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更是一个值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课题。本文运用微观数据,用Probit模型来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性别差异、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对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不同影响。     

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更是一个值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课题。本文运用微观数据，用Probit模型来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性别差异、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对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不同影响。     

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收入：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

利用2006年安徽省阜阳市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抽样调查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性别视角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收入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更易获得高收入;年龄是影响男性农村外出务工劳动者收入的重要因素,但对女性农村外出务工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性别会影响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进入行业的选择。     

互联网技能、信息优势与农民工非农就业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信息时代掌握互联网技能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技能的使用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其边际效应为11.85％,尤其对非自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工具变量法减缓内生性问题后主要结果依然稳健.(2)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的就业效应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经济水平、不同性别和婚姻状态下均显著,其中,中、东部地区、大学学历以下和家庭经济水平较好的个体使用互联网提升的就业概率更高,(3)中介效应与Sobel-Goodman检驗显示,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降低信息费用、提高个体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改善个体和市场对劳动参与者的性别偏好三个渠道影响非农就业,这表明具备信息优势、以互联网使用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对农村非农就业决策存在积极影响,为新冠疫情后就业难的农村劳动力摆脱失业困境提供新思路.     

中国出口增速放缓与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

文章利用201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与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构建了城市出口增速放缓指标及基于全球总体贸易需求下降的"Bartik工具变量",从多维视角有效识别了中国出口增速放缓对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出口增速放缓显著降低了当地15-64岁劳动力参与工作的概率,出口增长幅度每下降1000美元/人,当地劳动力就业概率则下降3.7％.出口增速放缓使得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与不同就业身份之间进行重新配置,制造业和雇员就业概率下降,而服务业和自雇身份就业概率则上升,从而产生就业调整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出口增速放缓对当地可贸易部门的企业绩效造成负面冲击,继而以降低劳动力需求来推动就业调整;而非贸易部门的企业绩效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这一冲击.另外,基于当地劳动力失业原因与求职表现的研究进一步为这一机制提供了间接证据.上述研究结论为我国有效化解贸易风险和深入推进就业优先的双重战略目标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幸福的就业效应——对幸福感、就业和隐性再就业的经验研究

幸福不仅是人们生活的最主要目标,而且也是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使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本文评估了主观幸福感对劳动力就业和隐性再就业概率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发现,幸福感上升不仅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力的就业概率,而且也显著地提高了失业劳动力实现隐性再就业的概率。同时,幸福感上升增加了劳动力享有的"关系"等社会资本,以及促进了劳动力的工作搜寻努力,是幸福感影响劳动力就业概率的主要机制。因此,以改善民生和提高居民幸福感为目标的增长方式转型,可能不仅不会加剧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压力,反而可能缓解劳动力市场上"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农村两种类型转移劳动力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转移主要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类型——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但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内部收入差距却高于外出就业劳动力。两种类型转移劳动力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省份、性别、人力资本、就业单位或工作类型等;在外出就业劳动力与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中,禀赋回报率的差异部分解释了57.9%,而禀赋差异部分解释了42.1%。     

外资进入、竞争与性别就业差异

在中国性别就业差异持续扩大的背景下，文章基于2004-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检验了外资进入是如何通过竞争效应对企业性别就业差异产生影响的。结果显示，外资进入程度越高的地区与行业具有越低的性别就业差异，外资进入程度每增加1%，我国内资企业女性就业份额将会增加0.0407%，且这一结果在考虑了抽样偏倚、不同外资范围的界定、使用不同外资进入程度衡量标准和控制内生性后依然十分稳健。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外资进入通过提高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来促使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雇佣更多成本较低的女性劳动力，进而降低性别就业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外资进入产生的竞争效应对于性别差异的影响在不同受教育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其对受过高等教育，特别是受过研究生以上教育的群体影响最大。文章结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将有利于减少性别就业差异。此外，文章也为研究外资进入的社会经济影响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