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精英带动乡村产业兴旺研究

基于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村的调研,对农村精英带动乡村产业兴旺的路径进行分析,总结其做法、重要因素以及优势,并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     

村民自治与广东农村治理模式的发展——珠江三角洲若干经济发达村庄治理模式发展的案例分析

自从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 ,广东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超越了一般农村在村民自治制度背景下实行的单一性民主治理模式 ,通过能人治理与制度化治理相结合、权威治理与专业化治理相结合 ,实现了农村治理结构的新发展 ,形成了一套新的农村治理模式。实践表明 ,进一步处理好民主与权威、制度与技术的关系 ,优化农村治理结构 ,完善农村治理模式 ,是村民自治制度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     

精英民主:中国农村社区治理的较佳范式

在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双重浪潮席卷下,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地区治理、城市治理等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社区治理"也是全球范围治理变革的主题之一。目前农村尝试多年的"基层民主"模式在实践中遇到了一定的挑战,面临着较大的困境。本文从中国农村现状出发,从宏观角度对农村社区治理模式作出了思考,对社区治理模式在中国农村实施的可行性做出探讨,并指出应该破除当前对"民主选举"的迷信,在重视本土精英参与、重视文化建设,重视"本土精英民主"的基础上寻找一条能真正通向农村基层社区自治的较佳范式。     

村治中乡村精英的作用及面临的困境研究

本文首先对乡村精英类别进行划分,进一步对乡村精英在村治中发挥的作用及面临的困境展开讨论。结果表明,乡村精英从形式上可划分为五类,从结构上可归纳为三类;乡村精英在村治中能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但面临许多困境,倡导建立乡村治理现代化智库、发挥不同乡村精英组合治村的作用、创造并优化乡村精英的聘用机制。     

农村经济精英日常生活于"新农村"建设之要义

农村经济精英是农村现代化领军人物,是“新农村”建设中重要的人力资源,其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世界在工业社会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此消彼长,在他们的日常消费世界、日常交往世界和日常观念世界中蕴涵着的生态伦理、交往伦理和公共伦理意识,是实现现代化和克服现代化性的弊端的题中应有之义。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比较与政策启示——以北京市4个生态涵养区的治理案例为例

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有效模式对推进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集体行动逻辑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按照服务供给主体的不同,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分为村民自主供给、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多元共治4种主要模式,通过对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和比较了4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实践模式。研究发现,4种模式各有利弊,适用条件也不尽相同。村"两委"群众基础好、有资金支持的村庄适宜推行村民自主供给模式;政府治理能力较强的乡镇适宜推行政府供给模式;政府治理能力较强、市场竞争相对充分的乡镇适宜推行市场供给模式;各相关主体有较高的资源禀赋,且有完善联动机制的乡镇适宜推行多元共治模式。     

体制精英的个人经验及其对农村社区旅游的影响——皖南X村案例

在简要讨论皖南X村旅游发展的制度安排之后，本研究将主要分析体制精英的个人经验对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进程可能造成的影响。三位影响着X村旅游发展的社区体制精英接受了深入访谈。他们回顾了个人多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尤其是从政经历，阐明了对社区参与概念的理解，对X村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现状加以评述并表明态度，对X村的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的前景进行展望或设计。此后，通过对第四位体制精英、一位传统精英、多名普通村民进行访谈并参考文献资料，从旁证角度检验前述三人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在体制精英的个人经验中，相关知识的多寡以及因掌握权力而产生的自信的强弱，是决定其对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的态度积极与否的两个重要因素。     

农村精英对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作用探析——以河北省元氏县为例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农村精英作为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坚力量和“带头人”,必须高度重视其作用.本文具体分析了元氏县农村精英对本县农业发展方式的影响,并从硬件设施、软件服务、平台搭建方面提出了更好发挥农村精英作用的对策建议.     

村庄精英：村庄权力结构的中介地位

村庄精英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体制内精英即通常所说的村干部，体制外精英指村庄的宗族精英、帮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乡绅。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之间，村庄精英整体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指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之间产生博弈。     

农村财务管理的有效途径

河北省遵化市从改革农村财务管理入手,实行村集体账薄、资金“双代管”和财务公开,推行农村财务审计,规范了财务管理,提高了农村财务的透明度,强化了民主监督机制,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一、实行“双代管”,促进 财务管理规范化 　　1、统一代管村账薄。乡镇农经站在站内统一为各村设置“六账一薄”,即：总账、分户账、现金账、固定资产账、产品物资账、农户股金账和现金收据领交登记薄。村会计设置“七薄”,即：现金登记薄、往来登记薄、土地登记薄、固定资产登记薄、产品物资登记薄、农户股金登记薄和两工登记薄。各村…     

农村小微金融“内部化悖论”的案例分析

本文在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农村小微金融的发展困境源于双重悖论:第一重是合法化悖论,第二重是内部化悖论。前者主要体现为制度效率较高的非正规小微金融在正规化之后制度效率下降,对此学术界已经有过充分讨论;后者形成于当前农民合作组织及政府普惠政策的精英俘获特征渐趋强化的现实背景下。本文以Z合作社资金互助部为例进行案例分析,认为该合伙制小微金融能够内部化交易成本却因不能内部化外部性风险而只能将风险转化成组织解体的制度风险。最后,本文提出通过以重构合作制为基础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破解‘双重悖论’的政策启示。     

土地细碎化与农民收入: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的土地细碎化是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特征之一,与以往众多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从农民收入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这一经济现象。文章首先厘清了土地细碎化与农业产出、农地的有效利用、种植业的多种经营、农业生产风险和农产品价格风险的分摊或规避,以及劳动力利用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土地细碎化的存在正面地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这也就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现今农村社会中无论是通过市场机制还是政府推动,土地细碎化这一现象依旧存在的现实。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转型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万顷良田工程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土地整治引导乡村转型的路径和机制,揭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促进乡村转型的实际效果及影响因子,为政策评价和调整提供依据。研究方法:实地调查了江苏省2009—2012年实施的42个万顷良田工程,采用指标评估法和冗余分析等方法构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乡村转型RDA模型。研究结果:(1)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转型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在剔除当地平均增长率的前提下,88.1%项目区农民收入增长高于非项目区,但主要归功于非农收入增加;(2)非农就业是乡村转型的前置条件,当地工业发展水平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已成为乡村转型的限制性因子;(3)挂钩指标转让是拆迁安置资金平衡的关键,地方政府对挂钩指标的需求及财务运作能力影响村庄更新。研究结论:乡村转型受资金、技术、政策和地方运作能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推动作用显著,社区重建、农田流转和生产转型从根本上促成了城乡统筹和乡村振兴。     

农村居民点整理搬迂方案探讨——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农村土地利用不合理现象较为严重,因而对其进行调整势在必行.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搬迁方案进行了探讨,并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典型的地形地貌单元,分别选取3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基于农村居民点现状和迁村并点的搬迁模式,介绍了针对不同分区设计的大、小两种搬迁方案,并制定了搬迁距离、耕作距离、零星户数等相关搬迁指标,给出了具体的量算过程,最后得出广西农村居民点搬迁面积.     

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支持“三农”的实证研究——以广东南海市为例

本文以广东省南海市为例，实证研究了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对“三农”发展的支持，考察了南海市农村金融对“三农”的资金支持现状和变化趋势，具体分析了南海市农村金融对“三农”的支持空间及其矛盾，并对如何改善南海市农村金融环境、加大金融对“三农”有效支持力度、促进南海市农业和农村的良性发展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有效提高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对策。     

传统文化与乡村社会稳定--对江西省铁村文化活动的解读

本文以江西境内具有浓厚传统文化背景的铁村为个案,对当地的传统文化活动过程及其组织化程度进行深入考察,文章认为,在当地农村长期开展文化活动对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果引导得好,它将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村集体可以借此来组织发展乡村生产,农民则可以借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如果引导得不好,它也有可能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阻力,甚至成为乡村社会不稳定的严重隐患.     

西部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本文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两大主体之一的居民家庭投资为着眼点,以陕西农村的10个样本县农户教育投资为例,通过实证分析探求影响农村家庭投资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劳动力身体状况、劳动力最高受教育程度、子女学习兴趣、校途是否安全、未成年子女数量、本地教学质量、国家教育政策以及家庭信贷可获性因素9个变量对家庭教育投资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据此,提出了促进西部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政策建议。     

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评价——以陕西省为例

基于陕西出台的宅基地退出政策,运用文献综述法和归纳演绎法,对陕西出台的宅基地退出政策进行了评价,以期为完善宅基地退出政策和促进农村宅基地有序退出提供决策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陕西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主要存在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内涵和外延不清晰、测算补偿的依据有待完善、分区域制定补偿标准不合理、补偿标准过低、补偿方式单一以及忽视了农户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等问题。2)提出了明确界定农户退出宅基地的范围、科学确定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依据、从农户退出意愿与政府补偿意愿相结合的视角制定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按户核算农户退出宅基地的补偿标准、农村宅基地退出需要地方各部门的协同努力等对策建议。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发育类型及其绩效评价——基于215家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调查

研究目的:揭示社员对不同类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绩效评价的差异性并解释其原因。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层次分析法。研究结果:农户对两种类型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绩效评价存在差异性,其原因来源于两种模式农地股份合作社运行机制差异和农户特征差异。研究结论:多要素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相对较优,政府可以正确引导农民以多种要素入股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逐渐形成以多要素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主、单要素为辅的合作社模式。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送电影下乡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送电影下乡服务所面临的问题及一些新举措,就如何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提出了思考。研究表明,从实施农村电影“2131”工程以来,送电影下乡服务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同时存在部分地区放映和观看难度大、观影率不高、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等问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从增强供给力量、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改善放映和观看条件、丰富影片内容和扩大覆盖人群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从现有研究和送电影下乡服务供给经验来看,建立多元供给机制、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畅通的需求表达渠道、有效的监督和评价机制以及部门间协调机制有助于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