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摊机制设计

农民工市民化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其根本问题在于使农民工能享有与城镇户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务待遇.基于此,本文对四川、重庆、成都、乐山四省(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并在成本测算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如何在分税制体制下构建政府、个人和企业为主体的多元成本分担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模型的改进及应用

基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本文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划分为外部成本和私人成本,将私人成本区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综合考虑农民工在城乡间流动可能对成本测算的影响;构建更加完善的成本指标体系。利用广东省2009-2013年的普查数据和实地调研数据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的年度人均总成本为6.314万元。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推动者而非成本的最大承担者,农民工市民化能有效缓解城乡差异,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市民化后农民工失业风险降低,但隐性成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行为可能产生影响。     

江西省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测算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如何计算,由谁来承担,值得思考。根据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特征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江西省为研究的样本地区,重点研究了江西省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粗略测算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为有效推进江西本地农民工市民化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

解决农民工城市户籍是推进城镇化的关键。究竟政府需承担多少公共成本?本文测算结果与以往研究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主要由于:(1)以往的研究将政府承担的市民化成本进行了逐年简单累加,而本文只考虑当前成本。(2)教育费用的核算只能考虑差额。(3)社会保障部分的支出,大部分由个人以保险形式购买,政府仅承担补助或补贴部分,所占份额较小。本文运用回归模型对市民化公共成本的测算结果进行验证,认为市民化公共成本的增加,不会产生财政负担。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中,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其分担机制的研究对政府相关政策制定有重要参考作用。对农民工市民化概念、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以及农民工市民化对策建议的研究观点进行梳理,以期为后续研究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新型城镇化下江苏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探析

让进城农民工享受同等公共服务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义所在。《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了农民工市民化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对于江苏各级政府而言,未来农民工转变为市民过程中新增公共服务成本规模考验着政府财政能力,是政府关注的核心问题,而目前对于江苏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研究有所缺失。该文讨论了2013-2020年江苏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认为未来江苏每年农民工人均市民化公共成本为48910元,政府累计需投入1462亿元,为政府把握公共服务投入提供了参考。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及推进模式探析

加快农民工实质性“城市融入”是未来十年我国城镇化的工作重点.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住房支持、新增基础设施等成本进行分析及横向比较,发现东部地区、大城市由于房价与地价高企、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不足、心理适应性困难等原因,很难再继续承受大量新增人口压力.而相比大城市与小城镇,百万人口左右的内地中小城市更具成本与效益优势,应当成为推进农民工“本地市民化”的重点依托.     

差异化农民工住房政策的构建设想

构建了农民工住房需求的吸引力—吸纳力分析框架,对我国31个省(市、区)进行了实证模拟,将其分别按照对农民工吸引力和吸纳力的大小划为"四型九类"地区,并探索了不同地区的农民工住房问题解决路径。研究表明:我国农民工的地区分布十分不均衡,对农民工吸引力和吸纳力都较高的Ⅰ型地区是农民工住房矛盾较为突出的地区,可分别采取园区配建型、公共租赁型、市政改造型、商业配建型和市民化型方式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Ⅱ型地区要充分挖掘住房市场潜力,结合公共租赁型方式共同促进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的解决;Ⅲ型地区和Ⅳ型地区则要进一步规范租屋管理,同时采用准市民化型住房政策逐步解决农民工住房困难。     

特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与政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对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测算结果和调研的反馈信息,以维护农民工权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特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制定应将农民工有序纳入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农民工子女教育投入,提供均等化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涌现出的新型劳动力群体。由于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构成及其规模缺乏清晰准确的推测计算,导致政府难以进行系统的规划和有效的分工,不同层级和不同地域的政府之间尚未构建起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基于此种考虑,笔者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在考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上将成本区分为下限成本和上限成本,并以辽宁省为例进行了简要的测算。     

基于双重结构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及其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推进农民工及其家庭融入城市,享受与城市户籍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是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条件。通过在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进行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1000余名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体结构与社会结构,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提出了建立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增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形成培训就业长效机制,增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优化农民工市民化环境的政策建议。     

制度创新是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治本之策

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意义 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拥有全国近1/4的人口和66%的国土面积,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其人均耕地、林地、牧草地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倍、1.7倍和1.3倍,森林、草原、水力等资源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西部地区又居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大江的上游,是国家生态屏障的战略基地;西部地区还集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山区、革命老区、自然保护区及边境地区于一体,具有重要的地缘价值.因此,西部地区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非正式制度视角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障碍——以湛江市为例

以湛江市农民工为调研对象,通过"湛江市农民工市民化现状、意愿及障碍情况"问卷数据,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及障碍。结果显示:湛江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比较高;农民工市民化非正式制度方面的障碍包括城市归属感、故土情怀和进城成本。进一步,基于湛江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及未来系列重大项目带来的经济发展潜力,探讨了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民工市民化的措施。     

工作时间、业余生活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本文基于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工作时间、业余生活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当以制造业农民工为研究样本来控制工作时间的外生性,并用同一社区内其他农民工的业余生活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其内生性偏误之后,本文发现,在城市的精神感受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因素,每天加班工作时间越长,每周工作天数越多,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低,且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对加班时间更加敏感;吸烟、玩麻将和电脑游戏等业余生活会降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对个人发展有利、层次较高的业余生活会促使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主动实现市民化。     

西部地区农民收入问题研究

西部地区农业人口占其总人口的81.44％,比全国平均比重75.21％高6.23个百分点。在以农业人口为主的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水平是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据统计,1998年西部地区10省(市、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较全国平均水平低17.6％～53％。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70％左右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比较东西部地区农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更不能让我们感到轻松。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利益关系分析

加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以工业化为主要推动力转变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共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涉及政府主体和非政府主体在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和基本社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利益关系,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主体在博弈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满足政府主体的利益是农民工市民化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政府主导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增进农民工和城市原居民等非政府主体的利益,直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稳定城市化。     

“十三五”时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省内就近市民化的路径和建议

据调查,全国农民工在省内转移就业的比重已超过70%,中西部地区也接近60%,且呈逐年上升态势。同时,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愿意在省内长期居住,农业转移人口省内就近市民化已具有坚实的基础。"十三五"及未来更长一个时期,应把省内就近转移和市民化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引导出省农业转移人口返乡就业和创业,引导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在省内就近就业,鼓励乡内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市民化,使全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大多数在省内就业并实现市民化。在政策层面,要增强省域城市体系的连通性,提升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落实好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健康发展。     

中国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的测度与差异分解

提升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是县域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4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逐级等权平均法对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进行了全面测度,然后采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测度结果进行分析,并从群体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了县域与非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较低,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低于非县域农民工。(2)从差异分解看,县域与非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的差异主要是地区歧视造成的,这种地区歧视主要表现为教育回报率的差距,非县域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要远高于县域农民工。(3)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的县域与非县域差异随着分位数的提升而增大,但系数差异造成的地区歧视越来越弱。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系列权力保障和公共服务享受的实现过程,需要加大相关投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资金困难与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这只能从农民工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农地流转收益与城镇土地转让收益中筹措资金,因此本质上是农民工承担了自身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但在名义上需要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分担,同时基于以政府为主、兼顾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与农民工所在企业的发展需要为原则,构建以农民工所在地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为主、以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为辅、农民工所在企业和农民工共同参与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     

中国西部地区公共卫生问题研究

一、西部地区公共卫生状况分析(一)西部地区卫生状况的总体差距。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尤其是沿海地区在卫生事业发展方面的差距也很大。由于人口基数比较低,西部地区每千人口平均拥有的医生数、卫生员数量、卫生院床位数并不太低。但是,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单位土地面积拥有的投资额和卫生资源数量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如,北京和上海农村饮用自来水覆盖率已达97.8%和99.8%,但西藏只有11.9%,甘肃为28.9%,四川、贵州、宁夏均在40%以下。卫生部对全国农村114个贫困县(其中相当部分集中于西部)的卫生保健调查显示,贫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