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标准之比较

在衡量中国贫困状况时,最为常用的贫困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贫困标准,也称政府贫困标准,另一个是世界银行的1美元1天的国际贫困标准。2005年,中国农村贫困标准是年人均纯收入683元,在此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为2365万;而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生活在1美元1天标准之下的人口还有1亿多。另外,部分学者和机构在研究中提出过不同的标准,各地采用的低保标准、最低生活需求标准等虽然没有使用贫困标准的名义,但实质上也是贫困标     

完善西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思考

西部农村作为我国贫困的集中地区，贫困人口数量庞大，最低生活保障的水平很低。当前，要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的重点放在西部农村，扩大覆盖面，提高救助标准，真正有效解决我国西部农村的贫困问题。     

农村扶贫开发面临的新形势与扶贫路径创新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着绝对贫困相对缓解，而相对贫困、发展贫困、贫困刚性、贫困波动性等特征凸显的新形势。为应对新挑战，必须围绕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这一核心，对扶贫目标、贫困标准、扶贫方针进行战略性调整，并创新扶贫开发路径，强化贫困人口稳定脱贫、持续发展的外部支持、产业支持、资金支持和项目支持。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探析

农村小额信贷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一种能够改变农村贫困现状的成功方式,它关注于农村地区中低收入群体和微型企业发展。我国现行农村小额信贷在制度、发展策略方面存在着一定缺陷。本文基于对四川仪陇农村小额信贷的调查研究,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经验,依照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提出对现有制度以及发展策略方面的若干建议,以实现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探析

农村小额信贷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一种能够改变农村贫困现状的成功方式,它关注于农村地区中低收入群体和微型企业发展。我国现行农村小额信贷在制度、发展策略方面存在着一定缺陷。本文基于对四川仪陇农村小额信贷的调查研究,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经验,依照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提出对现有制度以及发展策略方面的若干建议,以实现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组织与农村贫困主体消除的多元化

贫困所描述的现象是由于制度缺失而导致的诸多社会现象中的一种。消除贫困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我国目前农村贫困现象非常严重。政府一直是消除农村贫困的唯一主体。由于其自身所具备的特点,身处国家体制外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对于缓解和消灭农村贫困现象,提高农村贫困救助的效率,实现农村贫困救助主体的多元化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我国现行农村贫困线问题研究

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我国农村现行贫困线已不再适应新形势下的扶贫工作要求。学术界和实践界一致认为需要制定新的农村贫困线标准。以“输血线”和“造血线”为标准的双层贫困线,对我国政府确定农村贫困人群,有针对性地开展扶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经济转型与城市贫困机制研究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从某个角度来看也是不停消除和减缓贫困的过程。一直以来,贫困在我国被当做是农村的现象,但是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日显突出。虽然城市贫困问题由来已久,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贫困却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的社会现象,到目前为止,城市贫困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     

构建农村反贫困社会心理支持系统

当前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关系到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远景目标的关键。造成当前我国农村贫困的成因很多,但总的来看,农村贫困群体不健康、不成熟的社会心理是造成反贫困成效不明显的重要原因。因此,构建当前我国农村反贫困社会心理支持系统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     

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与扶贫问题研究

农村贫困问题是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在新的历史阶段农村贫困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同时并存;农村贫困向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粮食主产区集中;农村特殊群体的贫困发生率高;“三无农民”成为新的贫困群体等。因此,加大政府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提高城镇化率和发展第三产业、加大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调整贫困地区经济结构,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充分发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贫投入,是我国新阶段解决农村贫困的有效措施。     

Alleviating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through land transfer: Evidence from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in China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Ramsey–Cass–Koopmans growth model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which includes land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to investigat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land transfer impact o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under a steady equilibrium. Using 2010, 2012, and 2014 panel data from the Mutual Aid Fund for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in China, we obtained results indicating the impact of land transfer o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based on the 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 metho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intensity of rural households' land transfer in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remains low, at only 14.54%; however, it demonstrates an increasing trend. (2) When the intensity of land transfer is continuously enhanced,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 in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decreases. (3) Rural households' land transfer in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can reduc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by improving their savings behavior. “Precautionary savings motivation” is an important land transfer mechanism affecting rural household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基于经济增长的新疆减贫效果趋势分析

经济增长和减贫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制定发展战略所考虑的重点。改革开放初期,新疆通过经济增长极大地降低了农村贫困,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显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10年,由于经济增长的质量下降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减贫趋势变缓;2011年以后,随着援疆工作和民生工程的不断推进,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对贫困人口有利的收入分配对减贫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经济增长出现了益贫性特征。纵观改革开放至今,新疆减贫成就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人力资本的明显改善和政府采取的反贫困行动;而其减贫趋势放缓的原因是农村经济增长质量的下降和农村收入分配的不断恶化。为此,本文认为新时期扶贫工作中,新疆应实施益贫式增长战略。从生产领域着手,在增加就业的同时通过增加穷人的资产基础以提高穷人的自我发展能力,而政府在打造民生工程时应注重市场机制,以保持减贫的可持续性。     

贫困线理论及其在中国农村的实践

本文论述了贫困线的理论与方法,结合1984年中国农村贫困线的估计方法讨论了贫困线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应用。重点从判断个体福利满足的方式把贫困线分为主观法确定的贫困线和客观法确定的贫困线,并认为食品能量摄入法(FEI)和基本需求成本法(CBN)是使用客观法确定绝对贫困线的两种传统方法。文章最后部分针对国内一些学者对贫困线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和中国贫困线估计的高低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多维视角下农村贫困的测度与分析

近年来,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逐渐将贫困的研究视角从单一的收入贫困扩展到多维贫困。文章基于CFPS的2010年基线调查数据,采取Alkire和Foster提出的双界限方法,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提出的目标任务选取贫困维度,对我国农村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并对测度结果进行了稳健性分析。测度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多维贫困状况比收入贫困状况恶劣。维度分解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和生活质量等维度的剥夺情况比较严重。地区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被剥夺状况高于中、西部地区。稳健性分析结果显示,测度结果对权重的选取是稳健的。因此,我国在此10年中,应从多维视角识别农村贫困,有针对性地提高扶贫政策的有效性。     

农村贫困线的测度与优化

贫困测度是监测贫困状态和制定反贫困政策和战略的重要依据.农村是我国反贫困的主战场,如何准确地界定贫困村,特别是如何科学地确定贫困线,是全面描述和正确评估农村贫困的现状和脱贫进程,及时把握扶贫政策对缓解农村贫困的实际效果的关键,并成为当今理论研究和反贫困实践的热点.文章对贫困线的构成要素、测定方法、演变过程和调整方法作了初步的探讨.     

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调整与产业化扶贫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革,是当前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也是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现阶段,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普遍存在相关规制的缺位,严重制约了欠发迭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普遍具有地域性特征。贵州、四川等欠发达地区的改革实践,已经探索建立了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多种范式。政府应注重实施产业化扶贫战略,统一规划,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农村村民的合法权益。     

金融普惠可以提高减贫质量吗?——基于多维贫困的分析

切实提高减贫质量对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和守住脱贫成果至关重要。金融普惠作为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和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是否有助于提高减贫质量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从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两方面出发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农村减贫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同时降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并且对多维贫困问题严重的农村家庭有更大的作用;区分不同贫困和不同金融服务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降低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质量贫困,对健康贫困的影响则不显著;银行营业网点与金融服务点渗透、以及储蓄、贷款、保险及数字金融服务使用可以提高减贫质量,而其他金融机构渗透、信用卡使用及银行服务评价的作用相对有限。进一步地,文章研究了金融普惠减贫质量效应的环境条件,发现村庄市场及制度环境和家庭需求环境改善有助于充分发挥金融普惠的积极作用,相反则可能构成一定的制约。最后,文章检验了金融普惠的影响机制,发现促进农村家庭人力与物质资本积累、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文章结论为我国提高减贫质量提供了可靠的政策工具,同时也可促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安徽省乡村旅游扶贫效率研究——基于安徽省16个地市的数据

基于安徽省16个地市的面板数据,运用SBM-DEA模型与ML指数综合测算乡村旅游的扶贫效率.研究发现:整体上,安徽省乡村旅游扶贫效率损失严重,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其扶贫效果大幅度降低,全域旅游在乡村旅游扶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旅游扶贫效果在贫困地区显著,在发达地区几乎无效.具体而言,纯技术效率呈下降趋势,乡村旅游发展缺乏经营管理技术的引进与创新,在贫困地区属于学习与扩散阶段,在发达地区停滞不前;规模效率呈快速上升趋势,规模集聚效应逐渐增强,具有规模扩张但效率低下的发展态势;相比较而言,规模效率整体上高于纯技术效率,综合效率的提升主要依赖于规模效率的提升.因此,应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注重乡村全域旅游的推广;积极搭建开放平台,促进乡村旅游发展规划能力与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优化要素投入规模、创新要素配置方式,更好地发挥规模集聚效应;积极推进区域性乡村旅游协作的建立,注重乡村旅游扶贫的协同发展.     

美日韩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特点与经验借鉴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一直困扰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实践证明,美国、日本、韩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财政政策比较符合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文章在总结美日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财政政策。     

日本的生活保护法对完善我国最低保障制度的启发

日本在1950年建立了新生活保护法以来,已经经过了50多年的历史。50多年中生活保护法作为最后的安全网保障着日本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维护着社会安定,为日本发展经济提供了安定的社会条件。我国1999年城市最低保障制度已经全面开始实施了,近年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也被纳入最低生活保护的安全网之中。本文通过具体数据介绍日本的生活保护制度的提出背景、现状、内容、保障标准等,得到一些启发,提出了一些对完善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