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分权体制的经验、现实选择与未来展望

财政分权体制是经济转型的出发点和重要保障。本文系统地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从行政性分权到经济性分权再到机制性分权的历程,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博弈关系及其激励约束机制。本文认为,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演进具有内生性,伴随着经济转型而展开。现阶段虽仍未达到最优分权程度,但趋势是向行政集权下的机制性分权转型。今后财政分权体制改革的思路应是,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改革政府间事权划分方式,明确辖区政府财政责任机制,实行多样化的省以下财政体制,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     

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

一、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的假设基础目前,学者们在对中国财政分权问题展开研究的假设前提是,我国举手投票和以足投票机制作用有限,这是因为高度政治集权和户籍制所决定的。(一)自上而下的官员晋级机制1、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支出的压力。在中国政治高度集权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机制所形成的晋升锦标赛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周黎安,2007)。傅勇和张晏(2007)将中国的财政分权总结为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紧密结合。在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制度设计下,中国地方政府间相互竞争的压力来     

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我国分税制下政府问的财权划分

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权划分是在1994年分税制下逐步确立的，从实践上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存在需要完善和规范的地方。美国、德国、法国和El本分别是高度分权型、相对集权型、高度集中型和适度分权型四种政府间财权划分的典型代表。研究对比这些国家的制度，对完善我国政府间的财权划分具有借鉴意义。     

税收分权体制之国际比较研究

税收作为政府公共收入的主要形式,在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纵向的税权划分。通过比较美、德、法、韩、印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税收分权体制,可以看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税收集权或者税收分权,都是以经济效率的提高弥补制度效率的负面影响为前提,以保证社会分配的公平而中性,以建立高质量的政府部门为目标。政府间税收分权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在税收权力划分上的合作博弈,形成了基于税权划分而导致的对利益导向和控制导向的路径依赖。     

浅谈分权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体制

本先就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适当的财政分权的理论依据进行了论述，随后对集权的理论依据也进行了论述。本指出，当前，对于我国财政体制的完善来说，并不是简单的分权问题，而应在规范政府收支的同时，根据政府职能的实现来理顺集权与分权的关系。     

对财务控制的一点思考

一、建立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内部财务管理机制。企业规模的大型化发展要求管理组织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集权与分权。权力的划分首先应遵循"集权有道,分权有序,授权有章,用权有度"的原则。集权过度与分权过度,都有难以发挥财务控制的优势,企业内部管理权限的划分,中心问题是寻找适合本企业实际情况的集权与分权的适度点,这一适度点因企业而异,即使对同一企业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最优的处理企业内部财务管理集权与分权的统一模式。二、实行全面的预算管理目前,财务预算管理是许多大企业称之为较有效的、科学的管理方法,其作为企业管理一种新的控制机制,可以说是现代企业制度下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制度的有效保障。通过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的预算管理,能强化预算的财务控制功能,使     

共享税体制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共享税体制的核心是共享税的分享方式。国际上多数分权国家倾向于把地方附加税作为共享税的主要体制模式,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税收划分的难题。借鉴国际经验,本文认为,地方附加税体制应作为我国共享税体制建设的主要方向,而注重地方政府税权的控制与协调则是我国实施附加税体制的关键。     

政府间核心公共服务职责划分的理论与实践——OECD国家的经验和借鉴意义

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是建立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前提。本文通过对政府间核心公共服务职责划分相关理论的梳理和OECD国家具体实践的考察,归纳出两点可资借鉴的主要经验:一是权衡中央和地方各自的优势,在强调中央政府负有主要支出责任,以保障基本社会公平的同时,逐渐增加地方政府的管理权限和责任,发挥其信息优势。二是在"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基本财政体制下,通过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使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与财力相匹配,发挥转移支付的控制机能。     

财政制度变迁背景下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集权和分权关系的探讨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集权和分权的合理性关系到财政体制改革的有效性。通过财政制度变迁的历史回顾,对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集权分权的关系提出思考。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对我国财政制度的改革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重要的意义。     

财政分权与政府职能目标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时间序列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

以政府职能为依据划分政府间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以税种属性划分政府间财政收入的规律是各国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遵循的基本原则.以此为出发点,政府间财政收入和支出分权应有利于各级政府职能目标的实现.我国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基本按照税种属性完成了财政收入划分格局,但财政支出分权格局基本延续94年之前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划分范围.我国财政收支分权的不尽合理势必会影响各级政府职能目标的实现.对此本文将从实证角度进行证明.     

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研究

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是我国金融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金融管理实践中还存在着重复监管、监管盲区、责权不对等、职能混淆等问题,基于对当前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缺损主要原因的分析,借鉴国外经验及寻求理论指导,本文建议从中央地方政府统分结合、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关系、需求角度及基础性制度安排等方面入手,逐步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     

财产税税权划分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物业税的启示

本文将世界各国财产税税权划分状况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即绝对集权型、相对集权型、相对分权型和绝对分权型,并分别描述了不同类型税权划分的特征,总结了各国在财产税税权划分上存在的共性,进而在分析我国房地产税税权划分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对于拟议中的物业税的税权划分提出了几点建议。     

中部地区地方政府支农实证分析

本文从中部地区基层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影响因素角度,分析了当前中部地区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问题。结果表明,中部地区基层政府财政收入较多的依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其支出受制度安排影响,缺乏财政决策权;财政支出类别繁多,资金利用效率不高;基层政府教育负担过重;回归分析表明,增加基层政府本级财政收入,能显著增加基层财政的农业投入和教育投入。本文提出,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合理划分税权,加强基层财政资金的监督和管理,将有助于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武汉市财政支持韧性社区构建的思考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时期,反思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社区基层治理问题,探索财政发力的路径,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文章从风险治理视角,立足于“韧性社区”基本特征,大胆尝试以“蜂巢”模型说明城市与社区之间、社区与财政之间的关系,并对武汉市自2012年以来韧性社区建设情况进行分析,剖析构建韧性社区过程中财政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及原因,就如何疏通当前财政高质量发展的堵点,提出以财政适当集权和社区经济放权改革来实现财政供给与社区需求的动态平衡的可操作性建议,以期为财政“十四五”规划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股权制衡与公司业绩：理论与事实

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3年度的数据,比较股权制衡的公司与股权集中、股权分散公司经营业绩,得出股权制衡的公司业绩要好于股权分散和股权集的公司,因而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绩效产生正面影响。     

税收立法权纵向分权的制度保证

基于地方政府的相对优势,税收立法权适当下放可以提高效率。但是由于政府是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众多部门和官员组成的,因此,权力的下放应有必要的制度保证。就我国的现状而言,税收立法权的纵向分权应有以下制度保证:加强公共品需求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税收立法权由立法机关掌握;提高财政透明度;严格规范政府间的规则。     

Higher education and firm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search and regional polic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series of competencies are shared between a central agency calle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governments of the Member Stat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wo of those policies: research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Here, we model and discuss how the level of commitment of a central authority toward poor regions affects the design of the best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e explore cases of full centralization and full decentralization, and situations where the two levels of government are allowed to take decisions, either simultaneously or sequentially. In the latter case, we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a situation where the central agency decides first as in most federations, and one in which it decides second, then being an agent of national governments. This setting is especially relevant for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ow, in particular, that when the degree of commitment of the center is high, assignment of redistributive competencies to both levels of power is a proxy for centralization. Additionally, the poorer region may find its best interest in an institutional design where the regions decide first.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s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system

There were three peri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system. In the first period (1950s to 1979), local governments collected tax revenues and remitted upward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forms during the next two periods made revolutionary changes to the system. The tax-sharing system (established in 1994) provides for revenue centralization, spending decentralization, and large central transfers to local governments. This system remains largely in force.     

泛珠九省区财政收支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财政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研究财政收支及平衡对于国家制定合适的财政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泛珠九省区的财政收入、支出和财政平衡进行比较分析,了解泛珠九省区之间财政收支结构异同及存在的问题,探讨合理构建各省区财政收支结构的措施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