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基于湖南搬迁农户的调查

生计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对两者相互关系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农户为实现可持续生计而采取的生计行为。基于湖南搬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机理。研究发现:①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对农业主导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效应;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经营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②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有显著影响,其中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转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完善后续服务、加大教育培训、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发展当地产业等差异化政策。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转型时期农户的经营投资行为-以长三角15村跟踪观察农户为例

本文利用1995—2004年长三角15村近千个农户家庭的跟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样本农户的经营投资行为。研究发现,不论是对农业投资还是非农投资,投资机会的增加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农户在经济上向城市工人的转型深化,使得农业投资和非农投资都显著减少,但特别的是,有地农户的农业投资没有降低;融资约束对农业投资的影响不大,但对非农投资构成了严重的阻碍;土地对于农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税费改革对两种投资的经济影响均不明显。     

资源开发对周边村庄农户增收的溢出效应

本文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村户两级跟踪调查数据,基于“反事实”分析框架探讨了矿产资源开发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矿产资源开发有利于周边村庄农户增收,相比非工矿郊区农户,工矿郊区农户不仅非农收入增长更快,而且农业收入增长也更快。矿产资源开发对周边村庄农户增收的溢出效应存在两个显著作用机制：一方面,矿产资源开发为周边村庄农户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促进非农收入增长;另一方面,矿产资源开发形成产业集聚,由集聚产生的外部性有利于农业资本深化,促进农业收入增长。     

转型时期农户的经营投资行为——以长三角15村跟踪观察农户为例

本文利用1995—2004年长三角15村近千个农户家庭的跟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样本农户的经营投资行为。研究发现,不论是对农业投资还是非农投资,投资机会的增加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农户在经济上向城市工人的转型深化,使得农业投资和非农投资都显著减少,但特别的是,有地农户的农业投资没有降低;融资约束对农业投资的影响不大,但对非农投资构成了严重的阻碍;土地对于农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税费改革对两种投资的经济影响均不明显。     

转型时期农户的经营投资行为-以长三角15村跟踪观察农户为例

本文利用1995-2004年长三角15村近千个农户家庭的跟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样本农户的经营投资行为.研究发现,不论是对农业投资还是非农投资,投资机会的增加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农户在经济上向城市工人的转型深化,使得农业投资和非农投资都显著减少,但特别的是,有地农户的农业投资没有降低;融资约束对农业投资的影响不大,但对非农投资构成了严重的阻碍;土地对于农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税费改革对两种投资的经济影响均不明显.     

工商资本下乡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工商资本下乡对优化城乡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和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数据,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商资本下乡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收入结构上,工商资本下乡主要提高了农户非农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但降低了农业经营性收入;工商资本下乡通过推动农户家庭劳动力从本地务农向本地非农就业转移,提高非农就业率,从而促进总收入增加;工商资本下乡的增收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的农户没有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作用;涉农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工商资本均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且增收作用逐渐增强。本研究为推进工商资本下乡、实现农民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     

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文章利用贵州省3个民族自治贫困县341户贫困农户调研数据,采用Probit计量分析模型和广义精确匹配方法研究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使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参与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畜禽养殖生计模式的占比分别提升了13%和15%,但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外出从事非农务工和经商活动影响并不明显;与此同时,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显著提升了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的特色农产品种植收入、特色畜禽养殖收入和总收入水平,降低了外出从事非农务工活动收入,但产业扶贫对经商活动收入和贫困农户人均收入影响并不明显。因此,产业扶贫项目实施在提升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增收能力,实现脱贫致富目标的效果较为明显,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在产业扶贫项目引导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分配给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畜禽养殖等农业生产活动,并降低外出从事非农务工活动的时间,实现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模式向特色农业生产转移。     

兼业背景下贫困地区农户资源配置的特征与效率分析

农户行为具有多重目标。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追求收入最大化成为农户经营的主要目标。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由于不能够从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中获取足够多的收入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贫困地区农户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现象非常普遍,非农活动进而影响了农户在农业生产领域中的资源配置。随着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和非农收入比例的提高,样本农户专业化生产没有得到发展,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并没有随之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因此,在目前资源和制度条件下,非农化过程很难有效提升贫困地区农业部门的效率。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木材林产品采集的影响

退耕还林对农户生计有着重要影响,其主要途径是改变农户生计资本组合及其配置;非木材林产品是山区农户的生计资本之一,目前鲜有针对这类活动影响的具体研究.本文遵循可持续生计分析思路,利用来自陕西秦岭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关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政策对不同农户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对不受非农市场约束的农户,这一政策能够减少非木材林产品采集的依赖度和发生率;而对于受约束农户,这种作用并不显著.     

典型喀斯特峡谷石漠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和策略响应

文章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开展喀斯特高原峡谷区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现状调查,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和农兼型转化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1)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整体上比较稀缺,各类生计资本差异明显,农户的自然资本最为匮乏,生计恢复力较弱。(2)研究区农户主要采用四种生计策略,以非农型为主的生计策略农户的资本指数最高,生计策略也相对最优;兼农型资本指数其次,但风险相对较高;农兼型资本指数低于前二者,脆弱性相对较低;纯农型资本指数最低,生计策略单一,风险最高。(3)人力资本始终是影响研究区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素,如家庭整体劳动力、耕地面积、家庭现金收入、农作物产值、家庭畜禽数量对农户由纯农型向兼农型和农兼型的生计策略转化具有促进作用。最后,论文提出了应对喀斯特高原峡谷地区农户生计风险、基于生计策略优化的生态环境修复的政策建议。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

选取秦岭北麓四个不同旅游发展阶段景区,采用半结构性访谈方法对景区周边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设计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农户分类,对乡村旅游影响下六种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家庭特征、生计策略和生计资本进行对比分析。最后提出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包括:1乡村旅游深刻改变了农户传统的生计组合模式,农户生计方式发生变迁和重构,传统单一的生计方式趋于多样化;2在乡村旅游的影响下,当地农业生产功能衰退,大量传统生计农户向新型生计(旅游经营和务工结合)农户转化,形成六种不同理性偏好共存的生计模式;3乡村旅游发展改变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储量和组合形式,改善了农户原有的生计环境。总体而言,当地农户生计资本规模有限,且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差异显著,传统生计型农户生计资本储量和生计活动多样性均明显低于旅游参与型农户。     

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适应性研究——以张家界4个村为例

以社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及其工具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张家界4个中国传统村落农户适应类型、适应驱动因子和适应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产生旅游专营、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务工主导、工农均衡和务农主导6种生计适应类型,参与旅游农户比例低,务农和务工不同程度地成为了传统村落农户的生计策略之一;(2)影响农户适应效果的主要适应因子有6个,即农户家庭劳动力总量、户主学历、房屋面积、家庭存款、邻里关系和种植面积,均为生计资本指标;(3)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失调、政府政策制度、生计资本是农户适应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分别是农户选择务农、务工和参与旅游生计行为的内在动因,生计策略和传统观念是农户旅游适应结果的决定因素。最后,对传统村落农户在区域发展乡村旅游背景下如何提升适应力提出了对策建议。     

江苏省农业生产过程中碳减排潜力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基于农户非农就业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结合江苏省的时序数据,运用最小二乘估计、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分析方法,验证了农户非农就业有助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碳减排的假说。研究发现：农户人均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之差每扩大1%,将会使得农业生产中碳排放减少约2.79%;农户人均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之差和亩均化肥投入之间确实存在长期负向的协整关系;而且农户人均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之差的扩大是导致亩均化肥投入量减少的格兰杰原因。表明农户人均非农收入相对于其农业收入越高,越有利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碳减排。针对以上分析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基于动力视角的研究

劳动力转移理论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力可能是农业收入下降或非农部门工资上涨。虽然都能促进非农就业,但这两种因素对土地市场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基于此,笔者考察了短期内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结果表明,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因非农就业动力而异。农业收入下降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抑制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抑制土地流转;而非农部门工资上涨拉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促进土地流转。因此,非农就业市场与土地流转市场的关系并不等同于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关系。劳动力大量非农就业没有引发土地快速流转的原因可能是农业经营环境恶化,利润下降。     

影响农村三种非农就业途径的主要因素研究--对天津市农村社会的实证分析

文章探讨了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倾向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区位条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倾向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近城地区以大量企业及相对发达的各种要素市场为第一优势,吸纳了更多劳动力进入本地企业就业。教育总体上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倾向的最重要因素。但其在近城地区的影响却位居第二。在远城地区教育对增大农村非农就业倾向的作用更为显著,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这种倾向就越显著。各种文化水平的影响都普遍促进了劳动者到外地企业就业,但对进入本地企业就业和家庭非农经营的促进却并不普遍,其中初中教育对农民在本地企业就业的作用更显著些;高中教育提高农民从事非农家庭经营的倾向最为明显。耕地数量抑制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但对其在本地企业就业和家庭非农经营的影响也不显著。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大了农民进入本地企业的就业倾向,劳动者供养的非劳动人口数量对农民非农就业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农户拥有的非农业和农业生产性资产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不大。因此,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加强边远农村地区的中等教育,特别是职业技能教育;大力发展乡企和私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农村劳动供求信息系统等,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加速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重要途径。     

山区农户生计转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滇西南为例

基于滇西南山区农户调查数据,考察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状况,研究发现:近十年来,随着种植结构和劳动力配置结构的改变,山区农户生计行为从"生存型"生计转变成"发展型"生计。进一步构建OLS和FGLS模型,分析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家庭规模、参加培训有助于农户调整种植业结构,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重,亦有助于农户调整劳动力配置结构,提高劳动力从事非农活动的比例;同时,台地面积少、健康水平高、参与合作社、现金或存款金额较大、海拔较低也有助于农户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比重,而劳动力比重大、现金或存款金额少则有助于农户提高从事非农活动的劳动力比例,由此促进山区农户生计转型。     

环境规制的收入效应——以秸秆禁烧为例

本文采用CFPS的5年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禁止露天焚烧秸秆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秸秆禁烧对人均家庭收入无影响，但是改变了收入结构。一方面，农户耕种的积极性下降，导致人均农业纯收入显著下降；另一方面，农户积极调整土地资源，土地出租概率显著上升，带来人均土地出租收入的显著增加。此外，在非农产业有前期基础的地方，除了人均土地出租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亦显著增加，对环境规制的不利影响起到了重要的对冲作用。本文还从减少相关生产、转变经营模式和进行绿色转型三个方面，对比农户和工业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不同方式，指出农户更倾向于向外部找突破，通过调整土地和劳动力资本配置来增加非农收入。     

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农户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农业结构调整对我国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结构调整对我国农户家庭收入有显著影响,其中,粮食种植收入比重的增加通过减少家庭在其他高附加值产业的获利机会而减少农民收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通过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而提高农民收入,劳动力比重的提高也会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与增加生产性资产相比,扩大土地经营面积对农户家庭收入的作用更加显著。因此,应该大力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提高非农收入的总量和比重;充分利用各地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积极推动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带的发展;鼓励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和农户家庭生产性资产的集聚;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和组织化,提高农业的市场化水平;加大对粮农的补贴力度,促进粮农增收。     

农户粮食生产投资调整意愿与行为差异研究——基于京津冀609户粮农的调查

基于京津冀609户粮农的调研数据,构建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与意愿、农户经营特征对农户粮食生产投资调整行为的影响,发现灌溉成本、机械成本、务农人数、农地流转意愿、农户经营规模和种粮收入比例等因素对农户种粮投资调整意愿影响显著。然而现实中,大部分有粮食生产投资调整意愿的农户,在短期内只有少数实际进行了调整。从微观适应性预期和宏观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互竞双视角对农户种粮投资调整意愿与行为差异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微观上农户调整粮食种植结构和种植面积都需要一定时间,不是马上就可以实施的;宏观上物质资本的短期产出弹性小于长期产出弹性,使大部分有调整投资意愿的农户实际上短期内没有落实调整行为。因此,应完善粮食生产可变要素的成本控制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大数据技术研究,合理引导农户粮食生产投资调整预期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