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群城市用地结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机理

运用洛伦茨曲线和偏移份额分析法分析了武汉城市群2001—2011年城市用地结构的时序演变特征和空间配置差异,并结合推拉理论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城市群用地结构变化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武汉城市群城市用地规模扩张明显、结构调整频繁;2从地类演变来看,居住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和绿地属于增长性结构,工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仓储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为衰退性结构;3从空间配置格局来看,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和市政公共设施用地在各地区分布比较均衡,绿地和特殊用地次之,仓储用地分布集中,同时,各地区对不同类型城市用地的竞争优势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4在变化机理上,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居民福利改善及土地管理政策调整等因素是造成武汉城市群用地结构时空变化的重要因素。     

深圳市龙岗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以深圳市龙岗区为研究区,通过空间分析、土地利用转移矩阵、Moran’s I指数来研究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特征,应用马尔科夫模型预测未来用地结构的变化,并探讨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用地除园地保持增长外均逐渐减少,面积最大的林地是各类新增用地尤其是园地的主要土地来源;建设用地持续扩张,除林地外未利用土地是其主要来源,而在2000年后建设用地扩张大量侵占园地与耕地;各类用地均呈分散趋势;建设用地将成为主导用地类型,其余类型用地均显著减少;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建设用地扩张过程,在规划影响下工矿仓储用地与居住用地间存在着相互转换;园地在占有林地空间的同时被建设用地侵蚀,而短期呈现难以持续的增长势头。     

北京都市区居住与产业用地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

以北京都市区为研究案例地,采用核密度估计法、Ripley’s K(d)函数分析了北京都市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分布特征与集聚强度,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层模型,重点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不同时间段内产业用地的集聚强度都要高于居住用地的集聚强度,说明居住用地出让的空间分布格局更为分散化,而产业用地出让的空间分布格局更为集聚。②土地利用格局显著影响居民的通勤行为,随着产业用地与居住用地密度的提升,居民的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都明显缩短,说明居住在土地混合程度越高区域的居民能够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来优化通勤行为;个体属性特征如性别、年龄、职业、住房产权以及邻里特征等因素也会显著影响居民的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     

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子分析——以宁波市鄞州区为例

进入21世纪,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UCC)成为重点研究领域。文章通过Arcgis软件支持对鄞州共7年的土地利用的土地利用动态度,地类之间的转换方向以及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等三方面进行分析,并对主要地类变化的驱动力因子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鄞州区土地利用呈现高速、复杂的变化;(2)耕地呈现出高度的单向不平衡转移,转移方向呈多方向性;(3)建设用地空间变化最大,呈现出了不可逆的高度扩张性;(4)总人口的增长,工业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增加是鄞州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因子;人口的增长,特别是非农业人口的增长日益成为鄞州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辽中南城市群城市用地结构的时空演变分析

辽中南城市群作为国家增长第四级重要引擎,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影响下,探究其用地结构时空演变规律是调整用地结构的前提。文章基于辽中南城市群2006—2014年城市用地结构数据,运用信息熵和偏移份额模型分析用地结构的时空变化特征、地类演变规律及空间配置差异。结果表明:(1)2006—2014年城市群用地结构信息熵与均衡度经历了"无序—有序—相对平稳"的演变。(2)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和市政公用设施用地为增长性结构,其中公共设施用地有显著补给效应;工业用地、仓储用地、道路交通用地及绿地为衰减性结构,其中仓储用地和道路交通用地有显著挤出效应。(3)空间格局上,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道路交通用地及绿地在各地区分布较为均衡,市政公用设施用地次之,仓储用地分布集中。(4)各地区对不同类型城市用地的竞争优势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经济越发达地区其竞争优势地类越多。     

税收分成、财政激励与城市土地配置

本文将中国式分权下的两个核心制度——税收分成制度与土地制度——联系起来,基于财政激励视角,研究税收分成对地方政府城市土地配置行为的影响。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市县级政府面临的增值税分成、营业税分成变化对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配置产生的直接和交叉效应。利用1999—2011年间相匹配的市县级政府税收分成数据和地级市市辖区分类型土地使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增值税分成通过财政利益效应显著正向影响了工业用地的配置;营业税分成通过影响增值税的相对分成变化显著负向影响了工业用地的配置。财政利益效应和财政压力效应的相互抵消,使得营业税分成变化对商住用地的配置效应较弱;增值税分成上升通过工业溢出效应和财政压力转嫁效应促使地方政府增加了居住用地的配置。基于财政自给率、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和产业结构的异质性检验结果与财政激励理论预期结论一致。最后,文章还发现,增值税分成上升降低了工业用地单位面积的产出效果,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仍是未来改革的重点。     

长株潭城市群用地扩展下的用地效益分析

通过分析长株潭城市群近五年来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以及土地利用效益的变化情况,发现在人口不断增长,用地规模日益扩张的背景下,城市群的用地增长速度不一,并且用地扩展过快,用地效益偏低。城市用地规模过小或过大,均不能实现土地利用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现有的规模上集约利用土地,充分挖掘土地利用潜力,提高综合土地利用效益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次城市化、土地开发与经济增长

文章将二次城市化水平定义为城镇户籍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构建了一个包含城市化、二次城市化和城市土地开发的中央计划者模型,在利用1985-2008年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的基础上,模拟分析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当人口在城市落户的成本较高时,提高二次城市化水平和城市用地相对面积会显著降低经济增长率;当落户成本较低时,上述负面影响并不明显。在进一步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应保持城乡用地的动态平衡,根据落户成本施行差别化的户籍开放和土地开发政策,让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成为吸纳人口进城落户的主要场所,这为"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有关城镇化的内容提供了理论依据。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影响因素及地区差异研究--基于河北省2001～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

研究城市（县城）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推动城市的快速健康发展。采用面板协整分析方法，建立河北省城区居住人口、城区居住用地对城市（县城）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影响模型。研究发现，城区居住人口、城区居住用地面积与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显著正相关，基于此，提出促进城市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东莞市海岸带生态风险研究

利用2000、2006年东莞市ETM和SPOT遥感影像数据,基于RS、GIS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选取土地利用指数和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东莞市海岸带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时空特点和结构演变,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地生态系统造成的风险。结果表明:东莞市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类型是围垦养殖用地的急剧减少和居住用地、工矿用地的大量扩张导致对景观的控制作用增强。在人类活动对土地的扰动作用日益加强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趋同性的双重影响下,景观的异质性程度增加,斑块在空间上的连接度降低,破碎化程度增大,土地生态风险程度增大。     

创新型产业用地制度能够促进城市创新吗?——新发展阶段土地配置改革的逻辑反思

利用创新型产业用地制度改革的准自然实验,文章重点考察工业用地组成及其结构变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并且从市场化间接协调、知识要素积累视角,研究土地配置改革的制度困境与创新方法。具体而言,文章采用2002～2018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评估产业用地试点改革的制度功能。研究发现,以加大用地优惠、增加开发强度、提高准入门槛为特征的创新型产业用地制度改革,未能有效促进城市创新,在高行政级别的城市中尤其如此。影响渠道分析表明,试点改革通过城市居住用地面积、产业结构调整和在岗职工薪酬水平对城市创新产生影响。文章的政策意义在于,应进一步加快改变工业供地偏向和让渡土地要素收益的土地配置模式,促进社会消费、知识创造与人力资本积累成为经济效率模式重塑的关键驱动力。上述结论有助于为新发展阶段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供经验证据,为经济结构转换和创新驱动提供理论依据。     

从城市工业用地“低价”出让的动机和收益看土地出让结构调整的方向

通常我国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严重偏低,工业用地占比偏高,很大程度"挤压"居住用地出让的空间,导致居住用地供应不足。本文通过分析城市用地结构及各类用地供应结构的变化,探讨地方政府"低价"供应工业用地的动机,并采用报酬资本化法,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测算城市工业用地的综合收益。分析显示工业用地的综合收益是工业用地出让价格的38倍之多,是居住用地出让价格的2.5倍。较高的工业用地综合收益表明,应该通过增加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来提高居住用地的供应,而不是采取减少工业用地供应或强制将工业用途调整为居住用途的办法。     

轨道交通引导用地密度与地价的时空效应——以深圳市为例

城市轨道交通能显著影响站点和线路周边土地密度和价格,但这种影响存在时空范围和类型差异。基于此,定性分析深圳地铁一期工程罗宝线和龙华线主要站点周边用地类型、规模和开发密度的变化,然后利用深圳市地块交易数据,采用空间分析和回归模型探讨轨道交通对土地价格和容积率的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在轨道交通与地价/容积率的时空关系上,距站点越近其用地密度和价格普遍更高,远离地铁站点,地价下降幅度增加。2土地价格与距站点距离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距站点每增加1km,地价下降幅度约为5%~10%。在时间上,随着地铁运营的成熟,更显著提升站点周边的土地价格。3轨道交通对不同类型用地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地铁施工期间,对居住用地的负面效应高于商业用地,地铁开通运营和线路完善后,对商业的正向刺激效应高于居住用地。     

北京市人口郊区化与居住用地空间扩展研究

人口郊区化与居住郊区化是近年来北京市发展的主要特征。文章以北京市中心区和近郊区为研究区域，首先利用四普和五普数据，分析了人口分布现状和变化特征及居住用地的空间分布变化。由此提出，北京市的人口郊区化与居住用地的空间扩展过程是一种互动的效应关系。     

中部典型特大城市人口密度空间分布格局——以武汉为例

为弥补既有研究存在的数据平均化基于单一空间类型、对山水资源富集城市针对性不强等不足,以武汉为例,基于城镇居住用地、乡镇街行政辖区、规划地域层次及格网单元的多重叠加,利用GIS及SPSS识别市域及主城区人口密度分布特征。研究发现:市域乡镇街人口密度梯度差异大,"核心—边缘—外围"结构突出,"圈层层级式"格局显著;主城区人口高度密集,密度分布呈"复合多中心";"两江口"是三环内人口主中心,其4km范围内单中心结构突出,符合幂函数模型;4km外具备4个人口副中心,主副中心在西北、东北和东南形成三条人口密集轴带。分析认为:我国(特)大城市市域人口密度格局多遵循"核心—边缘"及"圈层分布"规律;主城区存在高密度主中心,人口分布普遍经历从"单核心"向"单核—多核复合化"的渐进过渡,不能单纯用"非单即多"定义主城区人口格局,城市人口密度模型因时、因地而异。     

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逻辑及其对住房市场的影响

本文致力于构建一个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用地供给理论,并基于这一理论框架讨论中国"人口、土地和住房"的空间错配机制及其后果。制度背景分析表明:中国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受制于从中央到地方的指标分配,依次包括了"总量指标的地区配给"和"区县指标的用途配置"两个阶段,住房市场因此受到多级政府指标配置行为的叠加影响。理论模型揭示了财政激励下区县政府对指标的用途配置逻辑以及城市化激励下省级政府对指标的地区配置逻辑。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房地产市场上上演的"中国故事"可概述为:逆人口集聚方向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地区配给模式,叠加偏向工业的用途配置模式,对居住用地供给和住房市场产生了显著的挤压效应,导致"人口、土地和住房"的空间错配。     

长株潭核心区土地利用变化时空格局及驱动力多维分析

以长株潭城市群中开发强度最大的长株潭核心区作为研究对象,利用GIS和计量分析工具分析长株潭核心区2000—2018年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征,从自然环境、区位交通、经济发展、政策导向、产业驱动、人口增长等六大维度,以及城市交互作用等方面研究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各地类变化的驱动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8年,耕地减少324.96 km2、林地减少855.47 km2,建设用地增长1 161.87 km2,草地与水体面积总体保持稳定并略有变动。(2)2000—2008与2008—2018年两期耕地、林地、建设用地变化驱动因子存在较大差异。(3)自然环境(DEM、河流水系)是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变化的基础条件,从根本上决定着三种地类变化的空间形态;区位交通中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的延伸,扩大了三种地类变化的范围;经济发展、政策导向、产业发展、人口增长加快了三种地类变化的速度。(4)城市交互作用强度有效反映了各种地类变化,特别是建设用地变化的趋势,这表明城市交互作用强度是除六大维度外的第七大影响因素。     

1990年代我国新增非农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异特征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是全球变化研究中的核心领域之一。章利用中国资源环境数据库,在RS和GIS技术的支持下,对1990年代我国土地非农化建设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人口增长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用于非农用途的土地增长迅速,10年间新增17,627．57km^2,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和南方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内陆地区相对较少。而且,新增非农建设用地占用的绝大部分为珍贵的耕地资源,比例高达85％以上,其余依次为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和水域。章还分省区对非农建设用地的增长及占用其它类型土地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相关部门制定针对性政策保护耕地林地、遏制无序土地非农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最后还对非农建设用地增长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关系作了初步研究。     

城市土地利用政策——以香港、深圳为例

土地作为城市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土地利用政策决定着城市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同时该政策的制定又受到社会发展阶段、经济水平等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中国深圳特区和香港两个国际化大都市在不同的发展历程下城市土地利用政策的变化。对于其他城市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文章对两座城市所经历的土地利用政策进行深刻剖析．结果发现香港占总面积24％的建成区（住宅区占总面积的7％）容纳了700多万的居住人口,并且人均生产总值30041．43美元。其郊野面积及非建筑占总面积的76％。这样高密度、高效率同时又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保留大量的有待开发的土地资源,其城市土地利用政策,值得世界其他城市借鉴。而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城市发展的成功典范,到2009年,其建设土地占特区总面积的32．8％,容纳了超过331万居住人口．其人均生产总值19760．80美元。说明深圳特区的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远远达不到香港水平,城市建筑面积在短时间内的大肆扩张。也说明深圳经济的增长是以大量的土地投入作支撑。土地的空间利用效益不高,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用地复合化利用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规模不断增长,旅游用地急剧膨胀,旅游用地浪费现象严重,旅游用地增长与土地保护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旅游用地复合化利用作为一种既能满足旅游开发,又能实现土地保护的方式,是缓解两者矛盾的有效途径：在分析旅游用地自身特点以及旅游产品特殊性的基础上,提出旅游用地复合化利用的可行性。而加强已开发和新开发旅游用地的复合利用,实现工业用地、农业用地及未利用地等向旅游用地转化,将成为旅游用地复合化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