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就业市场上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测度

本文利用CHIPS2007数据库，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城镇就业市场上劳动力的工资扭曲程度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在城镇就业市场上，由于工资扭曲现象的存在，劳动力实际获得的工资要比他们的边际生产率低45％～60％；（2）已婚、子女个数较少、本地、拥有失业保险、男性、大中型企业的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要低于未婚、子女个数较多、外来、没有失业保险、女性、小型企业的劳动力；（3）中低工资水平的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要比高工资水平的劳动力严重，且中低工资水平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的方差更大。由此，本文提出推进就业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完善就业市场信息网络，从而减轻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     

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就业与工资波动性的影响

本文从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就业与工资波动性的关系这一新的视角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首先在弹性分析框架之下,对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工业工资和就业波动性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然后采用我国细分工业行业的数据,在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使用回归分析方法进一步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工业工资和就业波动性的影响。研究的基本结论是,贸易自由化很可能增强了给定外生劳动需求冲击之下工业劳动者工资和就业的波动性。     

信息技术、常规任务劳动力与工资极化

以信息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取代了大量以常规任务劳动力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进而可能引发工资极化问题。本文基于扩展的工作任务模型从理论层面剖析信息技术是否会引致工资极化，并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信息技术会通过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影响工资，这种替代性对劳动者工资水平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弱化了城市层面信息技术进步对工资带来的提升作用，同时也强化了行业层面信息技术进步对工资带来的负面冲击；该替代性对工资的不利影响在常规任务劳动力群体尤为突出，导致常规任务劳动力工资增速较慢，从而产生工资极化现象。本文的研究为应对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工资极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证据。     

向下挤压还是向上提升——城市失业下岗职工与进城民工就业替代关系的理论分析

劳动力市场具有层次性和区域性,并由此形成了劳动力在市场上的各种性质不同的替代关系。研究劳动就业问题必须要具体分析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在市场上的就业替代模式,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劳动就业政策,才能科学合理地解决中国城镇的劳动就业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     

论国有企业的工资管制对就业的影响

目前，我国仍然对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或工资总额进行管制，管制的方式主要是对超过规定的工资征税，本文证明，当工资水平是外生变量时，无论是无均工资水下的管制还是工资总额的管制都将对国有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产生负面影响，相比之下，工资总额管制减少劳动力需求的作用更强，本文的主要结论是，放松工资管制将有利于增加就业，特别是当经济面临需求方或供给方的外来冲击时，放松工资管制是增加就业的有效措施。     

论西方工资决定理论与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完善

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为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因为其不完善的工资决定机制而导致了劳动力价格扭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长期和稳定发展. "民工荒"的出现就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因此完善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就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在借鉴西方传统工资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机制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全球生产网络、贸易结构与工资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

论文通过建立全球生产网络的中间投入品模型,实证分析中间品贸易对一国技术劳动力和非技术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加工贸易是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典型形态;其出口会扩大对技术和非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但技术劳动力的工资上涨幅度要高于非技术劳动力的工资涨幅,从而使相对工资差距扩大。短期内,中间品的进口减少了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和就业,但长期来看中间品进口会扩大对技术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工资差距拉大。人力资本投资的供给增长由于未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工资差距拉大;但长期来看,人力资本积累机制的完善使得相对工资差距会逐渐缓和。     

金融冲击、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通过建立包含房地产市场金融冲击的NK-DSGE模型,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通过比较不同政策机制下金融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发现,宏观审慎政策的引入缓和了金融冲击的效应,并且可以同时实现稳定物价和稳定金融系统的目的。社会福利分析的结果表明：(1)金融冲击下,仅对产出缺口和通胀做出反应的政策具有最低的社会福利水平;(2)如果货币政策考虑信贷市场,并同时使用反周期性宏观审慎政策,那么社会福利将得到明显的提高。这意味着金融冲击下,政府应该积极行使对信贷市场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以及反周期性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政策机制。当前,在房地产市场整体不景气的背景下,我国政府积极利用金融冲击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因此,采用对信贷市场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以及反周期性宏观审慎政策将具有相对较好的政策效果。     

深化就业体制改革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

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劳动就业提出了以下要求?要求劳动力商品化,劳动力交易市场化,劳动力市场规范化,劳动力管理间接化,劳动者保障社会化。 为适应以上要求,劳动就业工作必须在就业政策、职业培训、管理形式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转变,使之逐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就业模式。即:以充分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为出发     

转型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差距扩大分析

文章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主要是工资结构的调整以及人们在不同就业状态上的分化。劳动力市场改革也使得工资差距不合理的扩大。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失序的原因有国家规制、非价格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如果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采取新的发展战略,重构劳动力市场改革,那么,将不仅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改善,也有利于收入分配更为平等。     

性别工资差异缘何扩大?——基于职业分割的分析视角

基于职业分割的视角,本文建立了中国城镇居民的就业方程和工资方程,提出工资差异变动分解方法,并依据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差异变动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95年至2002年间,性别工资差异呈扩大趋势;性别工资差异的扩大完全是由性别歧视的加剧造成的;性别歧视的加剧不仅体现在职业内部针对女性工资歧视的加剧,而且体现在针对女性职业分割的就业歧视的加剧。因此,政府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将有助于抑制性别工资差异的持续扩大。     

70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国政府就建立了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劳动力市场消失,城镇就业由政府劳动部门计划安排,农村劳动力则成为人民公社的社员,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知青返城给城镇带来巨大就业压力,政府出台"三结合"的就业政策加以应对,开始打破传统的统包统配就业体制,劳动力市场开始发育,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得到发挥,二元经济体制向一元过渡。经过长期的高速增长和就业创造,2003年以来,劳动力市场由供过于求开始演变为供不应求,劳动者工资迅速增长,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发生改变,劳动力市场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从促进就业到兼顾推进劳动力市场正规化。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在每一个重要阶段,政府都出台了较为明智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资本账户开放下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研究

文章在含有抵押约束的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探讨了短期资金流动对中国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冲击的表现形式,并据此检验不同政策组合的有效性。结果表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加深将会引发短期跨境资金流动规模的提升,并导致资产价格、债务规模、通胀和产出波动加剧,表现出较强的顺周期特征;基于外资总债务占比和总产出占比的动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均能起到缓解经济波动的效果,政策效果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强呈现出递增趋势。当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低时,最优政策组合是以产出和通胀为最终目标的传统泰勒规则;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升,缓解由此产生的经济金融波动的最优政策应当是传统泰勒规则与基于外资在总产出中占比的动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并且其监管效果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13年成“工”

1980年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及其以后下发的一系列文件,从某个角度来说,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打开了一个可行的缺口。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自个儿筹资或带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于是,这一年便成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政策改革的标志。实行了30年的城乡人口流动限制政策就此开始松动。     

劳动力供给、生产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工资外溢效应

本文利用中国1999-2007年441个四位码工业行业数据,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通过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供给方式和间接生产率外溢方式对中国内资行业的工资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对中国内资行业工资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2)国有行业比重提高会显著促进FDI通过劳动力供给方式对内资行业产生工资外溢效应,但同样会显著阻碍FDI通过间接的生产率外溢方式对内资行业产生工资外溢效应;(3)FDI对内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外溢效应显著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FDI进入显著缩小了中国不同劳动生产率工业部门的工资收入差距。     

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升级”抑或“极化”?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工业机器人给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了重大机遇，同时也给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带来诸多挑战。为了厘清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劳动力的影响，本文利用2004-2018年省级制造业工业机器人数据，匹配制造业行业层面数据，通过联列方程识别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和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显著提高了制造业劳动力市场整体就业和工资水平，对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生产力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强于替代效应；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显著提升了高、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却显著降低了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表现为就业“极化”效应；而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均具有正向影响，表现为明显的“升级”效应。本研究有助于客观认识数字经济背景下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为进一步理解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和保持就业稳定的政策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人机之间:机器人兴起对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匹配区域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水平,分析了机器人兴起对中国劳动者收入和工资结构的影响,尤其关注了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作用。研究发现,从直接影响看,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部门的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工资性收入都具有显著负面效应;但从间接影响看,机器人应用对非制造业部门的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此外,就工资结构而言,机器人应用对劳动者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工资极化”特征。本文进一步从劳动者的相对议价能力和不同部门劳动力的替代性与互补性视角,检验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者工资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本研究表明,在人工智能时代,健全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兼顾工作的安全性和灵活性,对推动高质量就业和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市化和城乡工资差距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城市化和城乡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章证明,落后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更低的城市化水平和更高的城乡工资差距。在静态框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单位资本吸纳的劳动力减少,城市就业水平降低;由于城市吸纳劳动力减少,农业从业人员增加,农村工资水平下降,城乡工资差距拉大;赶超程度越大,城市就业越少,城市化水平越低,城乡工资差距越大。在动态框架下,落后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降低资本积累率,导致更慢的城市化进程和更持久的城乡工资差距;赶超程度越大,城市化进程越慢,城乡工资差距缩小越慢。     

新常态下我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范式——基于引入劳动力市场摩擦的DSGE模型的分析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引入劳动力市场摩擦重新构建了适用于我国经济的DSGE模型,并模拟和比较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在应对不同类型冲击时对经济的调控绩效。分析结果显示,当前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取决于我国的经济现状、所面临的冲击种类和政府的政策意图,但是就应对通货膨胀方面,数量型工具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要优于价格型工具。我国政府应当将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灵活并合理地搭配使用才能更好地对经济起到调控作用。     

综合信息

我国将建立就业登记制度未来５年，我国将在继续控制人口数量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取消各种限制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政策规定，以积极促进就业，这是日前笔者从国家计委有关方面获得的消息。笔者从国家计委最近编制完成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中了解到，我国将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在东部有条件的省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逐步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制度。根据规划，我国还将建立劳动就业登记制度，每个社会成员将拥有自己惟一的社会保障号码，并建立个人工资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