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三权”分置对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影响研究——基于CMP方法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农地“三权”分置对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的影响。基于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法、熵值法和因子分析法分别测算农村金融包容指数,以农业劳动力占比作为工具变量,运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CMP)进行内生性检验及回归分析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包容性水平呈逐年增长趋势,但目前仍处于较低层次;“三权”分置对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分维度来看,“三权”分置显著增强了农村金融服务渗透性和使用效用性,而对于提高农户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效果还未显现;渗透性和使用效用性在“三权”分置影响农村金融包容性中均有正向中介效应,可获得性不具有正向传导作用;教育程度、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等对农村金融包容性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城乡收入差距、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等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金融包容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文章以1996-2015年黑龙江省数据为样本,用金融包容指数测度其金融包容水平,构建VAR模型分析黑龙江省金融包容对农民增收的影响,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运用协整检验说明二者的长期、短期关系,再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探讨影响趋势及影响程度。同时,构建回归方程探讨金融包容各维度指数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度。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包容水平是农民增收的格兰杰原因,无论短期、长期,金融包容对农民增收均有较显著正向作用,且影响的冲击力较大,影响趋势为"先急后缓,渐进平稳"。在影响过程中,各维度指数的贡献度为:可接触性维度>渗透性维度>使用效用性维度。因此,应建设扶贫式金融体系、提高金融包容水平,来促进农民增收,实现精准扶贫。     

我国中部五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渗透性、可接触性和效用性三个维度测度了2009年到2015年我国中部五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对中部五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基础设施状况、政府支农支出都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同时为加快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策扶持等对策建议。     

需求视角的农户正规金融包容性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农户数据

利用山东省626份农户调查数据,从渗透性、可获得性、使用效用性、可负担性四个维度对山东省农户金融包容性进行测度发现,农户金融包容性水平整体较低。进一步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从需求角度筛选影响农户金融包容性显著因素,并通过ISM模型发现显著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为:土地规模和年均收入是表层直接因素,抵押品、贷款了解程度和稳定收入是中层间接因素,子女在外求学和专业技能是深层根源因素。由此,提出提高贷款政策传递效率以扩大农户贷款信息源,促进并稳定农户增收以提升农户贷款保障能力,丰富普惠金融产品种类以扩展农户贷款的可选择性,加强农村信用环境建设降低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等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金融包容的区域差异与影响要素解析

金融包容是金融排斥理念的拓展与深化.从金融包容的角度,选取我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农村地区为研究对象,从农户、企业、区域三个层面选取指标,构建农村金融包容综合指数,反映不同区域农村金融包容的区域差异全貌.在此基础上,从需求、供给及社会三个层面筛选农村金融包容的影响要素,并利用模糊曲线法验证各要素对农村金融包容的贡献弹性,有效解决要素间的复杂相关和互为因果关系,从而界定我国农村金融包容的关键影响要素.结合国外经验和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我国农村金融包容的对策包括各区域经济、金融、社会的协调,城乡金融协调以及区际金融协调.     

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防止返贫吗？——基于微观家庭多维贫困脆弱性的视角

将金融健康纳入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包括可得性、使用性和健康性三个维度的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对多维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探究普惠金融防止返贫的作用。结果表明：首先,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其分维度指数均与多维贫困脆弱性显著负相关;其次,机制检验表明,普惠金融可以显著降低多维贫困水平及其不确定性;再次,普惠金融减缓多维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在农村比在城镇更明显,在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更明显;继次,随着分位数水平的提高,可得性的作用整体呈下降趋势,使用性和健康性的作用整体呈上升趋势;最后,分不同金融服务和产品来看,银行存贷款、养老保险和商业性保险防止返贫的作用明显。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从使用深度、服务可得性、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2003-2019年的时空特征,并分别建立包含空间依赖、时间依赖、时空依赖以及综合三种依赖特征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农村金融自身时空依赖以及经济增长、区位环境、政府支持和市场环境四个方面影响因素对其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整体态势向好,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其中服务可得性功不可没。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没有完全摆脱地理限制,总体差异仍在扩大,空间依赖特征显著,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优势明显,西北地区进步显著,北方农村金融发展形势喜人,“南北”变化比“东中西”变化更迅速。影响因素中,农村金融自身时间和空间滞后系数为正,时空滞后系数为负,长期来看,周边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信息化水平提高、金融监管力度加大、法律环境较弱等因素均对农村金融发展有不利影响。论文对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具有启示意义。     

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及金融反贫困效应研究

从生活性消费视角出发,以2004—2014年中国31省(区市)农村居民8大类消费为多维贫困测度维度,采用熵值法-TOPSIS法多维测度农村贫困,采用空间分析法揭示农村贫困的空间格局;并从新视角出发,以银行金融机构、农业保险、农村资本市场为农村金融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分析法揭示农村金融的空间格局,采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法综合探讨农村金融的反贫困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农村贫困空间格局未变,在空间效应下陷入区域贫困陷阱;农村金融服务的渗透性显著提升,但空间格局有待进一步改善;农村银行、保险、证券协调发展可有效缓解贫困,涉农贷款服务与农村资本市场发展对于贫困程度高的群体反贫困效应更有效,农村居民储蓄服务与农业保险发展对于贫困程度低的群体更有效。     

金融资源观视角下农村金融效率评价——以江苏省为例

在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的背景下,以1998~2015年江苏省35个县(市)为样本,运用三阶段DEA模型测度农村金融效率。结果表明,农村金融效率整体水平不低,农村金融综合效率有效主要源于农村金融制度的不断完善,综合效率无效主要由规模不经济性引起,且受外部环境制约明显。从截面看,金融发展存在地区不平衡性,农村金融效率表现出由南至北依次递减的梯级分布特征。随着时间推移,农村金融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在全体、苏中和苏北样本中均表现为绝对β收敛趋势,但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效率收敛趋势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提高农村金融效率、协调区域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农村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基于苏皖两省农户视角的调研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金融的问题对国家整体金融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农村金融的区域差异问题,是农村金融的一个关键问题。本文将立足苏皖两省的代表性县域的调研,从农户的视角分析农村金融的需求和供给、农户对农村金融活动的参与情况与意识,以及对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评价等多方面,具体比较分析区域农村金融的差异,并探讨这些差异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以此得出更为广泛的结论,对中国农村区域金融的发展提出建议。     

普惠金融究竟如何影响居民生活?——来自我国省际层面的经验证据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普惠金融是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有力举措。当前,普惠金融研究聚焦在银行业与居民收入,未将非银金融业与居民消费纳入考虑;此外,将普惠金融指标的波动性作为权重来构建普惠金融指数,也缺乏经济学含义。本文首次根据各省份五项金融业全口径普惠发展指标,基于经济的相关性设定指标权重,采用加权几何平均法构建省际普惠金融综合指数,从收入和消费双重视角实证研究普惠金融对居民生活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各地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均有正向刺激作用,且刺激作用的大小与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成正比,因而,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的刺激作用大于农村居民。鉴此,本文提出普惠金融的发展重心应向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倾斜的政策建议。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空间差异与集聚效应

基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地理特征,依据2006-2015年30个省市相关数据,测算农村普惠金融水平;建立空间自回归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检验普惠金融发展空间集聚效应.结果发现:各省市农村普惠金融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空间相关性逐年增强,局部空间差异逐渐缩小.普惠金融集聚与农民收入变化之间存在正空间相关性,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鉴此,应加强区域空间金融合作,提高保险业普惠度;加强地方政府之间交流合作,发挥普惠金融集聚辐射作用,推动农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     

基于因子分析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以贫困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为实证研究对象,选取支付环境条件等五个维度指标,涵盖人均移动支付笔数等25个三级指标构建了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将贵州省及其九个市州作为贫困地区的案例,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上述地区2014-2016年三年的普惠金融发展 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显示：一是贵州省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提升明显,但部分深度贫困县域进步不大;二是贵州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区域之间差异较大,贵阳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三是基础金融服务是引起普惠金融变化的主要因素,且金融服务、信用建设及金融基础设施均等水平等因素不可或缺。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研究

本文以1978-2013年的中国农村金融运行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农村金融成熟度模型”,来衡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978-2013年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虽经历波折但整体向好,相比改革初期,21世纪以来农村金融服务各方面都得到明显改善,并且在2007年以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迅猛。但是,中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中存在过度重视农村金融“量”上的积累,而忽视“广度”、“深度”、“效率”等多方面协同发展的问题。鉴于此,本文结合普惠金融理论提出相关建议。     

空间视角下的普惠金融与农村减贫增收——机制探讨与实证检验

“脱贫攻坚”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任务,金融减贫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空间视角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减贫增收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效应,并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扶贫增收效果。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间的农村扶贫增收绩效具有明显的空间联动与依赖性;普惠金融发展对本地区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区应该继续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并重视地区间普惠金融减贫合作与政策互通的深化。     

深化农村普惠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内涵辨析

普惠金融实质上更多表现为农村普惠金融,这决定了农村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 推动农村普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按照商业化可持续发展原则,激励金融机构创新符 合弱势群体金融需求、成本适度的金融产品。普惠金融和扶贫金融的服务对象虽然都是弱势群 体,但扶贫金融更加关注较为贫困的弱势群体,决定了前者具有商业性金融属性,后者具有政 策性金融属性。但鉴于普惠金融和扶贫金融的金融属性,不能寄望于通过发挥两者作用推动所 有弱势群体尤其是极度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和发展壮大。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分析——以中部六省为例

在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量方法改良的基础上,对中部六省2005~2013年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发现,2005~2013年的近十年间,中部六省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都有所提高,且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都没有出现0值的情况。从总体上来看,2005~2013年,湖南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部六省当中的最高水平,其次是山西、湖北、安徽、江西、河南,但河南在中部六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增长速度最快。从分析中部六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看：农村人均收入、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数量、农村金融基础设施、普惠金融政策、当地信用环境等是造成六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可得性与中国相对贫困减缓

基于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等信贷可得性视角,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路径与影响程度,以期强化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社会资金捕获能力,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客户触达能力,促使城乡之间金融服务的机会均等化,降低融资交易成本,破解金融排斥,缩小城乡差距,降低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水平.但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只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村相对贫困水平,而在中西部地区,这种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应因地适宜改进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高各类微弱经济体信贷可得性、增强金融赋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金融包容性对收入不平等和贫困改善的效应—基于BRIC国家的实证分析

鉴于BRIC国家拥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提升金融系统的可及性对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减少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金砖国家是否实现这些目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以BRIC国家为例,实证考察了2004年到2017年期间金融包容性对收入不平等、贫困和存款增长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包容性能有效降低收入不平等,但失业率、转移支付、出口和经济增长都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此外,包容性财富并不能改善贫困发生率。但高等教育入学率、出口和人均GDP增长都能有效改善贫困。最后,经验证据表明,人均GDP增长能有效提升存款增长率。     

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

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对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展开静态和动态分析,并进一步探究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较高,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支出水平、互联网普及率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传统金融发展水平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合理配置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政府适当加大扶持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互联网普及率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