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不能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不能以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基本经济制度规定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必须是成功改革后的国有企业。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使命,不仅需要精准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缺乏创新理论指导的实践,只能是盲目的实践或重复的实践,不可能是可取得重大改革成果的实践。制造飞机需要先有理论,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同样需要先有理论。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认识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必须而且只能是改革成功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没有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革取得成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西方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影响--与刘国光教授商榷

刘国光教授认为西方经济理论没有对中国经济改革起到过指导作用,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方经济理论确确实实对我国经济改革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西方经济理论的传播和西方经济学者的来访丰富了我国经济学者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对指导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     

试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效果与模式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社会全面进步,被世界公认为“中国经济奇迹”。改革开放过程虽然也出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程度受到新自由主义干扰、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等问题。但毋庸质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模式创新,这一成功的改革模式具有深远意义。     

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经验研究

转轨以来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的数量扩张.这是因为经济非国有化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是一种增量式改革.这种改革在体制内利益未受影响的条件下,实现了帕雷托式的增长.然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改善.究其原因,一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一般都过分强调以利润为中心,忽略环境成本,并且由于融资困难等因素导致了其技术创新能力的弱化;二是中国引进的外资不仅在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扩散效应上没能达到预期效果,而且日益增加的加工贸易通过转移定价方式使中国经济不能充分享有出口增长带来的利润贡献.     

关于"中国经济模式"几个问题的思考

中国经历二十多年经验式的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经济转型模式,社会结构通过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的渐进式的功能性调整,经济与政治、文化要素在渐变中互相耦合为一个新的有序结构,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机制是市场化改革的积极和持续的推动者,也是社会运行的有力保障,渐进式经济转型道路成为国际上成功的的转轨模式,中国没有必要选择政治体制结构性变革。中国今后社会改革效果评价标准要兼顾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中国经济模式发展趋向是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的人性化、国际化、均衡化、质量化的节约型社会的经济模式。     

分税制改革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结构突变单位根过程的实证分析

运用面板数据的结构突变单位根过程检验方法，对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79—2004年间分税制改革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在分税制改革后，无论是短期经济增长还是长期经济增长，其增长率变得更加平稳了，但地区短期经济增长率的平均水平没有发生改变，而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平均水平则下降了。     

国有企业的金融环境分析

我国经济改革的路径选择是渐进式改革方式。在这样一个改革逻辑思维下，中国对经济付制进行了由易到难的改革。在农业改革取得成功之后，国有企业在经历经济责任制、利改税、承包制、租赁、股份制等改革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并没有达到理论设计的效果，反而整体亏损面不断扩大，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影响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同时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又限制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深化。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四要重新调整，而调整的基础又是什么。本文从国有企业的角度出发，在对国有企业金融环境实证研究的基…     

中国经济改革深化阶段面临的问题与化解—从改革成本角度的思考

从总体上看,在中国经济改革起步阶段,通过体制外推进、双轨过渡方式,力求使改革成本内部化,化解了民众个体的改革成本。伴随这一推进方式,中国经济20年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改革迈入深化阶段,改革的边际成本呈递增之势。一方面,改革没有回旋余地,需要“正面突破”;另一方面,政府受改革成本支付能力的限制,导致个体民众改革成本不断增加。因此,如何化解个体民众改革成本及由此而演化出来的各种问题,将成为这一时期改革的难题。     

如何认识宏观经济与就业的关系

中国的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是整体经济改革的重要方面。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形成了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政府积极就业政策体系,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中发挥了基础的作用。但这个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仅仅关注经济增长．没有真正把就业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不仅不能取得良好的就业扩大效果,也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初衷。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中理解就业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关系,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体制,实现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紧迫性。     

厉以宁谈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

厉以宁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不仅是产权改革,而且是所有制的改革。经济改革的攻坚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深入地进行以产权改革为核心,以建立多种经济成份为内容的所有制体系和建立接近社会所有制的新公有制为组成部分的所有制改革。 比较容易改的都改了,留下的是关键性     

社区银行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机构正在逐渐调整以求适应改革的进程。近年来,我国银行零售领域变革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小商业银行的社区银行探索,社区银行是我国金融市场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对满足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金融消费需求,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西安市社区银行发展现状进行总结,分析其中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逐步与世界接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外商的直接投资能否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又能否吸引更多的外商来投资,两者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对FD 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G ranger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并根据1985—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FD I)与中国GDP的数据建立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是引起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而中国经济增长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有显著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政策建议。     

湖北省改革与开放互动研究

从我国改革与开放交互演进的历史逻辑来看,政府主导下的改革首先从广大的农村开始,通过自下而上的示范效应,引发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城市经济社会体制的根本转变。在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改革是原动力,而开放则是渐进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已经进入开放带动改革,改革与开放互动互助的新阶段。湖北省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和华中地区承东启西维系改革与开放持续渐进的主战场,今明两年,经济社会体制自身的矛盾会进一步突出,必须调整改革的重点,重新思考湖北省改革与开放互动互助的新机制,从而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加快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中部崛起。     

樊纲的经济思想——转型理论: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樊纲认为改革不是简单的政府决策,而是一个社会内生的、整个社会共同选择的过程。经济体制改革从本质上来说是经济社会中各利益集团的利益相互冲突、其相互关系不断发展、调整的"博弈"过程。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是由于改革旧体制阻力较大,即无法进行存量改革时,先通过增量改革来发展新体制。随着增量改革的积累,逐步改革整个经济的体制结构,为"存量"的最终改革创造条件。     

中国改革发展的战略替代——“十二五”规划的若干建议

中国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长期实践,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应该在改革与发展两大方面进行科学的战略替代。我国改革与发展必须逐步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加强明确的战略规划性和持续的健康运转性,实现科学发展和跨越发展的新境界。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宏观经济投资效率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其中除了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影响因素以外，宏观经济投资的平稳增长和投资效率的不断提高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基于投资的规模、投资的产业结构和投资的主体结构三个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宏观经济投资效率进行研究，分析各产业和各投资主体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情况，找出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提高山东省宏观经济投资效率以加快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启示和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多年的发展,为理解增长过程、分析增长问题、制定增长政策提供了重要工具和理论基础。但对于面临深刻制度变革的中国,只有将以市场化为主旋律的制度变迁过程结合到增长理论中去,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并为中国的增长问题提供理论启示。以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制度性联接方式及其变化作为这一研究的切入点是合适的;在当前时期,打破三者之间的制度性联接,将三方面的改革隔离开来、独立进行,在制度变革中推进经济增长,才能真正提高经济的自运行能力。     

对我国“经济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现象的思考

近几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同时,失业率也在迅速攀升。这一问题是有悖于国际上经济增长的通常经验的,也与传统经济学理论有所矛盾。在对形成这一矛盾现象的原因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其原因在于我国过去经济增长采用的是传统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巨大的潜在效率损失。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性的改革来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率。     

晋商兴衰与我国家族企业发展

我国家族企业经过20多年的长足发展,其规模和效益得到了不断的扩大和提高。但家族式的管理体制已明显地不适应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成为了阻碍企业发展的桎梏。因此,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施代企业制度改造已成为其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在机制转换过程中,应以史为镜,积极借鉴和深刻吸取明清晋商机制转换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1978-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波动实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以粗放型经济增长为主，特别是1995年之后，经济增长方式一直呈高度粗放型状态，粗放度的波动方向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方向相反。实证结果表明，如果经济体制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如果产业结构向着合理化的方向变动较大，那么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度就会较低。我国的具体情况是技术创新能力低和技术成果转化率低同时并存，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度难以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