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金融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供应链金融同时具备供应链属性和金融属性，其如何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以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供应链金融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发现，与企业数字化程度低、地区市场化程度高、存在银企关系的企业相比，在企业数字化程度高、地区市场化程度低、非银企关系下，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该研究丰富了供应链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也对提高企业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促进企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金融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

金融科技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对企业赋能,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值得关注。文章采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2020年的数据,实证考察了金融科技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科技之间存在“U”型的关系。区域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激发企业创新的活力,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进而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和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金融科技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利于金融经济与微观实体经济的融合,而且对中国金融科技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1年中国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负向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投入和资产不可逆程度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则发挥遮掩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于中西部地区农业企业，对大型企业相对较弱，较高的股权制衡度和创新投入水平能够缓解这种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为有效提升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出意见建议。     

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链主”企业的供应链治理与链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关键阶段，如何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引领链上企业协同发展已成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以“链主”企业主导下的现代供应链金融业务为切入点，基于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及其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样本数据，从供应链治理视角探讨了“链主”企业对链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业务能够有效提升供应商和客户的全要素生产率，且“链主”企业优势能够强化上述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供应商和客户融资约束，激励供应商技术创新是供应链金融促进链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内在机制；供应链金融业务同时提升了“链主”企业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绩效水平和企业价值，呈现出较强的供应链协同效应。本研究肯定了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促进“链主”企业发挥引领作用所做的有益尝试，揭示了“链主”企业推动供应链治理的微观经济后果及其内在机制，为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提供了理论依据。     

技术背景首席执行官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在上述背景下，基于烙印理论，以沪深A股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效果。结果发现：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投入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挤出效应，且在技术背景CEO抑制企业金融化的作用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和数字化程度正向调节技术背景CEO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整体样本企业技术背景CEO依然坚持弃虚从实，但民营企业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从管理者行为视角，拓展烙印理论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应用，丰富高管特征与企业金融化关系研究，防范企业脱实向虚，从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效应与增长效应

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水平效应（弱效应）和增长效应（强效应）；衡量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正面影响的基本标准是水平效应。本文通过对1978—2010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对生产率进步具有正的水平效应和负的增长效应；说明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递减的正面影响——金融发展更多发挥了改善资源配置的作用，推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作用相对较弱。     

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研究

中国特色金融资源配置在维持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一方面提高了中央层面政府与企业的关联度,导致中央缩减对地方的金融资源配置规模;另一方面打破了地方层面政企之间的紧密联系,促使政府向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重要关联,中央—地方间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政府—市场间金融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为优化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应当增强政府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维持政策确定性和稳定性;完善并优化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管理职能,探索建立中央与地方双层金融治理体系;着力将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领域,有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金融机构扶贫是否提升了企业生产率?——来自券商帮扶的证据

本文考察脱贫攻坚战以及券商帮扶对贫困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传导机制.基于2013-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将贫困县企业与邻近非贫困县企业进行倾向性得分配对,进行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显示,在实施脱贫攻坚之后,贫困县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显著提升.其中,券商帮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当券商具备较多的行业专长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券商帮扶显著缓解贫困县企业融资约束,扩大企业债券融资规模,这表明我国金融中介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金融扶贫和智力扶贫的双重作用.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融资约束较高、机构持股较低以及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脱贫攻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研究对如何更合理科学地评估我国扶贫政策的经济后果以及金融中介在反贫困中的作用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含义.     

科技与金融结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将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7年中国283个城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②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和融资能力等途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新水平、融资能力在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与全要素生产率间起中介作用;③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由此建议,加大金融资源支持力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强政府对创新的支持。     

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把握时代方向赋能企业战略转型与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数字经济迭代更新的背景下，本文引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理论视角，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内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能力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得益于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专业化分工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上述关系更加显著；最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本研究助推了全要素生产率动因以及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机制和企业性质差异的理解，为更好的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产业结构变迁、互联网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本文基于2006—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从产业结构变迁的两个维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出发,讨论了互联网发展背景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互联网发展均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相反。产业结构变迁与互联网发展的交互作用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该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互联网门限效应,即只有互联网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产业结构变迁与互联网的交互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才由负转正,并在互联网发展水平提高时进一步增强。     

技术市场发展、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质量

以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和机制，重点关注技术市场发展对上述影响效应和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具有负向影响效应，技术市场发展能够强化这一影响效应，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加显著，融资约束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有效机制；技术市场发展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影响机制的前半路径，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较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在产品市场竞争、是否为家族企业和银企关系方面存在异质性，当产品市场竞争更激烈、银企关系较差和企业为非家族企业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两税合并”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供给侧的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的背景下,探讨减税政策能否提供关键的税制动力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借助2008年“两税合并”减税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了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国际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两税合并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提升。拓展性分析发现,两税合并通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了企业的出口表现并增加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规模,即提高了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减税政策、适当降低行业集中度、切实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以“内部减税降费”应对“外部加征关税”的政策建议。     

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基于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

基于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文章提出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随内部薪酬差距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并以全部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20年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部薪酬差距与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倒“U”型曲线拐点到来之前,内部薪酬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正向的;而突破了拐点之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将随之下降。产权性质在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且在国有企业中对二者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     

“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基于"营改增"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提升了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税改前增值税税负越重,政策效应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越大。异质性检验表明,"营改增"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发现,"营改增"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规模效应、提升劳动产出效率以及促进研发投入这四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在上述路径中受益程度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政府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贫困减缓——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分析

本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结合2006—2016年中国内地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发挥减贫作用。（2）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包容性金融服务渗透度的提升对贫困的影响最为显著；同时，包容性金融发展可通过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作用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作用于贫困。（3）稳健性检验表明，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乃至农村减贫的贡献表现出较大不平衡性。本文的政策建议为：首先，应持续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充分发挥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以更快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其次，要继续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金融 服务均等性，充分发挥金融减贫的优势；最后，要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注重地区间发展的公平性，以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     

人才政策可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基于地方政府人才治理视角的研究

本文使用2001—2016年我国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中针对人才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对人才政策予以定量识别,并与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地方人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体而言,人才政策出台数量平均每增加1条,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约0005。机制检验证明,人才政策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纠正人力资本在企业间的错配两条路径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此外,企业及行业异质性研究发现,人才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及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及非高技术产业。以上发现对于当前地方政府人才治理体系建设具有较大意义,对如何完善政府人才政策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一定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实体投资偏向与中小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为中小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改进发展绩效提供了更有效的金融服务功能,并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偏向,通过抑制金融资产投资促进人力资本和资本性支出的实体投资的途径影响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11—2019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并采用多种计量回归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影响效应存在产权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在民营企业和中东部地区更显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企业投资的合理分配等方式可协同促进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