他相关变量中,风险态度和资产总量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仍有显著影响。     

家庭持有住房、金融负债和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FPS(2018)的实证检验

房产具有投资和必需品的双重属性,家庭无论是出于投资需要还是出于生活需要而配置房产,都会占用家庭大量资产与负债,这无疑会对金融市场参与产生挤出效应。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相关数据,本文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家庭持有住房对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持有住房显著降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异质性检验显示该效应在非农业户口家庭以及购房成本较低的居民家庭中更为显著。同时,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家庭持有住房会通过减少家庭的金融负债降低金融市场参与。因此,政府应更加关注居民住房问题,缓解居民住房贷款压力,从而促进金融市场繁荣,增强经济活力。     

社会养老保险与我国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社会养老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和风险金融资产比重,边际效应分别达到25%和22%左右。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家庭的经济水平、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主观投资风险偏好态度等因素后依旧稳健,一个解释是社会养老保险能有效地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进一步分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子样本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在农村很小且统计不显著,这说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障水平和拉动金融消费的作用仍有待提高。     

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研究

家庭金融资产持有与居民收入阶层变化密切相关,家庭个体特征、教育与金融素养、信息获得均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但近年来金融体系中最大的变化是数字金融的发展,投资便利性大大增强,投资体验不断提高,居民随时随地即可完成金融投资。因此,本文从金融供给侧角度,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的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影响了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并提高了风险资产投资占比,其中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更大,发挥了普惠金融的作用。     

幸福感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幸福满意度作为一种对生活的综合认知和态度,会影响到居民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其金融资产选择。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幸福满意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情况进行实证分。研究结果表明,幸福满意度与风险资产持有显著负相关、与参与股票交易显著负相关。此外,财富是影响家庭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或者商业健康保险、教育水平的提高、自有住房拥有率增加等,都有助于促进家庭对股票市场的参与及对风险资产的持有。     

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宏观事实与微观机制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不仅能够通过“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也能通过金融资产需求作用于金融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本文基于宏观数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伴随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金融结构更偏向间接融资,且以金融行为来衡量的风险偏好程度显著下降;其次,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主体对金融资产需求的角度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金融结构的影响机制,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风险资产参与行为及风险态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越高,家庭参与股票或基金投资意愿及比重越低;对于已持有风险资产的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重会降低。此外,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风险态度,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升会显著降低风险偏好程度,这是其影响家庭风险资产参与行为的重要渠道。     

家庭债务与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家庭债务与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状况存在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数据，实证分析了债务与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债务对居民健 康状况具有负面影响，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状况具有积极影响，且两者对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 城乡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非银行负债对健康的恶化作用要大于银行负债，认知性社会资本对 健康的促进作用要高于结构性社会资本。银行负债对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不存在显著影响，而 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不存在显著影响。负债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按东、中、西部顺序 逐级增加，而社会资本对健康的正面作用则呈现逐级减少的趋势。     

信仰与中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宗教信仰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教信仰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同时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股票市场,而且宗教信仰会提升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的比重。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互动会显著促进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参与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宗教信仰者参与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信仰不同宗教的家庭对金融市场参与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金融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需充分考虑信仰的潜在影响。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从女性赋权角度出发,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讨家庭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较为单一。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越高,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越低,持有正规金融市场的资产比例越小。异质性分析表明缺乏金融素养的女性决策者,家庭金融配置单一问题更严重。机制分析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通过改变家庭金融排斥程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鉴于此,需要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丰富金融产品种类,以提升女性金融素养、缓解家庭金融排斥,进而丰富家庭金融配置类型,降低家庭财务风险。     

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与消费行为 ——基于CFPS的微观研究

基于投资决策视角,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是否参与和参与深度两个层次,对农村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选择与消费支出的关系进行了微观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投资于风险金融资产能够显著提高其消费水平,其消费支出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规模和比例正相关.通过比较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发现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状态对前者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后者.本文的研究为我国的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即可以通过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促进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合理配置来激发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     

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基于赣州市1043户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

以赣州市居民的相关统计数据为样本,对赣州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状况进行调研和分析,论述了影响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构建了基于Probit的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回归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决策者文化水平、决策者职业、家庭收入和家庭房产持有状况四个因素是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决策者年龄和家庭人口数对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影响不够显著。房产投资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存在正向作用,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投资不存在"挤出效应"。     

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基于赣州市1043户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

以赣州市居民的相关统计数据为样本,通过对赣州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状况的调研和分析,论述了影响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建立了基于Probit的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回归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决策者文化水平、决策者职业、家庭收入和家庭房产持有状况四个因素是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决策者年龄和家庭人口数对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影响不够显著。房产投资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存在正向作用,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投资不存在"挤出效应"。     

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与家庭幸福

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市场参与通过风险和收益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的风险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有显著影响:家庭参与低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从民间借贷参与中,本文发现家庭参与民间借出款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民间借贷投资风险对家庭幸福的异质性影响也是存在的,高风险借出款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2013年CHFS的实证研究

作为我国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鲜有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检验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能显著提高有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投资比重,但是对无房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则无显著影响。研究其影响机制发现,住房公积金会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户主风险偏好,从而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本文研究结论对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引导居民家庭合理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和实现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借鉴意义。     

保险需求会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吗？——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

配置风险金融资产和购买保险作为家庭理财和规避风险的两种形式,对于提高家庭的财富水平和提升家庭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除了受到外部环境的变化影响外,是否也会受到家庭保险需求的影响？为检验保险需求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建立包含保险需求和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理论模型,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使用CRITIC法构建保险需求指数,分析保险需求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保险需求与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和投资份额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且这一作用在保险收益较少的家庭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缴费金额的增加均显著提高了风险金融资产的参与概率和比重,但商业保险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对社会医疗保险敏感性不高;保险需求的变化对农村居民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影响更大。结合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受教育程度对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受教育程度对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①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家庭中户主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家庭参与股市的概率随之增加1.1%,参与股票和基金的概率增加1.2%,同时,家庭股票投资市值占总金融资产比例增加0.4%,股票和基金的市值占比增加0.5%。第二,家庭中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女儿受教育程度会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市值占比有正向影响,而儿子受教育程度则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没有显著影响。     

上山下乡经历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家庭和个人层面数据,考察了户主的上山下乡经历对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显著提高了家庭对于股票及广义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和投资规模。机制分析表明,此经历主要通过提升家庭投资的风险偏好和投资能力来影响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分样本讨论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产生的正向影响在高人力资本、高收入和高社会资本群体中更为显著。     

主观幸福感、风险异质性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Binary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对家庭储蓄参与概率影响为正,对股票参与概率影响为负,对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基于家庭风险偏好分类的实证分析发现:家庭主观幸福感与储蓄参与概率之间存在一定的风险异质性,与股市参与概率之间存在一定的趋同性,而在商业保险参与概率上风险异质性不显著。指出各金融机构应与居民建立完善、高效的沟通机制,以满足居民多元化金融消费需求;金融监管机构应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体制机制改革,为投资者搭建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