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商业银行高管薪酬和经营绩效研究——基于五家上市商业银行2001～2006年面板数据

上市商业银行的高管薪酬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资产率分别正向和负向影响高管薪酬。高管对盈利水平的贡献是决定其薪酬的最重要因素,风险控制因素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不大。因此,应建立综合的高管薪酬决定机制。     

高管薪酬契约、风险控制与企业绩效--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分析

基于代理理论和制度理论的视角,运用2008—2013年中国上市银行的数据对风险控制、企业绩效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性质的上市银行高管薪酬具有显著差异;企业绩效对高管薪酬有正向影响,中国上市银行已经建立起基于业绩的高管薪酬制度;风险控制对高管薪酬有正向影响,中国上市银行的高管薪酬与风险成本调整后的绩效相适应。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以高管薪酬机制为理论依据,通过了解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目前状况,提出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剖析高管薪酬对绩效的激励效果的同时,也分析了高管薪酬机制产生的负面效应,进一步解释了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双刃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高管权益薪酬选拔效应与企业创新

以2006-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的高管权益薪酬为研究对象,探究高管权益薪酬选拔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机理。构建并拟合权益薪酬选拔效应理论模型,证实了高管权益薪酬对偏好风险的高管具有选拔效应,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发现：(1)高管权益薪酬选拔效应能够激励企业创新,机理是保留偏好风险的高管。(2)不同权益薪酬方式中,股票期权选拔效应能有效激励创新;限制性股票选拔效应在管理层权力较大时失效;复合方式选拔效应受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价值配比的影响。(3)高管权益薪酬选拔效应与风险承担效应对创新激励具有协同作用。本文以选拔偏好风险的高管为视角,为上市公司合理配置创新导向的高管权益薪酬、促进企业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高管薪酬与经营风险的内在联系及实证检验——基于上市银行的研究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上市银行的数据,研究银行高管薪酬与经营风险的内在联系。研究结论显示,高管长期薪酬及总薪酬与银行风险水平呈现负相关性,即高管长期薪酬和总薪酬水平较高时,银行经营风险相对较低。因此,应发挥银行董事会在高管薪酬制定中的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运用股权激励、延期支付等长期薪酬激励方式激励银行高管,促进银行控制风险,创新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上市公司的分析

本文通过筛选以江苏省的8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其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来检验公司绩效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同时,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公司规模和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这两个控制变量再次进行检验。考虑到影响高管薪酬的其他因素因而再加入三个解释变量——股权性质、地域差异和行业因素,来检验这些因素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司绩效、公司规模与高管薪酬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司资产负债率与高管薪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地区的差异对高管薪酬有积极影响,股权性质、行业因素对高管薪酬有消极影响,但这三者的影响都不显著。     

薪酬委员会在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中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2002-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考察了薪酬委员会在高管薪酬考核与评价中对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关系的调整。研究发现,当盈余波动性较大时,薪酬委员会会减弱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的相关性。与应计利润相比,薪酬委员会会增强经营活动现金流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本文还发现了薪酬委员会降低薪酬粘性给公司薪酬激励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薪酬委员会对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关系的调整是积极、有效的,设立薪酬委员会的公司对高管薪酬的考核与评价也更加客观、合理。     

高管控制下的财务重述与高管薪酬关系研究

本文在西方学者的管理层权力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垄断企业的特点,进一步提出了高管控制论,以2000～2008年曾发生过财务重述的我国代表性垄断行业上市公司共148个重述样本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高管控制与高管薪酬的相关性,考察了高管以财务重述为路径,影响企业财务业绩进而提高薪酬的可能性。研究发现:高管控制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虽然我国绝大部分国有垄断企业的高管不拥有或较少拥有股票和期权,财务重述仍然会影响公司高管的薪酬。     

高管薪酬公平性问题研究——基于综合理论分析的量化方法思考

目前,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外政府纷纷对高管高薪进行管制,高管薪酬的公平性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关于高管薪酬公平性并没有直接的衡量方法,已有文献对高管薪酬公平性的评价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普通员工对高管薪酬的满意度程度来衡量高管薪酬的公平性;二是直接以高管和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来表示薪酬分配的不公平程度;三是分析影响高管薪酬的合理性因素并计算高管薪酬中的额外薪酬,以此衡量高管薪酬的不公平程度。已有的评价方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间接性,本文在全面分析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前期文献的研究结果,设计了衡量高管薪酬的公平性的三种方法,一是基于高管特征的视角,在公平理论、相对剥削理论和有效工资理论的基础上衡量高管薪酬的公平性;二是基于公司特征的视角,从最优薪酬机制理论的角度衡量高管薪酬的公平性;三是综合高管特征和公司特征,结合前两种方法衡量高管薪酬的公平性。本文从公平的视角梳理了高管薪酬的前期文献,基于行为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领域的相关理论,对前期研究法进行修正,提供了直接量化高管薪酬公平性的思路,以期为高管薪酬的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基础。     

政治关联--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影响探析

本文以企业政治关联为突破点,探究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的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影响高管薪酬的其他经济因素被控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会获得更高薪酬。在国有企业中,有政治关联的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在民营企业中,有政治关联的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     

央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分红、经营业绩的研究

文章基于央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改革的视角,选取2010~2014年我国央企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数据,对高管薪酬与分红、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央企上市公司的分红、高管持股比例以及企业规模对高管薪酬有正相关关系,其中企业分红对高管薪酬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营业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管薪酬,对其有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并购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的分析

并购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资源整合战略．是高管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的首选手段。但是现实情况中,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无论并购绩效如何,高管的薪酬都在不断增加,并购可能成为高管利用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现象似乎违背了最优契约理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背景,选取2009--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674个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管理层权力、并购行为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基于薪酬动机诱发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购行为具有提升高管薪酬的效应;在管理层权力控制下,并购行为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并购公司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非并购公司更大。实证表明．存在高管利用权力通过并购的途径提高自身薪酬的行为。在管理层权力理论的逻辑体系下,高管薪酬是目的,并购行为是手段;并购行为影响高管薪酬是现象与途径,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才是本质与内在机理。     

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与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

本文考察了自愿信息披露程度对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的影响。我们发现,自愿信息披露本身对高管薪酬无显著影响,但对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的影响显著为正。此外,在董事会有女性董事或者不存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自愿信息披露对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公司治理较好的董事会可以更好的利用自愿披露的信息对高管进行评价,从而改善对高管的激励。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关系实证研究——基于我国中小企业板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583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07-2010年间的数据为样本,讨论并检验了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最终控制人是国有法人还是非国有法人,中国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无论是国有控股还是非国有控股,高管持股比例均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在国有股控股的中小企业中,高管薪酬与股权集中度正相关,在非国有股控股的中小企业中,高管薪酬与股权集中度负相关;在国有控股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中,公司的成长性与高管薪酬同步变化,而非国有控股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与高管薪酬负相关。     

保险业高管薪酬会计核算的优化路径

当前我国保险业正进入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以下简称“偿二代”）的实施阶段。该行业各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势必会影响其风险水平以及偿付能力。然而,近年来我国保险业整体盈利能力与高管薪酬水平之间的不匹配问题仍然存在,表现为保险业人均薪酬较低而高管薪酬遥遥领先于其他金融行业。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对高管薪酬的费用化处理加重了保险业业绩与高管薪酬的脱节现象、放大了该行业的风险水平。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保险业高管薪酬会计核算的优化路径——赋予高管特殊股权资本地位、重新审视薪酬对价的性质、从股权资本收益化角度核算保险业高管薪酬。这不仅能缓解保险业业绩与高管薪酬的不协调现象,而且也将全面优化保险公司业绩以及偿付能力指标、提高企业估值水平和再融资能力,从而降低各保险公司风险水平。     

并购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的分析

并购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资源整合战略,是高管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的首选手段。但是现实情况中,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无论并购绩效如何,高管的薪酬都在不断增加,并购可能成为高管利用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现象似乎违背了最优契约理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背景,选取2009—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674个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管理层权力、并购行为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基于薪酬动机诱发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购行为具有提升高管薪酬的效应;在管理层权力控制下,并购行为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并购公司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非并购公司更大。实证表明,存在高管利用权力通过并购的途径提高自身薪酬的行为。在管理层权力理论的逻辑体系下,高管薪酬是目的,并购行为是手段;并购行为影响高管薪酬是现象与途径,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才是本质与内在机理。     

公司社会声望与高管薪酬:公共服务抑或职业声誉

本文基于“隐性—显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探讨公司社会声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09—2017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公司,其高管显性薪酬较低。具体而言,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具有较高市场声誉的民营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平均而言分别比其他上市公司低4.97%和6.30%。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公司声望对我国高管显性薪酬契约存在两种作用机制:一方面,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认可,满足了“公共服务”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从而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市场声誉较高的民营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职业声誉和未来职业利益,符合“以商为荣”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使高管愿意接受较低的显性薪酬。本文的结论为公司声望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对高管显性薪酬形成议价能力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了公司声望对高管显性契约激励的影响路径;同时,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及激励机制提供了一定启示。     

薪酬管制对国有上市银行高管薪酬及与员工薪酬差距影响研究

以2006—2013年国有控股上市银行为样本,研究分析我国出台高管薪酬管制政策后,对国有上市银行高管薪酬以及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发现：薪酬管制政策对国有银行高管“限薪”效应不显著,但对高管薪酬结构和发放机制产生了影响。（2）国有银行高管薪酬远低于民营银行。（3）高管与员工薪酬绝对差距依然较大,薪酬管制没有达到预期政策效果;两者之间相对差距在薪酬管制政策后逐渐缩小。     

公司社会声望与高管薪酬:公共服务抑或职业声誉

本文基于“隐性—显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探讨公司社会声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09—2017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公司,其高管显性薪酬较低。具体而言,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具有较高市场声誉的民营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平均而言分别比其他上市公司低4.97%和6.30%。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公司声望对我国高管显性薪酬契约存在两种作用机制:一方面,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认可,满足了“公共服务”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从而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市场声誉较高的民营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职业声誉和未来职业利益,符合“以商为荣”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使高管愿意接受较低的显性薪酬。本文的结论为公司声望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对高管显性薪酬形成议价能力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了公司声望对高管显性契约激励的影响路径;同时,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及激励机制提供了一定启示。     

高管薪酬研究理论综述

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优秀人才尤其是高级管理人才是企业最具竞争力的核心资源。近几年,越来越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不断被推向风口浪尖,掀起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研究热潮。本文对高管薪酬的理论进行了总结,以期为高管薪酬研究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