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多尺度时空格局

选取老龄化系数、老少比两个测度指标,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GIS相结合的方法,从市域、县域、镇域三个尺度对2000、2010年中原地区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格局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原地区整体及各个地市老龄化系数、老少比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2从空间分异格局看,老龄化高水平区由局部区域向全区扩展。但是,随着研究尺度的不断细化,老龄化空间分布格局存在尺度差异性。3从空间关联特征看,中原地区人口老龄化系数、老少比呈现显著空间自相关。随着研究尺度不断缩小,冷热点空间集聚分布范围更加集中。然而,两个指标局部集聚特征的也表现出空间分布不一致。4结合多尺度的时空格局分异结果,从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公共医疗健康等方面进行了原因分析,并且对两个指标表现出的空间差异性做了具体阐释。     

近30年厦门城市建设用地景观格局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分析

借助遥感和GIS技术,应用1986—2013年期间7个时间点的遥感影像数据,选取典型景观格局指数,对厦门市近30年的建设用地景观格局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探求其动态演变机制。结果表明,厦门市建设用地景观增长较快,景观空间格局趋于均衡。城镇景观以极核为中心呈连片发展态势;独立工矿景观指数均呈现上下波动,具有不稳定性;农村居民点景观变化较为平稳,具备一定的极核作用。建设用地景观形态演化时空特征明显,城市化初期,各类建设用地景观形态较为规则;快速城市化时期,城镇景观最先表现出扩张形态特征;其他两类建设用地景观也渐次展现扩张特征,各类建设用地景观空间分布区域均衡。建设用地景观格局演变主要受城市化与区域经济中心、工业化与产业结构、空间政策及景观特性等因素的影响。     

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以库区重要区万州为例

以三峡库区重要区万州为例,运用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动态度"、核密度、邻近距离测度等方法,定量分析了万州区农村居民点从三峡工程蓄水之前(1995年)到后三峡时代(2012年)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因此划分了空间格局演变类型。结果表明:万州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从"单点高值集中"向"多点中高值集中"转变,整体呈"西密东疏"的空间差异;交通的引导作用加强,地形的限制作用减弱;空间演变速度呈"东增西缓中减少"的特征。依据基础分析结合区域位置和生态条件将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投影在村级单位上,并分为自然演变、加剧演变、剧烈演变和三峡工程扰动四种类型。空间格局演变类型的确定为后期驱动机制研究、空间重构优化提供基础数据,具备更好的操作性,未来的县域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则需要根据不同空间格局演变类型的特点加以引导。     

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与布局优化——以彭水县保家镇为例

文章运用景观生态学理论与GIS空间分析技术,以彭水县保家镇为例,对西南山区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山区农村居民点具有布局零散,集聚度低、规模等级不明显、聚落密度地域差异大的特点,这种分布受坡度、海拔、交通、经济、耕地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具有强烈的低坡度、低海拔的区位取向、交通区位取向、经济区位取向,以及耕地分布的空间趋同性特点。最后提出山区农村居民点规划应坚持"集中为主,分散为辅,散中有聚"优化布局原则,同时针对保家镇农村居民点的布局给出了具体的优化方案。     

秦巴山区贫困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秦巴山区11县为研究区域,运用GIS技术探讨贫困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特征,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秦巴山区贫困村的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与2004年相比,2014年贫困村的空间集聚规模较小,集聚中心数量较多;库区是贫困村的主要集聚地,随着时间推移贫困村的分布呈现远离库区和向乡镇中心附近集聚的趋势。在影响因素分析上,泊松回归的结果表明,自然地理特征、地理区位特征、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和政策因素均对贫困村区位具有显著影响。但随时间推移,贫困村分布的具体影响因素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同一因素的影响大小和影响方向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与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转型期策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体现城市经济职能的主要方面,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途径。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将生产性服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与集聚特征,并通过条件Logit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空间分布经历了"集中—分散—分散式集中"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域为主体,外围地区为补充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格局;②从行业集聚的变化特征来看,集聚峰值处的距离和强度分别呈现先增后减和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集聚范围不断增大,出现多个核心集聚区域。③集聚效益、基础设施、空间距离、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正向吸引作用,其中以集聚效益、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成为生产性服务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首要因素。④从不同行业类型来看,以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服务业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主要受到土地价格和基础设施因素的影响,而以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则更加关注备选区位的企业集聚效益和技术创新因素,同时政策规划因素也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基于GIS的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秦安县为研究对象,以DEM和1998、2008年秦安县遥感数据为数据源,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1998—2008年秦安县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研究表明：①秦安县人口和聚落密度较高,乡村聚落在空间分布上极为分散,空间扩展特征显著;②秦安县不同高程与坡度上分布的聚落斑块,其数量与面积均存在明显的差异,聚落斑块随高程和坡度均呈正态分布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③聚落沿道路与河流集聚分布的趋向十分明显,随着距河流距离的增加,聚落斑块数量迅速减少;④地形等自然条件决定了秦安县乡村聚落的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镇建设、交通条件、政策制度以及传统文化等因素,对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     

制造业集聚背景下区域碳排放时空格局演变——以浙江省为例

基于区位熵对浙江省11市的制造业集聚程度进行测算,并在此背景下利用浙江省县域碳排放数据分析浙江省地区的碳排放时空演变格局。通过区位熵测算结果对各市区的制造业集聚状况进行具体分析,利用Moran’s I指数对1997—2017年间浙江省地区碳排放量的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并结合核密度分析浙江省地区碳排放的空间结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1）浙江省嘉兴、宁波、杭州、绍兴的制造业集聚程度较高,说明该地区的制造业发展水平较好;（2）浙江省地区碳排放总量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主要集中在杭州市、宁波市、绍兴市等地县区;（3）浙江省碳排放状况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高值集聚区与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别分布在浙江省东北部与西南部地区,变化范围较小;（4）碳排放空间格局从“两主两副四核结构”逐步演变为“五核结构”,高核密度值即主核心区域呈收缩的趋势,较高核密度值即副核心区域有逐渐扩张的趋势。     

泛珠三角经济差异的时空演进和影响因素探析

泛珠三角是横跨东中西部,包含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合作区。探析泛珠区域内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影响泛珠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泛珠三角地区以沿海城市群和内陆各省会城市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结构分布显著;区域内空间自相关趋势在加强,空间集聚现象显著;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表明内部经济差异在缩小,区域合作取得一定效果;人均GDP总体空间格局稳定,局域内发生演变,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冷热点区域变化较为明显。空间计量表明,工业化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显著,城镇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城镇劳动人口没能充分发挥作用,表现出城镇就业人口的规模不经济。     

湖南省人口分布格局时空变化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全国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人口分布指数等,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探究湖南省1982—2010年人口分布的时空变化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1982年以来,湖南省人口密度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并以高值区为核心圈层梯级递减,高值区范围扩大,中值区范围缩小,低值区范围基本保持不变;(2)在人口增速总体趋缓的背景下,同一时期人口密度低、中、高值区人口增长速度依次递增,人口分布地区差异扩大;(3)人口分布的空间自相关性不断增强,冷热点格局基本稳定,热点区有所增加,冷点区有所减少,冷热点区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人口分布不均衡化趋势加剧;(4)影响湖南省人口分布格局及变化的因素众多,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奠定了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不均衡的经济发展不断重塑着人口分布格局,渐进式的区域发展战略对人口分布格局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全面提高"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质量,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是促进湖南省人口分布格局优化的必由之路。     

青藏高原县域人口与公共服务适配性与优化策略

促进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空间适配是推动青藏高原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综合运用人口地理集中指数、重心轨迹和空间错位模型勾勒青藏高原地区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空间错位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青藏高原地区人口地域分异明显,空间集聚格局稳定,人口集聚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异质性特征,形成了以桑珠孜区为核心的人口高度集聚区;公共服务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以下,呈现曲折中优化态势,在空间上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具有空间锁定特征,三大高值区分别为新疆西南部、青海东北部以及青甘川滇四省区的东部边沿地带。(2)青藏高原地区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重心时空演化趋势一致性与差异性并存,二者重心在空间上均呈现曲折北进的演化态势,而人口集聚的时空分布与演化趋于集中和稳定。(3)青藏高原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经历了初期负向中高错位为主导转向期末负向低错位为主的演化过程,错位贡献度在空间上形成三大高值分布格局,绝大部分县域的空间错位贡献度有微弱提升。     

长江流域国家湿地公园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

以长江流域国家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选取2005、2011、2017年3个时间截面,利用重心标准差椭圆、核密度、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空间分布重心、分布密度以及时空关联性等方面探析长江流域国家湿地公园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主要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长江流域国家湿地公园时空分布呈东北—西南走向,流域内国家湿地公园发展的重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②长江流域国家湿地公园空间集聚形态显著,不同时间截点均展现出"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演变特征;③流域内国家湿地公园空间分布呈正相关关系,时空格局冷热点区域以阶梯状排列,由长江中下游地区向西北地区推移;④地形、气候、水文等自然因素对长江流域国家湿地公园时空分布的影响具有一致性,经济、交通、人口等社会经济因素对格局演化有重要驱动作用,政府政策的影响程度有待加强。     

西南山区农业景观脆弱性变化及其驱动力——以重庆市石柱县为例

农业景观脆弱性是农业生态安全的重要度量方式，也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文章采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面板数据模型、Moran’s I指数分析重庆市石柱县农业景观脆弱性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研究区农业景观脆弱性水平呈现“上升—下降”的变化趋势，等级类型空间演替明显。其中暴露度高值分布呈现由东部向南部、西部、西北部逐渐加强，与城市扩张和人类活动干扰强度方向相一致；敏感性空间变化高值聚集区由西南部向北部、东部逐渐缩减；适应能力空间变化呈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特征。(2)农业景观脆弱性呈显著空间自相关和集聚特征，脆弱性等级相对聚集。低度和轻度脆弱区集中于南部生态区和北部农业区；中度脆弱区集中于西南城镇区和东部旅游区；较高脆弱区集中于西南城镇区，少部分分布在北部农业区；高度脆弱区集中分布在西南城镇区。(3)研究区农业景观脆弱性演变主要受自然因素、经济因素、产业因素、制度和政策因素影响，自然地理环境是农业景观脆弱性形成的自然本底条件，社会经济和政策制度因素是农业景观脆弱性变化的外部因素。     

重庆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关系及其变化研究

采用重庆市40个区县1997-2009年人口和GDP数据,运用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重庆市直辖以来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及其关系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结论如下:重庆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呈现出"一圈"高、"两翼"低的特点;重庆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相互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中,但总的来说不断趋向协调,表现在人口与经济集聚协调发展的区县数量不断增多;自相关分析表明Moran's I由1997年的0.7254下降为2009年的0.7162,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类型的数量都有所减少;重庆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格局及关系的变化与自然条件、区位因素、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变动等密切相关.     

中俄滨海大城市人口密度空间格局比较研究——以圣彼得堡和大连市为例

人口密度是识别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的重要视角。文章基于人口统计数据,运用多尺度比较分析方法,对圣彼得堡和大连市2000、2010年两个时段人口密度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人口密度空间集聚性:两个城市不同尺度下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均表现出集聚特征,随着研究尺度逐渐变小,人口密度集聚分布趋势越来越明显,相比而言,大连市人口密度空间集聚的趋势更明显。(2)人口密度空间分布模式:多尺度下圣彼得堡市显示出小集中、大分散的多核心空间分布模式;而大连市人口密度显示出大集中、小分散的单中心为主的空间分布模式。(3)人口密度空间格局:多尺度下圣彼得堡市各等级人口密度均表现出嵌入式空间分布格局;而大连市各等级人口密度表现为连片式空间分布格局。不同研究尺度揭示人口密度空间格局特征是不同的,通过多尺度下中俄滨海大城市人口密度空间格局比较分析,使得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特征表现越加明显,利于其特征的总结。     

中国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文章通过构建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评价体系,综合采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及面板回归模型对我国省际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2002—2014年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水平呈现类"S"型稳定上升趋势,局部表现为增长型、波动型和突变型三种演变模式;省际间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绝对差异呈现缓慢扩大趋势,但相对差异呈缩小的态势。(2)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在全局趋势上呈自东北向西南衰减的梯度格局特征;空间上遵循"低水平均衡→较低水平轴带→较低水平均衡→较高水平轴带"的渐进式演变过程,且不同配置水平类型具有鲜明的"集群化"分布特点。(3)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空间上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的俱乐部趋同特征显著,高值先导区主要集中在东北与东南沿海地区,低值陷阱区集中分布于西南与华东地区。(4)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在研究期内城镇化发展水平、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具有正向影响效应。     

南方稻作梯田区居民点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新化县水车镇为例

以作为典型南方稻作梯田的湖南省新化县紫鹊界梯田为研究对象,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提取了梯田区居民点、河流、道路、林地、耕地等信息,获得了梯田区居民点分布格局,采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方法,分析了居民点空间格局特征,并结合地形数据,分析了坡度、坡向、河流、耕地分布、城镇位置和交通条件等对居民点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显示,坡度、河流、距耕地距离、距城镇距离、交通条件等因素对居民点的分布影响显著,居民点倾向于分布在海拔较低、坡度平缓地区,沿河流、道路分布明显,且距城镇距离越近,居民点分布越多越集中。     

转型期广州市服务业区位演变及布局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都市服务业发展迅速,并逐步成为主导产业,服务业在城市聚集、扩散导致的区位演变及空间格局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以广州为例,在采用服务业四分法基础上,运用1990、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1996、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年以来广州市不同类型服务业就业和基本单位的区位演变、区位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程度下降,新中心区集聚程度上升,总体上形成"双中心"格局;分配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明显下降,向新中心区及外围区扩散,布局逐步均衡化,但不同部门差异明显;消费性服务业从老城区逐步向外围区扩散,中心集聚仍较高,且有随人口均衡布局特征;社会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减弱,在新中心和外围区集聚增强,呈团块状或局部集聚.与国外相比,广州市服务业区位特征是"多中心集聚"区位.     

山地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策略——以重庆渝北区石船镇为例

山地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因受自然条件及人类活动的双重扰动而深刻转型,探索特殊区域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及其优化策略,有利于推进特殊区域的国土空间治理与缓解用地矛盾,并为特殊地域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借鉴。文章以山地都市边缘区的重庆渝北区石船镇为例,采用地类转移矩阵、ArcGIS空间统计、理想点逼近(TOPSIS)、核密度法和多因素叠加分析等方法集成分析山地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与优化策略。结果表明:①研究区2010—2016年城镇建设用地单项动态度为55.72%,城镇建设用地需求旺盛,以耕地占用的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亟待通过居民点空间治理,增加建设用地指标,缓解用地矛盾。②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总体分布零乱,但其内部空间布局在某种程度上仍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性,整体呈现出以河水村为中心,密度由内到外依次降低的规律。③研究区居民点布局受到自然、经济、社会多重因素影响,亟待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优化策略。     

基于县域单元的江苏省农民收入区域格局时空演变

采用数理统计和地统计方法对江苏1995—2010年间县域农民人均收入区域差异和极化程度进行测度,并对农民收入和增长速度的总体格局及热点区演变态势进行探讨。江苏县域农民收入绝对差异波动拉大,而相对差异呈阶段性波动降低态势;县域农民收入呈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收入水平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集聚;收入增长格局极不稳定,增长热点和冷点区在苏南和苏北地区间阶段性变迁,各增长类型区的空间集聚趋势减弱,随机分布态势增强。在从经济地理区位、产业和城乡结构、区域经济政策及对外开放等因素对农村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影响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江苏县域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