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中国地区产能过剩测度* ——基于协整法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的比较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法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对2001-2011年我国30个省（市）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及比较分析。本文研究发现：（1）两种方法得出的产能利用率基本一致;（2）产能利用率变化呈现明显的经济周期特征;（3）东部地区的产能利用率整体低于中西部地区;（4）我国地区层面的产能过剩风险可能正向全局蔓延。本文进一步将30个省（市）划分为确定性过剩、可能性过剩以及潜藏过剩风险三种类型。     

转型时期中国产能过剩测度及成因的地区差异

本文利用协整法对2001—2012年我国30个省(市)制造业产能利用情况进行了测度,并基于动态面板GMM估计对市场因素、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周期三大因素影响东、中、西部产能过剩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与行业层面相似,我国目前已经出现了地区层面的普遍过剩,考虑到中西部地区技术相对落后、投资活动不活跃等因素,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东部地区的产能过剩。产能持续过剩的省份大多具有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高、市场经济发展相对发达、政府干预能力较强等特征。市场因素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经济周期与产能利用率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中西部地区经济波动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程度远大于东部地区;政府干预是影响我国特别是东部地区产能过剩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的产能过剩:程度测算与行业分布

企业的生产过程是一个跨期动态决策过程,传统效率评价方法(非参数前沿面分析方法和随机前沿面分析方法)只应用初始投入和最终产出计算效率值,而忽视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跨期经营活动,从而可能错误估计中国的产能过剩程度。为此,本文拓展了Tone&Tsutsui(2010)提出的DSBM模型,采用基于冗余的DSBM模型重新测度了中国省际工业产能利用率。研究表明:(1)静态DEA方法与动态DEA方法测度的产能利用率存在显著差异。静态方法由于忽略企业的动态决策过程,倾向于低估产能利用率、高估产能过剩以及产生产能利用率过度波动的假象。而本文动态方法测度的我国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0.68%,确实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并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2)基于注册类型、轻重行业以及规模的动态分析发现,产能过剩问题在各个层面均存在。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高于其他注册类型企业;重工业产能利用率低于轻工业产能利用率;大规模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中小规模企业。(3)东部地区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而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均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这种现象在不同注册类型、行业以及规模层面均存在,说明根植于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开放程度以及产权保护力度等因素可能是解释产能过剩地区差异的终极原因。     

区域市场整合能否提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立足国内大循环、推动区域市场整合对于优化企业投资决策、提升产能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市场需求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的分析视角,文章考察了区域市场整合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内在的传导机制,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其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区域市场整合有助于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区域市场整合能够扩大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促进要素的有效供给和资源优化配置,进而对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升产生积极作用,即存在市场需求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进一步地,那些高税收基础、高就业贡献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升对区域市场整合的敏感性更高;区域市场整合对重工业部门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也要高于轻工业部门;且区域市场整合显著提升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是不显著的.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提供了有益启示.     

产业转移加速进程中中国制造业集聚度再测算与演进

产业转移催化了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的演变趋势。利用行业集中度指标和空间基尼系数指标测算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制造业的集聚程度,根据测算结果,需要进一步诱导和推进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同时实现中国与东盟各国产业梯度转移,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可凭借自身优势吸引高新技术产业入驻,并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沿海地区发展高技术产业要注意过度集聚和产能过剩问题。     

工业用地价格扭曲、产业转移与产能回潮

产业转移是优化我国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化解东部地区产能过剩、促进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要求。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传统制造业自东向西的转移政策成为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但是本文发现,在这场“腾笼换鸟”的过程中,东部地区却出现了传统行业转出被抑制的现象,并进而引发了产能回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与解释,研究发现：工业用地价格扭曲是引起传统行业转移被抑制和产能回潮现象的根源,东部地区以地引资的行为虽扩大了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却削弱了中西部地区的相对成本优势,对传统行业“西进”产生了抑制效应,产能回潮现象应运而生。因此,中央政府在引导传统行业转移和治理产能过剩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工业用地价格扭曲的负面影响,从规范土地出让程序和遏制地方政府土地引资动机两方面,着手解决东部地区传统行业产能回潮问题。     

消费升级、空间溢出与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为考察消费升级影响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程度及空间相关特征,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7年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半参数OP法测度了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引入空间权重矩阵,建立空间杜宾模型,测算了消费升级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消费升级与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效应,并且地区间消费升级会促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服务业效率的促进作用总效应大于对工业的影响。进一步探究空间效应的差异发现,就时间变化而言,消费升级对工业效率的促进作用是显著增强,对服务业的影响随服务业发展而逐渐减弱；就地理位置而言,中西部地区对产业效率提升的直接效应大于东部地区,而对服务业的间接效应却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趋势。在更换空间权重矩阵后,以上结论依然稳健。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能利用率——兼论“环保硬约束”如何有效治理产能过剩

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细分行业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创新程度下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差异化效应,对“环保硬约束”如何有效治理产能过剩给出解释说明.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门槛特征,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增加,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影响方向由促进变为抑制,只有适当的环境规制才有利于缓解产能过剩.随着技术创新程度的不断提升,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技术创新程度的不断提高强化了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有利于促进产能过剩化解.     

最低工资标准如何影响企业产能过剩

利用我国25个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匹配到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探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显著降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同时,本文还揭示了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调节机制和渠道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不同规模和类型企业而言,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为深层次理解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原因提供了新的线索.     

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趋势——基于浙江的考察

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中的规律性现象,目前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发展趋势。与广东和江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在省区内地区间转移不同,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向江西、安徽与河南等相邻的中西部省区转移发展。在产业转移发展中,分离式转移与集群式转移成效最为明显,困难主要来自产业转移面临的不确定性,以及转入地投资环境与市场秩序有待改善。从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意义上讲,浙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发展,体现了由资源配置条件变化引致的地区经济结构变动与中国经济梯度发展的规律性特点,因而更具有代表性,其实践与成效有助推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制造业升级的内生机理与中国样本实证测算分析

基于产业升级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过程的认识，本文引入表征消费升级的非位似偏好与收入不平等，构建模型分析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因素对产业升级的内生决定机理。研究表明资本生产弹性对劳动生产弹性的比值与产业升级正相关，其余劳动生产率、人均资本、相对工资率等因素发生综合影响；收入不平等程度和最低资产禀赋与产业升级正相关。基于理论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了量化产业升级进程和增长质量的指数公式，针对中国制造业样本展开实证检验与区域比较分析。实证分析表明，从2005年到2020年中国18类制造业均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产业升级。绝大多数轻工业实现了资本密集型增长，多数重化工业和高技术产业趋近资本密集型增长。在区域比较方面，东部沿海省份增长质量明显强于中西部省份。一些省份的优势产业保持良好增长质量。西部省份的高技术制造业发展迅猛，然而受产业升级滞后的影响，表现为显著的粗放型增长态势。     

制造业数字化与省际产业联动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立足国内市场推进国内生产分工纵深发展是我国经济攻坚克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数据,从制造业数字化视角研究省际产业联动问题,研究发现：第一,制造业数字化显著提高了省际产业联动水平,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证明该结论稳健有效。第二,制造业数字化主要通过降低省际中间品贸易成本和提高省际调出技术复杂度两条途径促进省际产业联动。第三,从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视角看,制造业数字化既加强了省际产业联动的集约边际,也拓展了省际产业联动的广延边际,尤其对跨区域广延边际的成效显著。从区域战略视角看,东部地区制造业数字化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联动效应并不显著,但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能促进对东部地区的产业联动。根据研究结论,应充分考虑各区域产业联动的内在逻辑,合理进行制造业数字化布局,强化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开放、包容和优质的制造业数字化体系,带动各产业各区域协同发展,推动国内大循环良性运转。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国内价值链构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在于完成产业由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东部地区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和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通过完成产业结构转移和产业升级来构建国家价值链。国家价值链可通过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橄榄型"社会和缓解城市病来促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东部制造业企业迁移的趋势及其机理

本文着眼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现象,探讨了东部制造业企业迁移的趋势、特征及其发生机理。研究表明,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正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仍在向东部集中;产业因素和地区因素的变动是东部制造业企业向中西部迁移的直接动因。相应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区域政策有必要根据这种趋势进行调整和跟进。     

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在研究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从制造业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及产业内升级视角出发,构建多维制造业升级指数,利用2007—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验证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不仅有利于制造业整体升级,而且还有助于制造业朝着高级化方向发展和产业内升级;生产性服务进口可以借助生产性服务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消费需求效应、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制度创新效应和环境负担效应诸多方式间接对制造业升级产生影响;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力度最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甚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造业升级。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应采取扩大高质量生产性服务进口比重,有序推进生产性服务对外开放,提升生产性服务进口便利化水平,深化生产性服务多双边合作的体制机制等措施,有效发挥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积极作用。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基于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的双检验

从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区域产能调节这一问题出发,利用2001-2016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双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区域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但该作用受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约束;环境规制之于区域产能调节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门槛特征;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效果大于东部。     

中国汽车制造业产能和产量的地域分布

通过中国汽车制造业在全国主要产能地区的产能分布和产量分布,以及汽车制造业细分行业(整车制造业和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在全国的产值比重图,来刻画当今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区域产业分布和产业布局状况。研究发现,中国汽车制造业产能主要分布在江苏、重庆、湖北、山东、河北、广东、吉林、上海、湖南、浙江,北京、四川等省市,中国汽车工业发达地区集聚明显,主要集聚在吉林、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湖北、重庆、广东等地,并逐渐形成了以这些汽车工业发达地区为中心的产业集群;汽车制造业不同行业区域集聚差异明显,整车制造业产业集聚性较高的地区是吉林、广东、湖北、重庆,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产业主要集聚在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广东;受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汽车消费市场和汽车产业逐渐向中西部转移,未来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汽车消费的主力。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1980-2008

文章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制造业地理集聚程度明显提高,制造业已显现出较高的集聚水平,东部地区是制造业的主要集聚区域;(2)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类型制造业地理集聚的特征及时空变化趋势存在明显差异,制造业地区专业化分工格局在中国基本形成;(3)近年来促进产业扩散的离心力作用开始显现,部分制造业呈现由东部地区向其他地区转移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