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耕地“非粮化”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目的:探究中国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为中国耕地资源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提供参考。研究方法:GIS空间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结果:(1)2004—2018年,中国整体的“非粮化”水平呈波动变化,2016年后“非粮化”最为显著;“非粮化”类型逐渐由蔬菜、油料、棉花等多类型向蔬菜瓜果转变。(2)“非粮化”在空间上大致表现出由东北向西南逐步严重的态势,类型多为蔬菜和油料作物,又以蔬菜为主导。(3)各影响因素中,人工成本和种粮比较收益在后期对非粮种植有显著负向影响;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非粮化”现象发生;机械动力水平在前期对“非粮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后期表现为正面作用;良好的政策环境对“非粮化”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应对耕地“非粮化”现象,应继续保障粮食种植收益、完善农业生产设施与服务市场、健全法律政策与制度,以稳定粮食生产。     

耕地“非粮化”问题研究

粮食属于准公共物品,离不开政府干预,政府负有阻止耕地"非粮化"的责任。不同类型的耕地种植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目标选择是否种粮。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可以兼顾各耕地种植主体的价值目标,有效防范耕地"非粮化"。论述了政府干预耕地"非粮化"的原因,划分了种粮主体的类型,总结了耕地"非粮化"的原因,提出了阻止耕地"非粮化"的对策。     

我国耕地“非粮化”整治成效、困难、问题及对策建议

目的 文章基于当前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情况,分析整治成效、面临困难与存在问题,提出耕地“非粮化”整治优化方略,推动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稳妥有序进行。方法 文章主要采取文献分析和政策文件解读方法。结果 （1）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防止耕地“非粮化”政策,各地启动耕地“非粮化”整治行动,有效抑制耕地“非粮化”,扭转耕地面积大幅减少的局面。（2）耕地“非粮化”整治也面临一些困难,出现急于求成,一刀切等问题,经济损失大,矛盾激化;部分地区缺乏系统性,效果不理想;给农民增收与农业增效带来负面影响;一些地方耕地种植管控行为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存在一定的冲突。（3）为推动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稳妥有序进行,建议采取将“耕地非粮化整治”明确为“基本农田非粮化整治”、优化基本农田划分方案,实现“基本农田”名符其实,充分考虑农民群众的切实利益,稳妥有序整改,切忌简单粗暴一砍了之等6项应对措施。结论 我国耕地“非粮化”整治成效显著,但面临的困难与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应进一步优化耕地“非粮化”整治策略。     

粮食安全背景下耕地“非粮化”的经济法规制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若放任耕地“非粮化”势必会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现行法律对耕地“非粮化”的规制主要聚焦于耕地种植条件的保护,即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但是,“三位一体”保护并不必然实现耕地“非粮化”的有效规制,耕地经营者也没有将耕地用于粮食生产的法律义务。耕地“非粮化”本质上是市场机制的唯利性,市场障碍以及市场调节的被动性与滞后性等市场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在国家适度干预理论以及控制与激励有效平衡理念下,通过细化耕地类型并差异化赋权,排除工商资本反垄断豁免特权,适当提高粮食补贴水平和粮食收购价格等措施,经济法可以实现耕地“非粮化”的有效规制。     

西北旱区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分析——以陕西大荔为例

[目的]摸清耕地“非粮化”类型的时序数量转移和空间动态分布特征,为实现耕地“非粮化”分类管控提供科学方法和依据。[方法]文章以西北旱区农业生产典型县陕西大荔为研究区域,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期的遥感解译数据,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标准差椭圆的方法,探究大荔县耕地“非粮化”的时序数量转移及空间动态分布特征。[结果]（1）数量变化上,20年间大荔县耕地“非粮化”类型呈多元化增加趋势,且近10年“非粮化”率急剧上升;（2）转移类型上,20年间粮食作物是耕地“非粮化”面积增加的最大转出者,其中2000—2010年主要转向杂果树类,增量较小;2010—2020年主要转向杂果树类、设施农业和水产养殖,增量巨大;（3）空间动态上,20年间大荔县耕地“非粮化”的空间集聚性特征加强,其中粮食作物和撂荒地向南部地势较低区域集聚;杂果树类、苗圃花卉和设施农业向北部海拔较高区域扩张;而水产养殖向东部河流集聚。[结论]根据西北旱区不同耕地“非粮化”类型的时空演变特征,为政府分类管控“非粮化”现象、优化区域布局和生产结构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耕地食物生产变迁及“非粮化”影响评估

研究目的：揭示1978年以来中国耕地食物生产变化规律,量化“非粮化”对耕地食物生产变化的影响程度,为“非粮化”治理、保障食物安全提供基础依据。研究方法：食物热量计算模型、LMDI分解法。研究结果：（1）经过波动增长（1978—1998年）、波动减少（1998—2003年）、快速回升（2003—2016年）和缓慢增长（2016—2020年）,2020年中国耕地食物热量达113.23×1014 kJ,是1978年的2.58倍。（2）耕地食物生产结构呈现口粮减少而蔬果、油料、玉米快速增长的特征,其中口粮热量占比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且西北、广西和青海的耕地食物热量主体分别由口粮转为玉米、糖料和油料;蔬果生产增速最快,热量占比增加了5.02倍。（3）1978—1998年和1998—2003年耕地食物热量变化主要由口粮引起,影响程度分别为46.31%和-64.84%;2003—2016年和2016—2020年耕地食物热量增加分别源于玉米和蔬果的贡献,程度为53.42%和28.30%。（4）1978—1998年、1998—2003年和2016—2020年,“非粮化”分别在14.63%、73.30%和23.81%的程度上抑制了耕地食物热量增长,其中,2016—2020年,“非粮化”是上海、江西、海南和贵州耕地食物热量减少的主因。研究结论：中国耕地食物生产在总量增长的同时向多样化转型,“非粮化”抑制了耕地食物供给增长。要树立大食物观,以耕地食物增产作为分区域、分次序推进“非粮化”治理的重要原则,重点关注“非粮化”导致耕地食物供给减少的地区。     

山东省耕地“非粮化”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目的：从种植结构和农业生产结构两个方面揭示山东省耕地“非粮化”现状和空间分异特征,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控制山东省耕地“非粮化”、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整群随机抽样,多元线性回归。研究结果：山东省耕地种植结构“非粮化”水平为23.97%,农业生产结构“非粮化”水平为46.81%,两种“非粮化”水平均呈现中东部高于西部的空间格局,前者主要受气候生产潜力指数、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水源距离、表层土壤质地的影响;后者主要受单位耕地面积机械总动力、气候生产潜力指数、距水源距离的影响。研究结论：山东省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深刻影响着耕地“非粮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需要根据自然条件适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种植结构,加快推进农业良种培育技术;在社会经济方面完善种粮补贴制度,多方位解决粮食销路问题,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     

耕地“非粮化”领域政府部门职责明晰化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构建职责表述具晰化、职责边界清晰化和跨部门协同明晰化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对耕地“非粮化”治理中政府部门职责明晰化情况进行评价。研究方法：文本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研究结果：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国家发改委在耕地“非粮化”领域的职责明晰化表现相对较好,职责明晰化的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以及国家发改委;四部门在职责表述具晰化上的得分相对较高,在职责边界清晰化上的得分则相对较低,在跨部门协同明晰化上的得分介于前两者之间。研究结论：要实现耕地“非粮化”治理中政府部门的职责明晰化,必须厘清农业农村部在耕地“非粮化”治理的具体职责,推动自然资源部与农业农村部建立明确清晰耕地“非粮化”监测的跨部门协作机制,同时明确国家发改委的职责表述并厘清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职责边界。     

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的逻辑及其治理 ——基于耕地种树绿化的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以博弈论为基础建立双层博弈分析框架，选取耕地流转种树绿化典型案例，复盘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的博弈过程并揭示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动机和行为逻辑，为国家治理耕地流转“非粮化”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研究方法：质性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耕地流转“非粮化”问题能否得到有效抑制具有明显的情境依赖特征，即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是耕地流转“趋粮化”和“非粮化”选择的本质。因此，无论对各级政府还是对种粮主体而言，在国家层面对耕地保护实施“辅之以义、辅之以利”又“辅之以法”的“三辅”并治机制才是防治耕地流转“非粮化”的良策。研究结论：为有效防治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提升国家粮食安全治理能力，应在“三辅”并治的基础上以层层设防的策略来遏制耕地流转“非粮化”的不良趋势，即以“中央政府的奖惩、地方政府的规制、社会媒体的监督和种粮主体的抵抗”这4道防线来筑牢粮食安全的“堤坝”。     

粮食安全视角下中国耕地“非粮化”研究进展与展望

研究目的：基于粮食安全视角,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耕地“非粮化”研究进展,展望未来研究趋势和重点方向。研究方法：文献回顾法、对比分析法。研究结果：在研究尺度上,既有研究更多关注粮食主产区,而多尺度耦合研究尚显不足;在研究内容上,耕地“非粮化”的概念界定较为一致,但测算方法尚未达成共识,耕地“非粮化”的驱动因素及防治策略较为丰富,但就如何构建区域协调治理机制的研究尚且不足;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而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应用不足且多学科综合研究范式亟需完善。研究结论：未来中国耕地“非粮化”研究应着力构建全方位、多角度认知框架并采取分类化的管控策略,加强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重大战略的协同推进,强化多尺度耦合研究完善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增强测算方式的创新与地理空间分析技术的应用,强化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构建耕地“非粮化”研究新范式。     

中原经济区耕地压力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目的]严守耕地红线、合理利用和保护耕地资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法]文章采用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模型,分析了2007—2016年中原经济区耕地压力时序变化特征,引入重心转移模型和变异系数,探究耕地压力重心的空间分布及迁移特征,并基于粮食生产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双重视角,选取10个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影响中原经济区耕地压力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2007—2016年中原经济区耕地压力指数呈现阶段性特征,总体处于波动递减的趋势,各地级市耕地压力离散程度和空间差异不断拉大,空间分布不均衡,东西分化趋势显著;耕地压力重心从西北向东南方向迁移,在郑州市区域移动;选取的影响因素指标对耕地压力变化均有影响,关联度大小依次为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农民收入产业结构化肥投入灌溉水平复种指数粮食单产量耕地质量人均耕地面积。[结论]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压力影响显著,是影响耕地压力变动的主导因素。     

黑龙江省耕地利用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揭示区域耕地利用效率变化及影响因素,为提高区域耕地资源利用效率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文章采用了非期望产出SBM模型、Tobit模型、变异系数法、K均值聚类法。[结果](1)黑龙江省耕地利用综合技术效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纯技术效率不高是制约综合技术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2)1994~2014年间耕地利用效率区域差异总体呈现增大趋势;1994~2005年各区域耕地利用效率差异较小,但变幅较大,该时期综合技术效率区域分异主要受纯技术效率的影响;2006~2014年耕地利用效率区域差异较大,但变幅较小,该时期综合技术效率分异主要受规模效率影响;(3)经聚类,齐齐哈尔、伊春、牡丹江、大兴安岭为I类地区,为耕地利用综合技术效率高效率区,纯技术效率略高于规模效率;鸡西、双鸭山、大庆、佳木斯、七台河、黑河、绥化为Ⅱ类地区,为中效率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相当;哈尔滨、鹤岗为Ⅲ类地区,为低效率区,纯技术效率远低于规模效率;I类地区投入要素利用率Ⅱ类地区Ⅲ类地区;(4)影响因素按影响程度依次为劳动力比例、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劳动力人均播种面积、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其中农村劳动力人均播种面积对耕地利用效率为正向影响,其余均为负向影响。[结论]1994~2014年黑龙江省耕地利用效率呈下降趋势且区域差异较大,主要受劳动力、农机、化肥及播种面积影响。     

近40年来广西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演变特征、成因与对策

目的 掌握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原因是保护耕地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方法 文章运用耕地非农化重心转移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探究广西近40年来111个县级评价单元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其原因并提出对策。结果 （1）广西耕地面积由1980年的517.72万hm²持续减少到2020年的507.68万hm²,连片耕地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地区。（2）耕地转为林地是广西耕地非农化的主要模式,占各时段耕地非农化面积的60.00%以上;建设占用耕地面积明显增多;耕地撂荒现象趋于严重;因石漠化、水土流失等原因灾毁的耕地面积逐渐扩大;耕地转为水域对广西耕地非农化的影响逐渐减弱。（3）广西耕地非农化空间不均衡性不断减弱,耕地非农化空间格局趋于稳定,总体趋势向东。耕地非农化重心先向西南转移192.72km、再向东北转移198.88 km,最终在广西中东部地区趋于平稳。（4）广西耕地非农化空间分布格局由空间离散转为空间集聚,空间集聚程度越来越强烈;耕地非农化的连片带动作用逐渐增强。结论 近40年来,广西耕地非农化面积持续上升,大量耕地转为林地和建设用地等地类,耕地非农化重心向东部转移并有连片带动效应。应严格限制耕地转为林地和建设用地,提高农民耕地保护动力,遏制耕地撂荒,同时加强耕地治理,严防耕地灾毁,提高桂东南地区耕地保护力度。     

我国耕作单元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运用文献研究法及描述性研究法,从耕作单元角度出发,分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耕作单元变化情况及影响因素,对比分析各时期地块单元与耕作单元关系,揭示我国耕作单元演变过程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耕作单元形成,是在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制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除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这段时间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导致的耕作单元面积较大较为集中以外,我国的耕作单元一直处于面积较小且分散存在的状态。解放初期以来,受自然条件限制、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影响,我国耕作单元经历了面积小且分散—面积较小较分散—面积较大且较集中—面积小且分散—面积较小且较分散—面积较大且较集中的变化过程。研究结论:耕作地块是农户土地利用选择的基础单元,也是经营效率衡量的基础单位,只有了解耕作单元的演变过程,才能对规模经营实际状况进行准确评价,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工程项目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常州地区耕地利用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通过分析常州地区耕地总面积时空格局进行分析,并利用耕地区位指数模型测算各子区域耕地面积的空间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常州地区耕地利用的影响因素。[方法]文章运用地理综合分析方法分析1985—2015年常州地区耕地利用空间分异;选取人口、社会、经济、环境、科技5方面共12个指标,分析常州地区耕地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从常州地区耕地面积时间变化来看,1985—2015年常州地区耕地总面积整体呈现出递减趋势;从常州地区耕地面积空间变化来看,总体来说,常州南部地区(溧阳区)为耕地密集区,北部(新北、钟楼、天宁、武进)为耕地稀疏区;从影响因素的效用来看,经济因素的影响效用大,尤其是人均GDP和地均GDP的比重,而社会因素的影响较小,尤其是房屋竣工面积、公路里程。[结论]总体而言,受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常州地区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但近年来下降幅度已基本得到控制。     

四川省农业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推动农业碳减排既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一环。[方法]文章基于三大类碳源测算2005—2020年四川省农业碳排放量,进一步分析其时空特征与动态演变趋势,理清地区差异;构建面板Tobit模型从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探讨其影响因素并通过相对重要性分析诠释不同因素的贡献程度。[结果]（1）四川省农业碳排放量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其时间演变轨迹可大致归为“波动下降、持续上升、快速下降、回升”等4个阶段,农业碳排放强度逐年递减;（2）各市州农业碳排放量呈现出明显的“四周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全省、川西地区、成都平原地区、川东地区农业碳排放强度均呈现递减态势,空间差异缩小,但各自存在一定区别;（4）农业发展水平与农业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农业产业结构、产业集聚水平、城镇化水平、农地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均具有正向影响,机械化水平、农业财政支持则表现出负向影响;（5）相较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因素对农业碳排放的贡献程度更大,其中机械化水平、农业财政支持、农业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的贡献程度依次居于前四,其解释力合计达到了80.016%。[结论]研究四川省农业碳排...     

博罗县耕地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试图探讨广东省博罗县耕地时空动态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度,分析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当地耕地时空动态变化之间的相关性特点。[方法]基于2005~2014年广东省博罗县耕地资源数据及其相关社会经济资料选取19个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借助SPSS软件找出社会经济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并借助DPS软件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得到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关系,从而量化不同因素对于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影响耕地变化最大的经济因素为地方财政收入,其关联度高达0.994;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之间相关性很高,其关联度为0.991;地区生产总值(GDP)与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相关性较高,其关联度为0.830。[结论]2005~2014年博罗县耕地数量波动相对较大总体呈现略微增加趋势,人均耕地呈现下降趋势,且经济发展与耕地数量变化关系较密切。     

省域视角下耕地自然质量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省域尺度耕地自然质量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实现耕地质量省级可比,为因地制宜管理和引导耕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和1+X模型从4个维度15个测度指标对山西省耕地自然质量进行量化分析并揭示其空间分布机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寻其核心影响因素及交互作用。结果 山西省耕地自然质量较差,优等地少而中低等地分布广泛,形成了南高北低,盆地高山地低的空间格局,整体分布与地形及积温分布趋同;因子探测结果表明有效土层厚度、≥10℃积温、年均降雨量、灌溉保证率和高程是影响耕地自然质量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交互探测结果显示各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都强于单因子解释力,进一步解释了耕地自然质量空间分布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结论 将反映省级尺度耕地生态环境的指标纳入评价体系,能够纠正传统评价存在的偏差,此外,采用1+X模型进行生态环境系数修正使得评价结果更科学。     

京津冀畜牧业碳排放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研究京津冀畜牧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明晰畜牧业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促进畜牧业低碳可持续发展。方法 文章基于2000—2020年京津冀13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EBM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畜牧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 （1）2000—2020年京津冀畜牧业碳排放效率均值由0.45增长至0.88,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地区之间的碳排放效率差异呈现缩小趋势。（2）2000—2020年京津冀畜牧业碳排放效率呈现由“低值区集中连片,高值区分散”的格局向“高值区集中连片”的布局过渡的趋势,且相异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减弱。（3）乡村从业人员文化程度、畜牧业碳排放强度分别为当地碳排放效率的主要驱动与抑制因素,城镇化水平和乡村从业人员文化程度能改善邻近区域碳排放效率值。饲料用量、畜牧业技术进步、畜牧业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效率的阻碍作用逐步显著加强;畜牧业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政策对其的驱动作用逐步显著加强。畜牧业经济发展水平和畜牧业产业结构对邻近区域碳排放效率的负向影响逐步显著加强。结论 京津冀畜牧业碳排放效率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并加强区域合作,推动畜牧业低碳高效发展。     

典型城郊县域乡村土地非农化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南省湘潭县为例

目的 城郊型乡村可作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首要区域,选取典型的城郊县域湘潭县,基于拓展的“人—地—业”框架开展土地非农化空间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可助推其空间优化,从而实现人地关系的高质量发展。方法 文章采用标准差椭圆、全局莫兰指数及冷热点分析乡村土地非农化的空间演变特征,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 （1）湘潭县乡村土地非农化总体呈“东北—西南”空间分布特征且在此方向上的向心力逐渐趋强;（2）乡村土地非农化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呈“先上升、后下降、总体减小”的趋势,但空间关联程度在样本期间有所下降;热点区始终向西北部集聚,不平衡的“川”型分布格局在不断地强化,土地非农化不平衡现象突出且不断加剧;（3）对乡村土地非农化的显著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密度、距最近建制镇距离、坡度、人均农村建设用地面积超标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村内企业个数、规模经营耕地面积比例和是否有合法村庄规划,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结论 基于“人—地—业”视角探讨不同区域乡村土地非农化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可为科学制定乡村空间优化策略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