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我国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我国的制造业各行业1995—2009年间的面板数据建立相应的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入世以来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做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的制造业确实存在技术溢出效应。     

FDI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及其门槛检验

基于1998—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跨期数据包络分析方法(IDEA)对中国的绿色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同时构建了以金融发展水平、外贸依存度、工业与服务业比值、人力资本水平作为吸收能力的以面板门槛模型对FDI绿色技术溢出效应进行门槛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由FDI所带来的国外RD能够显著促进我国绿色技术进步;金融发展水平等四个吸收能力因素均存在门槛特征,只有当各吸收能力因素处于合理区间时,FDI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才最为明显。     

FDI对广东省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一直处于全国的首位.1979年到2006年广东省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773.65亿美元,约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强.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广东投资设了10万多家子公司和研发机构,其中世界500强企业设立了400多家.强大的外资注入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从计量的角度分析外资对广东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     

FDI对浙江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对东道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大量集中在FDI对中国整体技术溢出效应层面,而鲜有文章注重FDI对单一省份技术外溢的研究。分析FDI对浙江技术进步的作用,结合浙江利用外资的数据,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衡量技术溢出效应的数学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浙江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原因在于浙江吸引的外资层次不高。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以期改善这种局面。     

FDI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面板数据及其模型方法,对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制造业行业内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内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按行业资本密集度的分组检验显示,行业资本密集度是影响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而外资参与度并不是决定外资溢出效应强弱的主要原因。     

FDI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在考虑创新能力累积效应和FDI时滞性的基础上,利用1993-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且通过对东、中、西部的实证分析,考察了这种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但不是很显著;FDI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创新能力具有较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创新能力的溢出效益不具有显著性;FDI对东部地区的外观设计、中部地区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对西部各种层次的创新能力均不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FDI对中国都市圈创新能力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在考虑创新能力累积效应和FDI时滞性的基础上,利用1993—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FDI对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都市圈和东北地区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珠三角都市圈和京津冀都市圈的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长三角都市圈和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不是很显著;FDI对中国不同都市圈的不同程度的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具有显著差异。     

异质性FDI绿色技术溢出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研究

在测度2003-2018年中国工业36个细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比较诱导劳动型FDI和资本型FDI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环境规制强度。结果表明：FDI并不会自动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需借助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但环境规制强度应保持在合理区间。静态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第二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但仅资本型FDI显著。动态面板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第三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够发挥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此外,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为诱导FDI发挥正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设置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而在清洁生产型行业设置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     

区域金融实力、FDI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基于中间产品种类扩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区域金融实力、FDI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建立以区域金融实力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利用2002-2012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分东中西部地区,区域金融实力对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直接促进效应,提升区域金融实力可以显著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FDI溢出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和方向都存在基于区域金融实力的双门槛效应,FDI的引入必须与区域金融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当区域金融实力较低时,过剩的FDI将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当区域金融实力提升到或跨越临界门槛值后,适量的FDI将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国内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的述评

随着中国吸收、利用FDI的数量和规模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FDI对华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实证分析中国内学者们主要是从整个地区宏观层面和工业（或制造业）层面对全国、个别省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考察。     

中间品技术溢出双门槛效应分析

通常认为,某产业自身进口中间品（Term）和其它产业进口中间品（Tram）对该产业的技术溢出均存在公司规模过大或过小的双门槛效应。基于我国中低技术产业数据,结合公司规模相关理论,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回归技术来检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Tram对我国中低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不存在公司规模门槛效应,而Term的技术溢出存在公司规模双门槛效应。且当中低技术产业的公司规模小于0.869 097亿元总产值/个时,系数显著为正,暗示我国中低技术产业总体公司规模过于庞大,在吸收外部知识溢出时不具备充分的灵活性。     

江苏省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具有技术溢出效应,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是自发产生的。江苏省是我国的制造业大省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大省,如何利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江苏制造业的发展,是关系到全省工业的经济持续发展。本文通过江苏省制造业定量分析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基于长三角地区FDI技术溢出渠道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将FDI的技术溢出渠道划分为六类.以此作为理论依据,选择长三角地区的七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调查问卷这一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各溢出渠道的不同技术溢出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流通服务业是我国接受FDI增幅最快、规模最大的行业,这引发了学术界对流通服务业FDI是否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论。本文以2005—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流通服务业FDI在行业内存在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东、中、西部地区流通服务业FDI溢出程度为中部>东部>西部;我国流通服务业各个子行业的FDI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其中零售业FDI溢出程度最大,其次为餐饮业,再次为批发业;投资硬环境、投资软环境、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内外资技术差距、内外资人员流动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FDI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1995～2010年的统计数据,根据技术水平把制造业分成四个部门,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FDI对各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FDI对高度技术制造业的溢出作用最大,对中低度技术制造业的技术溢出作用最小。本文根据实证结果,分析相关原因,提出了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建议。     

辽宁省工业部门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以及技术进步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可以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提高投资质量以及缓解东道国的就业压力,而且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使东道国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高,从而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近年来,辽宁省不断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提高了辽宁省的技术水平,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通过引用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的技术外溢效应模型建立计量分析模型,来探讨辽宁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     

基于长三角地区FDI技术溢出渠道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将FDI的技术溢出渠道划分为六类。以此作为理论依据，选择长三角地区的七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调查问卷这一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各溢出渠道的不同技术溢出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FDI技术外溢的地区差异与门槛效应——基于DEA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以及面板数据模型对FDI流入在不同地区所引发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验证了FDI技术外溢效应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具有相当的差异性,并且证实了影响FDI技术外溢程度的"门槛效应"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实证检验进一步确定了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的若干因素,并从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状况以及地区经济结构四方面对引发积极技术外溢效应的"门槛"水平进行了具体的测算.     

FDI对河南省工业部门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河南省作为中部大省,近年来引进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步伐在逐步加大。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模型,利用河南省近几年引进FDI和工业部门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FDI对河南省工业部门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正技术溢出效应。在此结论的基础上提出政府适当引导、鼓励研发活动、重视人才引进及使用等措施建议。     

OFDI逆向技术溢出、制度质量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两步差分GMM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5—201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首先通过OLS、DIFF-GMM、SYS-GMM3种基准线性回归方法论证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以OFDI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构建以地区腐败、市场化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门槛回归模型。结果发现:随着地区腐败程度加深,我国区域创新能力逐渐减弱;以市场化程度、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跨越门槛点后OFDI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拉动作用依次增强。最后,结合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一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地区腐败、市场化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动态即期冲击。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单位变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正向冲击且持续性较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拉动最为迅速但后期持续性较弱,地区腐败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负向冲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