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财会和所得税会计对处理固定资产的差异

提取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为了加强企业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真实反映其资产的价值,使其更符合资产的定义。但为保证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防止任意避税,《办法》规定,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金、长期投资减值准备金以及税法规定可提取的准备金之外任何形式的准备金,不允许在税前扣除。因此,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不准在税前扣除的。同时《办法》还规定,如果固定资产发生永久性损坏,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可调整至固定资产可回收金额,并确认损失。     

论我国贷款损失税收法律制度的完善

贷款损失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发放的贷款收不回来而遭受的损失,贷款损失风险是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贷款损失作为银行经营成本的一部分,理应在计算所得税应纳税额时子以扣除,但是我国现行的贷款损失税收制度还不完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银行及时足额的计提准备金,不利于防范风险与维护金融稳定.     

论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会计准则与监管政策的比较分析

贷款损失准备是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重要保障之一.通过比较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的会计准则与监管政策,可以发现两者存在冲突,主要表现在计提理念、计提技术等方面.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使得监管政策与会计准则的兼容性问题日益紧迫,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实际操作也受到考验.为此,本文提出了顺利实施新会计准则和完善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政策的几点建议.     

我国银行业税收制度问题研究

我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拉开大幕,银行业的税收制度问题再一次}『起学者和业界的讨论。本文在介绍我国现行银行税收政策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我国银行业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包括营业税的重复征税和税负较重、银行贷款损失税收政策和目前税制阻碍金融创新。提出应从三个主要方面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第一,推进银行业增值税改革;第二,改革贷款损失税收政策和修订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第三,不断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品税收政策。     

贷款损失准备金、资本监管与银行财务绩效

不考虑商业银行是否足额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提高资本监管要求将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和改善银行财务绩效的观点是错误的.本文通过对美国银行业、我国4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及8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发现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依赖于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的水平.银行充足地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是保证资本监管绩效的重要因素.     

对改革我国商业银行呆坏帐准备金制度的研究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呆帐准备金制度与国际通行作法有一定差距，存在着准备钏类单一，计计提比例低，计提方法不科学，准确金不足等问题。为了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银行贷款呆帐准备金制度；将坏帐准备金和贷款呆帐准备中二为一；根据外汇分帐制确定性准备金计提货币；增设专项准备金，根据贷款风险分类的结果对各类贷款按其内在损失程度确定不同比例计提专项准备金，并对其实行部分免税。     

中国银行业税收制度确定性考察

确定性是对税收制度的首要标准.通过对中国银行业现行税收制度的考察,发现仍存在背离确定性标准之处,主要是: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营业税制度和企业所得税制度基本空白;对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理解分歧;营业税在国地税管理权限划分不甚清晰.     

改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的政策建议

一、银行方面 1.即使央行出台了支持中小企业贷款的指导意见,但并不意味着放松了既定的信贷原则,商业银行仍然不能因此制造不良资产。在没有较大的利差政策保证银行通过正常贷款利息补偿企业违约损失的情况下,如果中小企业不能有效克服自身违约风险,将会直接影响商业银行为中     

固定资产减值的计提及纳税调整的会计处理

对企业计提的固定资产减产准备，会计制度及固定资产准则规定可计入当期损益，在计算当期利润总额时扣除，但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前允许扣除的项目，原则上必须遵循真实发生的据实扣除原则，除国家税收规定外，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等规定提取的任何形式的准备金（包括资产准备，风险准备等）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风险溢价、预期损失与预测贷款损失准备金

在信贷市场完全信息的假设下,以贷款风险溢价为基础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能够完全覆盖贷款预期损失.而在经济或行业处于繁荣或上升时期,银行扩张贷款总量、增加长期贷款、放松贷款标准的行为,实际上低估了贷款预期损失.应用马尔科夫链预测理论构建的预测贷款准备金模型,克服了预期现金流折现法、动态准备金法和压力测试准备金法存在的实施难度大、监管制约等缺陷,能够保持银行经营的稳定以及客观地反映盈利状况,可以作为改革贷款准备金政策的参考.     

基于税制优化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研究

结构性减税是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自2008年底以来,结构性减税政策在保增长、调结构与扩内需的反周期操作中一度扮演积极的角色。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操作遵循宏观调控与税制优化两种不同的范式,宏观调控范式侧重总量均衡的短期相机抉择,税制优化范式注重结构调整的长期制度安排。后金融危机时代,基于宏观调控的结构性减税将日趋淡出,基于税制优化的结构性减税应坚持结构性减税与税制优化相结合,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增税相结合,结构性减税与配套改革相结合。     

从税收的课税原则看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

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是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原则,但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的有关内容却有悖于公平与效率原则,影响了个人所得税职能的充分发挥。对此,应改革并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扣除项目和扣除方法,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的。     

间接税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一般均衡分析

建立一个研究中国整体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对我国现行税制间接税税率调整,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化,间接税调整对储蓄、投资的影响等措施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分析,提出一些可供选择的税收政策改革方案.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本CGE模型的局限与改进方向.     

Fiscal Transfers in a Monetary Union with Exit Option

It is widely debated whether a monetary union has to be accompanied by a fiscal transfer scheme to accommodate asymmetric shocks. We build a model of a monetary union with a central bank and two heterogeneous countries that are linked by a fiscal transfer scheme with repercussions on monetary policy. A central bank aiming at securing the existence of a monetary union in the presence of asymmetric shocks has to compensate single countries for the tax distortions arising from fiscal transfers. Monetary policy may become more expansionary or restrictive depending on asymmetries between member countries' inflation aversion and exit costs.     

非均衡博弈、央行的微观独立性与最优金融稳定政策

本文从当前金融稳定理论发展和中国金融稳定操作现实出发,构建了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居民部门的非均衡博弈模型,试图寻找最优金融稳定规则。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第一,在当前的金融稳定政策框架下,中央银行的货币与稳定政策组合存在多重均衡的可能;第二,基于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对于流动性的信息的不对称,金融机构具有隐藏信息和游说央行的负面激励;第三,中央银行出于对未来支付体系稳定的考虑,在与金融机构的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均因此而丧失独立性;第四,居民不具备真正的博弈参与权,而只是博弈结果的承担者,其结果是承担真实或隐性的通货膨胀税;第五,根据以上博弈分析,建立最优金融稳定政策必须在微观机制和宏观机制上实施重新设计,包括金融稳定政策的“最后”性、中央银行的监督权赋予和保持距离型制度安排、金融稳定内含于货币政策,以及稳定与改革的分离和成本的重新界定。     

基于高收入群体的税收政策反思

中国的某些税收政策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对形成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和财产,往往采取轻税政策,广大低收入者由于在收入、财产等方面的匮乏使其无法享受到税收优惠的好处。中国应改变目前的税收政策取向,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征税力度,发挥税收政策调节功能,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对FDI流入的影响分析

随着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也发生了巨大调整。通过对新税收优惠政策的分析及最新数据的比较得出：企业所得税法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不会阻碍FDI的流入,相反,新政策在目前甚至将来还有助于FDI的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     

生态城市发展中的税收政策调整

发展生态城市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税收是促进生态城市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文章从理论上对生态城市目标下税收政策的作用进行系统阐述,全面分析我国现行环境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生态城市发展的税收调整对策。     

欧洲主要发达国家近期税制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近两年,以英、德、法为首的欧洲主要发达国家针对经济和财政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纷纷制定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税制改革方案,希望通过调整税收制度来改善社会经济运行环境。中国制定新一轮税制改革方略应立足中国现实,而设计税制改革目标的方案需视国际税收的影响、坚持税收中性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完善税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