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经济联系动态变化研究——基于城市流的视角

城市流强度是表征城市对外服务功能的量化指标,能够反映城市对外联系的程度。本文运用城市流强度模型,以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测算了2002~2011年各城市的外向功能量、城市流强度等指标的动态变化情况,并进行了城市流强度等级划分和结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2002~2011年,各城市功能效率和城市流倾向度指标变化基本平稳,外向功能量和城市流强度两项指标变化显著,且差距较大。从城市流强度结构来看,北京、天津城市总体经济实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表现出更强的集聚与扩散能力。未来,各城市应进一步加强总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从而大幅提升城市流强度,增强城市群整体对外服务功能。     

京津冀城市群核心城市的空间联系及影响测度

采用综合指标评价法、引力分析法以及断裂点分析法对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1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空间关联和影响强度进行了测度研究。研究表明:(1)各城市之间的综合发展质量和职能强度差异明显,"中心—外围"的两极分化发展特征显著;(2)各城市对外联系强度的地域分异特征明显,其联系强度以"北京—天津—廊坊"一线为出发点,向南北方向逐渐递减,核心城市存在单极化发展、职能弱化和辐射带动作用不强的问题;(3)北京、天津等核心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影响范围较大,并对石家庄等次核心城市产生了一定的屏蔽作用。     

京津冀经济圈产业结构与分工测度研究

文章运用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基于北京、天津及河北省11个设区市、中观层次19个行业的相关数据,对京津冀经济圈各城市的产业结构与分工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各城市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分工。在测度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各个城市进一步发展提升的方向。     

交通方式对京津冀空间相互作用贡献率分析

为比较公路、普通铁路、高速铁路三种交通方式对京津冀空间相互作用强度贡献率的大小,文章基于是否考虑货币成本两种情况下构建三种不同的路网系统,利用重构的引力模型和潜力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公路对京津冀空间相互作用的贡献率最大,基于最小综合成本和最小时间成本的贡献率分别达到83.5%和73%,表明京津冀各城市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公路的依赖程度很高;高速铁路可以极大缩短城市间出行时间,但票价的增加大体中和时间成本的节省,基于最小时间成本的贡献率为22.2%,大大高于普通铁路的4.8%,且其带来的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的增加沿着北京、天津、石家庄、邯郸等站点城市显现出明显的廊道效应。     

山西省与京津冀地区城市经济联系与网络特征研究

强化区域经济联系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共同富裕发展格局的重要手段。基于城市协调发展水平和产业互补水平建立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山西省与京津冀地区24个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并构建城市经济联系网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山西省与京津冀地区在城市协调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但产业互补水平较高,有良好的产业合作基础;山西省与京津冀地区城市经济联系显著加强,但各城市对外经济联系差异增大;城市经济联系网络整体中心性明显,山西省大多数城市处于网络边缘位置,北京市和天津市在网络内影响力最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石家庄市和太原市等中心城市的带动与辐射作用,最后从合作发展、产业对接、交通建设等方面提出提升山西省与京津冀地区城市经济联系水平的政策建议。     

效率与平衡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产业发展水平测度

基于效率和平衡视角,通过纳入结构差异和体量差距构建新的产业发展水平测度方法,以此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发展效率与平衡水平进行评价。测度结果显示：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效率水平差异较大,中心城市北京的效率水平过高导致产业过度聚集。在较长时间内,城市群产业发展平衡水平并无太大变化,但是城市群内城市的竞争压力逐渐向城市群西南方向转移。进一步讨论结果显示：新方法的测度结果是可信的;金融、公共服务等行业在城市群内的分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但是制造、教育和文娱等行业却在不断恶化,总体来看,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京津冀水资源使用效率评估——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影子价格法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有利于促进京津冀整体经济进一步增长.同时,京津冀对水资源需求势必会进一步增加.而京津冀地区水资源相对稀缺,不同区域、不同行业水资源使用效率的差异较大.如何改善和协调京津冀各区域各行业水资源使用效率,对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京津冀投入产出表的线性规划模型,测算京津冀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水资源使用效率发现:整体而言,京津冀水资源使用效率在不断提高,但是农业用水效率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从地区上看,河北服务业与工业用水效率较高,而北京和天津的服务业用水效率相对较低.据此文章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以提高和协调京津冀地区水资源使用效率,促进京津冀经济的协同发展和整体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基于引力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

在"多中心、网络化"城市群发展的背景下,加强城市群经济联系正成为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强大引擎。以京津冀城市群13个构成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引力模型,从城市规模划分和城市空间经济联系两个角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0年间,京津主导的"双核"式城镇体系一直是支撑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核心格局,同时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日趋紧密,空间联系强度的地域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中心—外围"格局。     

协同视角下京津冀制造业转移及区域间合作

利用2006—2014年京津冀13个城市数据,对京津冀27个制造业行业转移和集聚状态以及区域合作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京津冀制造业地理分工格局整体上呈现出"由北京向津冀转移"、"由北部向中南部转移"的变动趋势;(2)虽然北京制造业行业多处于转移状态,但仍在大部分行业中占有较高份额,能够在区域制造业转移和合作中发挥中心带动作用;(3)津冀各城市在各个行业都具有承接和发展优势,从而为区域制造业梯度转移创造了条件;(4)河北各城市在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较弱,需要京津两地提供更多的外在动力。研究的政策涵义在于:加快京津冀区域制造业的合作,需要构建以北京制造业转移为中心,以天津先进制造业集聚区以及河北中南部制造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为主体的多层次区域制造业合作体系,推动区域制造业协同发展和转型升级。     

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京津冀城市群3A级及以上的高等级景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和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分析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的整体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②北京市(38.31%)、天津市(16.28%)两市的高等级景区数量超过总数的50%,高等级景区在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不均衡特征;③从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丰裕度来看,北京市和天津市属于高度优质率城市,秦皇岛市和廊坊市是中度优质率城市,其他城市属于低度优质率城市,城市群高等级景区数量和质量状况相差较大。其次,利用地理探测器,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市场条件和旅游政策环境三个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景区空间分布的决定力进行分析,分析发现: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市场条件中的GDP、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对京津冀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决定力强,而旅游市场中的旅游交通条件和旅游政策环境的决定力较强。修正引力模型的计算结果显示:京津冀城市群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对其景区空间分布也有一定的影响。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从协同发展视角提出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优化的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职能演变与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北大核心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职能的演变会对城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发展质量带来深刻的影响。论文通过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AHP进行综合评价,对城市职能规模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脱钩指数来测度城市职能演变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对城市职能演变与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资源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职能扩大推动了城市高质量发展,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城市职能效应存在差异;超大型城市北京和天津职能效应较强,大中城市的工业职能效应较突出;不同行业职能差异大,生产性服务业职能效应在京津突出,京津冀生活性服务业职能效应不显著,而大中城市的公共服务业职能效应突出;京津冀城市群城市职能演变推动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而对资源环境高质量发展推动作用有限。     

京津唐城市群城市流强度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持续发展过程中，城市群现象表现得日益突出。城市群区域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城市流的空间流动，是城市群功能联系的产物和空间表现形式。城市群区域城市流分析是城市群功能分析的最主要内容之一。本文采用城市流强度的定量分析方法，测算了京津塘城市群各中心城市的城市流强度，构建了其城市流强度模型，并指出了其城市流强度的结构，为京津唐城市群促进综合竞争力的提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财税体制创新

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既是全国面临的共解难题,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特别是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与产业协同化促进各类要素加速流动的条件下,如果不能及时解决京津冀之间公共服务的巨大落差,必然会造成人员和要素加速流向京津的态势,更不利于疏解非首都功能和解决首都拥堵问题。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分析京津冀财政落差对三地协同发展造成障碍的基础上,认为财税体制是导致区域财政落差的制度根源。从克服京津冀横向合作难题和有利于全国推广角度,纵向上应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财税体制,推进财税体制创新。     

京津冀高技术制造业空间结构演变的经济绩效

利用企业微观数据,综合空间插值和指标测度的方法揭示了京津冀高技术制造业的空间结构特征与演化趋势,并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通过动态面板计量回归实证检验了高技术制造业空间集中度和空间分离指数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京津冀高技术制造业仍过度集中在京津,但呈现去中心化趋势,且向分散的多中心结构演变,石家庄和沧州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增幅明显;(2)过度的单中心集聚抑制了京津冀高技术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多中心结构可以弱化过度集中带来的集聚不经济。受交易成本和"面对面"接触需求的影响,紧凑的多中心结构更易通过产业联系和技术溢出将多中心整合为一体化的产业网络系统。在疏解北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高技术制造环节和推进北京创新成果在津冀产业化的进程中,应考虑产业主中心或创新源头与产业承接地之间的距离。     

基于时间距离视域下城市旅游经济联系测度与空间整合——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0、2010年2个时间断面数据,引入通达度指数,定量分析了城市间交通通达性的便捷程度,在此基础上,借助城市旅游经济联系测度模型,测算了基于交通可达性视域下的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总量)和隶属度。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交通可达性整体上较好,呈现明显的提高态势,2个年份的可达性数值分别为0—6.577h、0—5.520h,旅游经济联系逐步加强,突出表现为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对外旅游经济联系增幅较大,以此提出了长三角城市旅游圈的空间整合策略。针对时间距离视域下的旅游经济联系测度,较好地反映了交通影响下的城市旅游发展,对于妥善处理城市旅游经济竞合关系,缩小旅游经济发展差异,促进长三角城市一体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三生功能视角下京津冀城镇圈类型划分与变化特征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在测度其三生功能的生态位适宜度和空间引力的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ArcGIS空间分析法，开展三生功能视角下的京津冀城市群凝聚子群划分，并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识别了三生功能视角下的京津冀城镇圈格局及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三生功能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生态位适宜度的空间分异明显，且内部子群结构已开始突破行政边界的限制，跨区域的深度功能联系和多层次圈层结构已初步建立。(2)在京津冀城市群中，“京津双核”在生产、生活功能方面的引领地位仍然稳固，但首都周边承接首都生产、生活功能的多个城镇圈已经形成，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政策效果正在显现。(3)生态型城镇圈的形成与生态功能适宜性等级并无明显关联，而是在生产型和生活型城镇圈周边由生态型核心城镇组合成团，构建起生态保护的重要屏障。(4)京津冀城市群共形成14个三生功能综合型城镇圈，并演化出核心城镇明确且稳定的综合型城镇圈和多核心城镇协作共生的综合型城镇圈两种典型类型，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京津冀城镇圈格局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多中心协同发展研究

多中心是区域和城市发展的主要趋势,多中心问题与多中心关系成为影响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进程的重要因子。在大转型背景下,运用共生理论,从多中心主体、多中心层级结构等方面分析了区域多中心共生的机理、结构与模式,提出了区域多中心嵌套共生结构模式;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利用断裂点、经济能级指数建立了多中心共生空间结构模型,分析了多中心共生机制、结构与模式,提出了多中心协同共生的发展战略模式。     

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定位与合作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国民经济整体格局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目前,京津冀城市群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中心城市现代化功能不足、城乡联动不足、产业分工不足、市场化水平不足、基础设施一体化不足、消费和出口作用不足等许多不利于发展的问题。未来,京津冀城市群的合作需要以区域整体功能定位及其在空间的有效分解为前提,以产业合作为主线,以市场和企业自下而上的力量为主体,进一步发挥京津冀地区的区位、资源、科技、文化等优势,以启动京津实质性合作和构建京津现代服务业中心为契机,以深化区域制造业分工为核心,以制造业集群发展为支撑,创建"繁荣看京津,实力看河北"的区域联动型产业结构,释放经济潜能,实现京津冀城市群合作共赢。     

京津冀地区城市间产业分工变化研究

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运用产业专业化指数和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对2004、2008和2012年京津冀地区各地级市的产业分工现状及其演变过程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全国而言,京津冀地区整体的产业专业化水平并不高且仍在下降,而以京津冀区域为参照系,各城市产业结构与区域整体的相似程度不是很高,且呈现明显的趋异现象,各地产业地域分工尽管不十分明显但有所加强。     

长江经济带外向型产业城市流分析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以重庆、武汉、南京、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四大城市群经济带的外向型产业功能量和城市流强度均有很大增强,表现在城市间的交通仓储邮电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科研综合服务业等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日趋活跃。从中心城市及其邻近城市群连绵带发展的阶段与发育程度来看,长江流域各区域性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经济带已经发展到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外向功能联系的较高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