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池莉小说中的平民意识

池莉的小说大多取材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呈现生活的本真状态。她总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看待一切和评价一切,有着浓厚的平民情结。其平民情结通过小说的选材、小说的人物形象描写、知识分子与市民的对比表现出来。池莉以其独特的市民意识,面对生活及平凡的民众,讲述自己心中的市井琐事,感动着许许多多普通市民。     

近代商会与天津慈善救济事业

近代华北地区灾荒频发,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的天津市,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大批难民。天津官方和民间组织对难民实施了一系列赈灾措施,进行了紧急的社会救助,对难民的衣食住等进行了安置。近代商会与官方通力合作,对灾民实施的一系列救济措施,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生存压力,使商会在社会慈善救济这一公共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青春的知识分子启蒙英雄--五四新文学研究

本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五四新学中的英雄书写，认为中国现当代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深受“学救国论”的影响，作家的书写贯穿着英雄情结。这种情结，在五四新学的先哲身上表现为青春的知识分子个人启蒙书写，本由此探讨了英雄书写的原因及其内在规律。     

延安时期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对青年知识分子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主要包括：高度重视青年知识分子工作是前提;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键;理想信念教育是核心;教育与工农相结合是根本;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保障。因此,汲取延安时期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对于今天做好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当代中国转型时期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从“先生”一词看“五四”时期中国人的心态转化

“五四”时期,陈独秀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两大口号成为启蒙运动的主要口号,它指引着先进的知识分子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在人民大众中广泛传播。但是在启蒙者对两大口号的称呼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不仅先进的知识分子抱着虔诚学习的态度,就连普通民众也尊“民主”、“科学”为师,五四时期的中国流行着学习西方的热潮。     

论秦皇汉武的齐鲁文化情结

秦皇汉武都有浓厚的齐鲁文化情结,他们多次到齐鲁巡游,沐浴齐鲁文化的灵光,使自己的活动打上齐鲁文化的印记。但后来两人对儒学的态度却绝然迥异:秦始皇制造了惨烈的"焚书坑儒",汉武帝却推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两者的天渊之别源于不同的时代条件和他们各自的不同应对之策。     

论《儒林外史》的悲剧意识及形成原因

作为一部18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纪实小说,《儒林外史》蕴含着吴敬梓浓厚的悲剧意识。作者敏锐观察众多儒生名士的行为生活,揭露其肮脏、虚无的内心世界,作者寻求出路的理想彻底破灭,并结合当时科举取士的社会制度及作者本人的遭遇等探究其形成的原因。     

大学生思想状况发展轨迹的研究及思考

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力量。社会的发展及变革对大学生思想状况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改变，大学生作为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也在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研究各年代大学生思想状况的发展轨迹对当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     

刍议新升格本科院校统战工作的现状及其对策

高校"专升本"带来学校结构性的变化,对学校统战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分析转型期党外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和统战工作面临的挑战,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即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引导,提高其政治素质;营造重视党外知识分子的社会氛围,为其展现技能搭建舞台;重视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和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明确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工作指导思想,加强统战部门的自身建设;完善工作制度,创新工作机制.     

没有硝烟的“大抉择”——论40年代后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

在40年代后期急剧动荡的复杂矛盾中，众多知识分子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抉择，其中大部分选择留在大陆。现有研究往往对他们的痛苦心态采取了简单化、政治化的阐释，也夸大了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的“战斗”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处于抉择中的知识分子的心态是极其复杂细微的，有“政治嗅觉迟钝”型、“民间浪漫”型、“独立特行”型、“鸽子恋家”型及“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型等等。对于许多自由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之所以选择留下并非首先处于政治上的抉择，本能的爱国主义情感、“土地情结”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化利用与知识产权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智力创作成果,涉及很多知识产权或无形财产,价值不菲,具有比普通文化遗产更高更多的含金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文化竞争力,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化利用过程中,将其智力成果和无形财产纳入到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来,值得深入研究。     

对政府房地产调控的法学透析——以公权力的运行为视角

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是政府提供的一项＂公共物品＂,是政府各种行政权力运行的结果,合法性是政府房地产调控行为的本质属性;在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应将政府的权力范围限定在一定的界限内,调控行为不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不能侵害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目前调控行为中的＂房产税＂、＂限购令＂等措施在合法性、合理性方面都存在问题。     

房地产泡沫与政府间的利益博弈问题研究

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泡沫,关键在于土地市场的单边垄断,而这又和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利益密切相关,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业的利益分配上存在着竞争关系,所以构建房地产环境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模型是理解房地产泡沫的关键。分析表明,扩大地方居民对地方政府官僚的惩戒力度及控制中央政府不受约束的税收权力是抑制房地产泡沫的关键。     

论企业行为的有限理性及其社会责任

国民经济的核心力量不仅取决于它所拥有的企业数量,更取决于每个企业的竞争活力及其效率.在传统体制下,企业长期囿于"父爱主义"的规制,企业行为的选择缺乏足够的自主性,客观上造成了企业经营动力和激励机制的缺失.人们往往关注的是政府权力过大,导致企业不能拥有足够的自主经营权,不能成为真正的经营主体,却没有看到企业行为的非理性,如业内垄断、资源浪费、"内部人控制"等,导致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在弱化.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以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的大量复杂化的"非个人交换形式"的出现,将自然而然地导致企业行为的有限理性,要提高社会效率,就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走向市场化的路径研究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作为中小企业融资方式的一种创新,对于推动产权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义重大。基于对比国内外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发展模式,我国知识产权质押模式走向市场化的实现路径应为:分地区、分阶段从政府主导逐步走向市场化;政府应对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市场化发挥推动与监管作用,并着力培育和建立权威性较高的知识产权评估中介机构,银行系统也应给予积极地配合与支持。     

基于真实交易盈余管理的股权制衡治理效应

公司治理中的一些因素会对公司管理层进行应计盈余管理起到限制作用,其是否也会影响公司管理层进行真实交易盈余管理尚未有充足的证据。因此,本文就股权制衡这一治理结构安排与公司管理层进行的真实交易盈余管理予以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股权制衡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降低管理层在产品成本方面和可操纵性费用方面的真实交易盈余管理和整体调节利润的操纵程度。本文对股权制衡会抑制真实交易盈余管理的研究结论提供了新的解释,为进一步认识股权制衡的公司治理功效提供了支持性证据。     

法国地方制度的特点、价值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1982年以来,法国通过中央向地方放权的改革,构建起比较合理的地方制度。而中国和法国都是单一制国家,并且均是有着传统中央集权的国家,两国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方式、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机制等方面的诸多共性决定了法国地方制度对中国地方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从法国地方制度的特点和价值切入,结合中国地方制度的现实进行客观的思考,从法国经验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略议预算的柔性管理

随着我国企业预算管理实践的展开,预算管理理念在我国已得到广泛认同,并进入了逐渐规范以及广泛实施阶段。预算管理对于企业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预算应该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以保证预算的全面有效实施,但是为了适应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等情况,预算还需要保留一定程度的柔性。在柔性预算管理中应注意重视有效的预算监控、严格规范的审批程序、控制预算调整的权限和注意全面预算管理系统的柔性等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焦点--知识产权诉讼调查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专利国,其主导产业已经由工业产品生产出口转变为以知识产品（知识产权或专利）的生产和出口为主.因此,中美贸易摩擦逐渐转变为以知识产权纠纷为主的贸易纠纷是不可避免的.目前,美国企业频频对中国企业发起“337”知识产权调查诉讼案,主要是因为诉讼成本低、诉讼效果显著,中国企业应该采取有效的对策.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偏好与企业创新激励——基于转型期“大调解”机制政策效果的分析

面对技术创新速度加快以及企业知识产权纠纷的增加,我们必须思考转型期"大调解"机制的政策效果。基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偏好对企业创新激励这一独特视角,本文考察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中处理和调解这两种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对企业创新激励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调解方式的倾向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激励,同时这一影响因企业控制权性质和企业生命周期两方面的异质性而有所差异。本文不仅从企业创新激励的角度为知识产权纠纷行政执法偏好的选择提供了新的解释,同时也从法和经济学角度深化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激励方面的研究,对于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法律实践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