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

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但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上极为不平衡,投资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1991年至2005年间,外资由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呈现出明显的"北上"趋势,而外资"西进"的趋势并不明显,中央政府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重大举措,并没有促使外资明显向西部地区转移。我们对东、中、西部地区影响外资区位变迁的基础设施因素、劳动力因素、制度因素和集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给出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建议。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独资化”趋势分析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呈现"独资化"趋势,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对独资化动因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本文运用交易成本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分析了外商选择独资化的动因以及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应对"独资化"的对策。     

西安工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效应及对策

近年来,西安工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应.外商投资增加了西安工业的资本积累,促进了西安工业的增长,拓宽了利税来源和就业渠道,对西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目前仍存在着利用外商投资总量规模小、投资结构单一、投资比重有所下降、投资环境相对较差等问题.为此,今后应当积极探索利用外商投资的新方式,通过改革克服影响外商投资的体制障碍,制定合理的产业引导政策,加强投资环境建设,以进一步提高西安工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和绩效.     

新形势下中国利用外资对产业安全的影响及对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亦不能忽略外商投资可能对我国产业安全带来的威胁。通过对外商在华投资独资化和垄断并购新特征的分析,结论认为,外商投资对我国的产业安全确实存在诸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外资引进的法律体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安全管理体制和预警机制,实施自主创新的科学发展战略,培养优势主导产业,进而形成利用外资和国家产业安全的良性共进状况。     

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调查与分析

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FDI)大幅增长,外商投资企业的社会贡献度不断提高.本文在阐述陕西省外商投资企业(项目)现状及特点的基础上,剖析了陕西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提高涉外企业管理水平、加强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研究、积极寻求多种引资方式等政策建议.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新动向及对策分析

我国加入WTO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呈现出明显的新特点,如独资化倾向明显,外资并购力度加大,服务业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热点,外商投资的技术更先进等,这些新的动向对我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影响很大,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认真分析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的转变与西部引资策略

随着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开放,外商直接投资也跟着由东南沿海向东部沿海再向全国范围内转移。近年来,中国西部地区外商独资经营的意向很明显,但实际利用外资率最高的还是中外合资经营形式。从短期看,西部地区应以中外合资经营方式为导向,但从长期看,应顺应外商直接投资的全国性趋势,从政策上为外商独资经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外商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理性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外商将资金投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本文找出外商投资中国房地产业的动因,分析了外商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优势、劣势以及面临的风险,最后对外商如何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理性投资提出建议.     

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资变化及中国的对策

2002年入世以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相比入世前的预测,我国利用外资现状与趋势并不乐观.本文试图从投资量、投资规模、投资策略、投资来源、投资结构、投资区位六方面透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变化情况,并对以后扩大优化利用外资提出对策建议.     

外商投资人民币利润纳入国际收支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大量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利润滞留境内,一旦经济形势出现动荡,将导致留存利润的大量汇出,这会给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和外汇市场带来一定影响。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利润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分析将外商投资人民币利润纳入国际收支带来的影响,进而提出将外商投资人民币利润纳入监测指标体系,规范外商投资人民币利润集中汇出行为,防范金融风险。     

深化对外开放与西部跨越式发展——基于FDI选择因素的实证分析

FDI尚未成为西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较少的FDI存量拉大了西部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西部地区经济同质性较低,区域经济一体化远未形成。西部在市场潜力、区位和区域科技创新等方面存在较大劣势,影响了外资流入;正在改善的基础设施则对FDI流入产生了较大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内部,在省际层面上,FDI选择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     

经济密集地区FDI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以长三角16城市为例

本文通过建立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利用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经济密集区长三角16城市的FDI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FDI不但存在地区内溢出,同时也发生了地区间溢出,且从动态上来看,地区间溢出由前期(1990—2001)的不显著到后期(2002—2009)的显著并高于地区间的影响。这表明一城市的FDI不仅是本地区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推动其他(周边邻域)城市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力量,而且后者在经济密集区的重要性有增强趋势。研究还表明,长三角城市经济增长模式支持内生增长理论的"干中学"观点并具有空间依赖性特征。文末讨论了主要结果的政策启示。     

基于FDI的长江三角洲县域经济效应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江三角洲FDI集聚能力不断提升的重要载体。长江三角洲县域经济活力的大小与FDI集聚水平密切对应。剖析基于FDI的长江三角洲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和县域经济效应,对于探索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提高中国FDI的整体绩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用生产函数的衍生模型分别对中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析,在东部地区国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而中、西部地区国外直接投资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显著,表明我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引起的.     

制度环境、FDI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ESCP框架的分析

由于经典FDI理论无法完整解释中国经济对外资严重依赖的特征,因而针对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构建环境-战略-行为-绩效(ESCP)分析框架,考察制度约束下FDI对产业结构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制度约束导致流入中国的FDI具有"规模过大、质量偏低、项目类型太小、行业分散"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非典型特征。制度约束下FDI普遍缺乏关联效应,正面溢出效应受到抑制,收入漏出与结构锁定效应凸显,不利于产业增长与产业内部的高级化进程。新时期引资政策必须以改善制度环境为依托,吸引高质量外资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长三角FDI空间格局演变与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利用锡尔熵指数和相对熵指数以及半对数经济增长模型,分析长三角FDI分布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变异以及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结果表明：FDI在长三角地区空间分布上呈现先集中后扩散的趋势;FDI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区际之间效率存在差别。宏观政策在扩大长三角地区FDI的引进规模、利用成效的同时,应优化FDI空间格局,注重区域协调发展。     

长三角FDI与城市经济增长比较研究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保持着高速的增长势头。其中,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大量进入,无疑是促进其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从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理论入手,针对FDI对长三角地区不同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考察了FDI占GDP比重的演变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实证模型,对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三大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与FDI流量的变化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不同区域FDI的产出弹性有很大的区别,且FDI对国内资本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工资效应的实证分析

东部地区FDI对工资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甚至呈现一定程度上的负向效应,但是中西部地区的FDI对工资却存在长期的正向促进效应。东部地区工资增长的真正动力是FDI以外的因素,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来源于中西部低于本地工资的劳动力资源,加深了这一趋势。     

长三角利用外资环境的国际比较——与世界五大都市圈比较的视角

长三角作为全球第六大都市圈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吸引外资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与世界其他五大都市圈在宏观经济稳定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监管制度、行政效率、技术环境和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比较,我们认为长三角必须遵循世界都市圈经济发展规律,构筑国际化的优越投资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发展,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服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