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的刑法规制路径与防范机制--以王小箭性骚扰女学生事件展开

王小箭性骚扰女学生事件背后存在性骚扰是否能够根据现行刑法定罪以及定为何罪、是否有必要专入刑法、如何完善防范机制等多重问题。在对性骚扰相关罪名的梳理上，对性骚扰在当前可以入刑法的各项罪名加以罗列，以强制猥亵妇女罪为例探究罪与非罪的界限所在，得出性骚扰在我国以单独罪名入刑法的时机尚不成熟、应在现行刑法基础上加以规制的结论。而防范性骚扰，则可以从刑法上和其他方面，通过法律和社会的渠道共同加以完善。     

我国恐吓行为刑事立法缺陷及其补足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将恐吓行为纳入到刑法的规制范畴之中.本文以恐吓行为的立法现状为切入点,借助对当前我国恐吓行为刑事立法不足的分析,分析了现行刑法对恐吓行为的规制不足,提出了恐吓行为刑事立法的补足设想.     

浅析"犯罪预备"立法的合理性

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现行刑法中对“犯罪预备”规定的弊端，然后提出了对我国现行有关“犯罪预备”立法的修订建议。     

虚假诉讼的刑法规制刍议

目前,我国审判实务中虚假诉讼有愈演愈烈之势。它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然而当前我国对虚假诉讼的民事规制力度羸弱,刑法对虚假诉讼的规制缺位,导致实践中无法有效禁绝虚假诉讼。本文分析了虚假诉讼的定义特征以及虚假诉讼入刑的必要性。并提出立法建议,将虚假诉讼分为侵财型虚假诉讼和非侵财型虚假诉讼区别处理,对前者应设立诉讼诈骗罪。后者应根据虚假诉讼行为人的具体行为手段来定罪量刑。     

浅析“犯罪预备”立法的合理性

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现行刑法中对“犯罪预备”规定的弊端,然后提出了对我国现行有关“犯 罪预备”立法的修订建议。     

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公共安全”含义的探讨

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一个类罪名、章罪名，被规定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分则第二章，仅次于《刑法》分则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重视和予以重点打击的态度。而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公共安全”的准确界定，无疑对正确把握危害公共安全罪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税收违法行为入罪的证成

针对税收违法行为动用刑法规制,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必需.但做为一种典型的法定犯,因其行为的可责难性低于传统的自然犯,刑法的适用不能自我解释,需要进一步证成.税收违法行为带来的社会危害性是刑法介入的内在根据性,只有将税收犯罪刑事责任落到实处才能实现对税收不法行为有效的遏制和预防.     

我国文化产业政府规制研究

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重视。在分析了文化产业政府规制相关理论综述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政府规制的依据，即文化产业的强外部性、自然垄断性、非排他性和非竞用性及信息不对称等，总结了我国文化产业政府规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构建政府规制体制、完善文化产业规制手段和法律体系方面提出建议，使文化产业政府规制内容更加合理化，为提高文化产业政府规制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对规制者的有效规制等方面提出有意借鉴。     

论我国保险竞争规制的国际接轨

在我国加入WTO后，切实履行与保险有关的入世协议，积极应对入世后保险市场竞争的挑战。需要按照市场化理念和国际理念，遵循透明度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不断完善我国保险竞争规则，以克服现行保险市场竞争规制模式存在的不足。对于保险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要实行“标本”兼治。特别是对保险业垄断的规制，不能照搬他国经验，而应结合我国保险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实际，综合运用法律手段、政治手段、经济手段进行治理。     

浅析“犯罪预备“立法的合理性

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现行刑法中对“犯罪预备“规定的弊端,然后提出了对我国现行有关“犯罪预备“立法的修订建议.     

论虚拟财产的刑法规制

虚拟财产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没有合理的定位,在实践中,涉及虚拟财产的同一性质的犯罪案件存在因适用不同的刑法规范而得出不同判决结果的情形.本文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定义进行基本界定,并通过分析刑法规制网络虚拟财产的必要性,进～步提出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刑法规制的建议.     

论企业的经济自由与经济规制

经济自由与经济规制是企业行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结合。作为一种最现实的微观经济组织，企业只要遵循价值规律，就享有充分竞争的经济自由，无所不能；但在“市场失败”的前提下，企业对市场的甄别、侵润和调整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同政府互动博弈的经济水平和实际效果，也决定了企业“有所能，有所不能”：企业的经济自由可以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打开另一扇成功的大门．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而必要的合理的政府宏观调控及其相应的经济规制形式上是对企业经济自由的反动，事实上却是经济自由的伴侣。     

契约精神：一条纵贯当代刑法的思想红线－－严格施行新刑法别论

以罪刑法定为灵魂的现行刑法典既是对公众也是对司法者的约束，从本质上讲，它是立法者与守法者之间的特殊契约。就一份有效“契约”而言，既然司法者的责任只在于保证契约的履行，帮助实现“当事人”的意志而已，那么，司法者必须在新刑法的实施过程中强化契约意识，严格适用，从严解释，公正中立。     

刑法上“明知”之再探究

“明知”的判定是司法实践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它决定出罪与入罪以及具体罪名,具体而言,明知是表达行为具有可罚性的内在征表,但判断其成立需要客观要素的协助,这也成为长期困扰理论和实务界的一大难点.2016年两高出台颁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16条第2款关于受贿罪故意的推定将刑法中关于“明知”的理解推向了极点.我国现行刑法对于“明知”的使用存在“混搭”现象,故而造成了一系列困境,这使得学者不得不另辟蹊径.     

关于贷款诈骗罪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有关“贷款诈骗罪”的设计,将“单位”排除在贷款诈骗罪的主体之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难以认定,罪状面窄。建议将单位列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增设贷款虚假陈述罪。     

西方国家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分析模式是反垄断法规制方式的理论依据。西方国家的反垄断即为反市场垄断，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有一个从“结构主义”到“行为主义”转变的过程。目前，我国的反垄断主要是反行政垄断，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宜采取“结构主义”并侧重于打破行政市场壁垒。但从长期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也会从“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转变。     

西方国家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及其启示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分析模式是反垄断法规制方式的理论依据。西方国家的垄断基本上是市场垄断，其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有一个从“结构主义”到“行为主义”转变的过程。目前，我国的垄断主要是行政垄断，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宜采取“结构主义”并侧重于打破行政性市场壁垒。但从长远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也会从“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转变。     

试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刑事语气制度的核心问题，是用来规制和评价人们的诉讼证明活动的具体规格和惊讶。我国现行的“客观真实”标准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具体体现，它的制定实施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但由于它的绝对确定的货向性规定，所以也产生了诸多弊端，;因此，要制定适应我国国情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必须在坚持“客观真实”标准的同时，辅之以“法律真实”标准。     

商业贿赂犯罪刑罚立法之检讨与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是根据贿赂所发生的领域而形成的仅具学理意义的概念,而非规范意义上的独立犯罪类型。我国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刑罚配置存在以死刑超量报应、过分注重功利目的、计赃论罪、忽视配套刑罚措施整体适用效能的问题。要提高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制能力,有必要在充分检视其刑罚配置缺陷的基础上进行体系性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中转化犯之检讨

转化犯是我国现行刑法的首创，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但关于转化犯的理论及实务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如本罪与转化罪之间的界限不够明确等，分析现行刑法转化犯规定之不足，提出合理的立法、司法建议，从而防止转化犯的滥用造成司法的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