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劳动力市场下的人口流动模型及其政策含义--对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一个修正

本文在对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建立起二元劳动力市场下的人口流动模型,认为决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地原因是迁移的预期净收入;二元劳动力市场造成的价格歧视和劳动力进入成本并不能解决城市的下岗失业问题,相反使城市的就业容量损失.     

家庭净收益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研究

“个体流动”和“家庭转移”是两种不同的劳动力转移形式,而稳定性的人口转移应该是“家庭转移”。追求家庭净收益最大化是“个体流动”或“家庭转移”的直接动因。农户的转移过程可分为初始阶段(流动前阶段)、个体流动阶段和家庭转移阶段,分析各个阶段家庭净收益影响因素,“个体流动”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而较高的城市生存成本是制约“家庭转移”的根本因素。     

二元劳动力市场下的人口流动模型及其政策含义——对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一个修正

本在对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建立起二元劳动力市场下的人口流动模型．认为决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地原因是迁移的预期净收入；二元劳动力市场造成的价格歧视和劳动力进入成本并不能解决城市的下岗失业问题，相反使城市的就业容量损失。     

两种人口流动模型的比较及启示

刘易斯人口流动模型与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都曾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做出过贡献,但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势严峻的状况,决定了单一依靠某一种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是不可行的。通过对两种模型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刘易斯人口流动理论强调依靠工业扩张来吸纳剩余劳动力,而忽视以农业本身的发展来吸纳劳动力。与刘易斯的人口流动模型相比,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更接近我国现实,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仅要靠工业扩张,还要依赖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推动下的城乡劳动力流动。     

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研究——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基本假设进行修定,从农民追求预期净收益现值最大化出发,运用动态宏观经济学的递归方法,推导出均衡条件下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并采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各影响因素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方向和程度。研究发现：城乡劳动力流动率的滞后值、城乡实际收入差距、非农产值比和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对城乡劳动力流动有正的影响,但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值偏小;城镇失业率、城乡消费支出比和农村工业化对城乡劳动力流动有负的影响;制度变迁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对城乡劳动力流动也有一定程度但不显著的正影响。为了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应加强城乡联动共同发展。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路径选择研究

本文在总结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路径理论的基础上,以湖北孝感市为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路径选择与国外传统转移理论描述的路径不完全一致,在选择从低收入的农业部门向高收入的城市工商业部门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的主路径之外,还有选择向就近的小城镇转移和向相对不发达的东北偏远地区以及新疆、云南等西部不发达省份转移的其它路径.转移路径选择多元化的原因除了出于预期收入最大化的考虑之外,还受转移成本及其支付能力、政府部门的引导与纽织、个人拥有的技能、同乡的示范与带动等因素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了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路径选择风险,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采用引入财产性收入的托达罗人口转移模型分析城乡预期收入差距与流动意愿的关系,利用绥棱县农民工流动影响因素调查问卷数据建立logit和probit回归模型,结果表明本次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与引入财产性收入的托达罗人口转移模型分析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其中,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正向作用,但在转移成本、外出打工收入、财产性收入三个影响因素排序上,财产性收入最小。这说明托达罗人口转移模型的分析范式仍然基本符合目前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但从动态的角度看,随着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其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上可能发生变化。     

代际差异视域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动因研究——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重庆市1210份样本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重点计量收入预期、职业预期、情感预期及城市融入预期等因素对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意愿的代际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除收入预期外,非收入预期中的职业预期、情感预期和城市融入预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意愿的影响均存在代际差异.利用均方差法对各影响因素进行权重测度发现,老一代农村劳动力最关注的是经济收入,其次是情感预期,职业预期位列最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最关注的因素依次为情感预期、收入预期、城市融入预期和职业预期.     

产业转移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研究

产业转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在逐渐发生,会对经济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农村劳动力人数庞大,构成了我国庞大劳动力资源的基础。农村劳动力往往随着产业转移而在地域上产生流动,产业转移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发展趋于饱和,中西部地区承接条件日趋成熟,产业转移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使农村劳动力就近实现就业。国家应完善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制度改革,同时完善农村劳动力保障体系,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均衡发展。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的步伐变得越来越快。本文在西方的劳动迁移理论、国内现阶段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指导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简要分析,并且建立了一个以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工资性收入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目标地区较好机会所产生的拉力大于流出地区较差机会所产生的推力时,人们容易被吸引到预期工资报酬较高的地区。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房地产经济的虚拟化分析

在虚拟经济背景下 ,影响房地产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也出现了虚拟化的倾向 ,并通过资本符号化、劳动预期化和网络信息技术数字化的方式 ,提高了房地产经济的资本效率、劳动效率和技术效率 ,进而推动了房地产经济的增长。     

关于劳动收入初次分配公平的几个问题

劳动收入初次分配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基本组成部分。关于劳动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劳动收入初次分配公平包括分配权利、分配机会、分配条件、分配规则、分配过程和分配结果公平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分配规则、分配过程的公平特别重要。在劳动收入初次分配中必须将公平与效率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分配是否公平虽然无法摆脱个人主观判断,但是可以通过各种客观的内在和外在尺度进行判断。分配公平应该是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要实现分配公平,既需要整个社会坚持公平的价值取向,集合各种促进劳动收入初次分配公平的因素和机制,也需要遏制各种导致劳动收入初次分配不公平的因素和机制。     

个人所得税对不同地区劳动力供给的效应分析

个人所得税对不同地区劳动力供给具有不同的引致效应。本文在对比分析个人所得税对不同地区劳动力供给效应差异的基础上,提出完善个人所得税对不同地区劳动力供给调节的相关建议。即依据不同地区平均税率对劳动力供给的引致效应确定个税起征点、预先扣除个人总收入中的教育支出、完善征税机制。     

劳动力转移、非农产业投入与农民收入增加

以128家农户2000—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研究了农业劳动力在农村就地转移和增加非农产业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增加非农产业投入可以有效地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在加入贷款数额、贷款期限、劳动力数量、农产品收购价格、税费负担以及户主受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之后,效果仍然显著。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我国政府应该在条件许可的地方,鼓励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并增加对农村非农产业的资金投入。     

国际贸易、技术变动对我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文章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国际贸易、技术进步等因素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显示在1999～2009年期间,我国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总体上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主要是行业内部劳动力再配置的结果;利用中国工业部门21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通过系统广义矩方法对国际贸易、技术变革对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表明,国际贸易具有较为显著的提高我国工业部门行业劳动份额的效应,而技术进步则存在显著降低工业行业劳动份额的效应,这与我国工业部门在研究期内的技术进步具有劳动节约型特征有关。     

基于市场分割的收入差距分解分析

收入差距问题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令人担忧。从市场分割的特征角度出发,采用泰尔指数法研究各个群体的收入不平等情况以及各个组成部分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结果发现在不同行业门类、地区和所有制对劳动市场进行分割的影响下,东部地区,新兴部门和制造业的居民内部的不平等程度较大而三大区域之间和行业门类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过大。     

增加居民收入的主观能动性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考察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发现,虽然居民受教育程度、劳动素质和技能整体提高,但居民收入占比长期偏低。这说明增加居民收入具有可能性。考察“合法”居民收入结构发现,居民收入初始差距源自劳动差异形成的劳动收入,决定性差距源自劳动积累节余资本化形成的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这说明增加居民收入只有不断提高居民的劳动素质和技能以及理财能力才具有可持续性。从主观能动性角度思考增加收入,居民应该努力就业,积极创业,获取劳动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务实消费,主动理财,增加财产性收入;开展劳动和资本的联合,建设新型产权制度,可持续地增加收入。     

Export and imperfect hedging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effe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child labor that arises out of subsistence needs. It argues that favorable income effects are most likely to reduce the need for child labor in the South, even when export goods have a necessity character. However, in very poor economies, aggregate hours of child labor can also increase as a result of more open trade. Although the poorest families are the ones who benefit the most from trade in a Heckscher – Ohlin setting, their income gains might not be high enough to make them withdraw their children from work, while adverse income effects can raise the incidence of child labor among the less poor. The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argument by finding that in a country panel, increases in trade openness are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ly smaller reductions in child labor among the poorest food exporters than among food exporters on average.     

资本结构与企业收益的相关性研究——以房地产行业为例

资本结构与企业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问题,通过以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实证数据为例,研究我国资本结构与企业的盈余收益之间存在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资产净利率以及净资产收益率要远低于外界的预期,在我国的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内部资本结构与收益的关系不明确。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市场发展不健全;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负债资本利息节税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     

Factor tariffs and income

This article examines a tariff on an imported factor of produc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with two domestic factors. Suppose the imported factor is intensive in export production, and labor in import competing production. The factor tariff would reduce export production and trade, but raise the wage. The flexibility afforded by the three factors raises the possibility that import spending might fall more than the decrease in output. That is, the factor tariff could raise income. Inelastic demand for the imported factor and a high labor share of income favor increased inc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