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相对贫困治理及其对策研究

在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成就之后,中国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将重点开展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的核心内涵是收入分配不均等.相较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不仅具有多维性、多元性,而且具有长期性等特征,同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都紧密相关,在瞄准和治理上都比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国内部分发展较快地区的相对贫困实践经验值得借鉴.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组数据,采用城乡两条相对贫困线测算了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发生率并通过预测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相对贫困程度整体大致平稳但略有上升,未来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可能会出现缓慢下降趋势,而城镇略有上升但基本保持平稳."十四五"时期相对贫困治理不仅要继续巩固已有脱贫成就、保证扶贫政策的有序衔接及可持续发展,更需确定适当的相对贫困标准、实现相对贫困的城乡统筹,并结合乡村振兴,建立可持续、常态化的相对贫困减贫机制.     

城乡贫困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基于家庭微观面板数据的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而相对贫困问题则日益突出;同时,城乡贫困还表现出明显的动态演化特征。本文借助CHNS数据库,对城乡贫困动态演化进行实证研究。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以及家庭区位特征、家庭人口特征和劳动就业状况等变量是城乡贫困跨期变动的重要因素,但其影响大小和作用机制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注意政策受众的差异以及政策工具作用机制的不同。     

中国弱相对贫困标准与测量

准确把握我国相对贫困现状需要在弱相对贫困线的基础上度量相对贫困发生率及其变化趋势。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2019年四轮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弱相对贫困线上限的变化趋势慢于人均收入的增长趋势。这表明基于传统收入比例法得到的相对贫困线会高估相对贫困发生率。数据分析也表明,无论分城乡还是分区域,相对贫困发生率均呈下降趋势;农村和东部地区相对贫困发生率分别高于城市和西部地区。样本期间,相对贫困分布的区域集中程度上升,相对贫困发生率呈现从高水平分散向低水平集中转变的特征。因此,重视城乡、区域之间的差异,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     

研究和实践新的发展观

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但与之相对的社会发展滞后,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失业和贫困问题,资源矩缺和生态环境破坏,在加入国际贸易体系后因为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而带来的压力等等,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必须树立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的发展观.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与反贫之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过去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巨变,创造了世界近代史上经济发展和减贫奇迹。本文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总结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及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区域发展非均衡和城乡发展不平等为切入点,探讨我国经济发展非均衡存在的根源及现状,并基于这一视角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阶段扶贫开发政策及制度安排,勾勒出我国贫困治理的历史轮廓,阐述我国各个阶段贫困治理的路径及特征。进一步,从贫困和不平等的测算、"两不愁、三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治理行政管理机制、"扶志"和"扶智"等视角着重剖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要战略的科学性和创新性。通过分析我们进一步得出,经济增长、发展不平衡和贫困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三角关系。经济增长在促进贫困减少的同时,也会因资源配置差异、收入分配不均造成区域、城乡非均衡发展,而日益加剧的区域、城乡不平等又会抵消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认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无疑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最科学的路径。     

中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动:1981——2001——基于城乡统一框架的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城乡家计调查加总数据,通过Son(2003)提出的四要素贫困分解方法,在城乡统一的框架下实证分析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增长、收入分配的变化以及乡—城人口流动在我国总体贫困变动中的作用,并特别考虑了不同贫困线和贫困指数对于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城乡收入增长外,乡—城人口流动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动力;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但乡—城人口流动在1990年代后期的减贫贡献趋于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不平等和城乡收入非均衡增长的负面效果。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的构建——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视角

进入后脱贫时代,我国的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区域性相对贫困、农村相对贫困、公共服务相对贫困、经济相对贫困四个方面,其产生的根源均在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要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入手构建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机制.解决区域性相对贫困的关键是坚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断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消除农村相对贫困要依托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双轮驱动,通过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协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缓解公共服务相对贫困要求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设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间、城乡间扣人群间的均等化供给.治理经济相对贫困的重点是构建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除了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外,还要着力改善生产条件分配、促进经济机会公平.     

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城市减贫的影响

本文基于对贫困的分解,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选取《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城市住户分组数据,深入分析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因素对中国1991-2009年间城市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速的经济增长对我国城市绝对贫困率下降起决定性作用,但收入分配恶化对城市相对贫困率上升有显著影响。(2)收入水平越高,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弱,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小。因此,我国今后的城市减贫,应在继续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为重点。     

我国相对贫困标准研究——基于2018年CFPS数据库的测算

立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国情,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基于收入中位数比例法,将样本分城乡、东中西、南北不同区域,探讨未来我国相对贫困标准的设定。研究发现,在全样本中,相对贫困集中于农村、西部和北方地区,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最大。划分样本后,相对贫困规模变小,贫困家庭分布更加合理,且东部和南方样本的相对贫困率较高。因此,建议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基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分城乡设定相对贫困标准,将总的相对贫困人口维持在我国总人口的15%—20%,并引入“贫困差距”等指标衡量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     

中国转轨时期居民收入差距、贫困与增长问题的研究

本文回顾了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基本研究成果,重点讨论了一种基于Lorenz曲线的不平等测度方法,并对主要结论进行了证明。利用该方法计算了中国1990、1992-2001年的不平等状况。对中国的不平等和贫困现状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分析了不平等、贫困与增长的问题。结果表明,全国不平等增加主要源于城乡差距不断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是主要因素;中国已步入不平等程度最严重的国家行列,不同收入人群从增长收益悬殊。利用不同贫困线测度,发现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贫困状况估计并不是一致的。     

改革以来中国贫困指数的测度与分析

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世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解决贫困问题。本文采用拟合收入分布函数的方法计算出改革以来中国城乡以及全国的绝对贫困线、绝对贫困率、相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率,发现改革以来我国的绝对贫困率快速下降,但目前绝对贫困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相对贫困率则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并与相应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高度一致;绝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的演变过程都与各个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存在密切的关系。     

我国经济增长的滴漏效应研究——基于动态计量模型的分析

根据Aghion和Bolton的滴漏理论,选择中国的城乡年人均储蓄比、城乡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固定资本投资占总固定资本投资比及人均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四个变量数据,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储蓄比及农村固定资本投入之间的关系,以此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滴漏效应进行判断。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滴漏效应并不明显。     

相对贫困的经济学辨析与中国之治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当代中国正经历由绝对贫困治理向相对贫困治理的阶段性转变。相对贫困的动态性、隐蔽性和差异性,决定了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比较研究的视角,阐释相对贫困现象、辨析相对贫困概念、探究相对贫困标准,进而提出"后扶贫时代"中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对策、科学设定相对贫困衡量标准的建议、建立解决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思路,以期从学理层面建构中国相对贫困治理的理论图景。     

中国对非投资促进非洲经济增长与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推动下,中国对非投资不断扩大,促进了非洲经济增长,推进构建高质量中非命运共同体。基于2005—2019年中国对非洲41国的投资数据,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对非投资对非洲经济和贫困减少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非投资通过提高被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加速资本形成以及健全制度等,进而促进非洲经济增长;(2)非洲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促进非洲减贫,尽管减贫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3)非洲各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人口迁移流入抑制了周边国家的贫困减少;(4)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提高使得金融服务渗透到贫困地区,惠及更多贫困群体,有利于贫困群体通过金融服务脱贫,但金融资本会倾向于流入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减慢经济不发达国家脱贫速度;(5)对非援助未能有效减少非洲贫困反而会促使贫困地区进一步滋生贫困。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以下建议：坚持“九项工程”,积极推动对非投资;加强对非洲各国相关配套基础设施投资;推动非洲产业升级,完善非洲产业结构。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文章利用了基于Lorenz曲线进行贫困测度及其分解的方法,实证研究了1985～2003年中国农村的贫困变动,以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不平等加剧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     

中国反城市贫困的财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贫困问题发生了一个转变——从农村贫困到城市贫困的转变。同时,中国走上了一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有特色的反贫困之路,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致使贫困者教育水平低下、健康状况较差、知识和技能缺乏,因而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甚至在某些方面使城市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     

中国贫困代际传递及动态趋势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CHNS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及动态趋势进行了研究。静态分析表明: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机会要明显大于城市,且城乡差距明显;个体行业差异显著影响个体贫困发生机会,但父辈行业差异对子代贫困发生机会的代际影响不明显,健康、教育降低子代贫困作用巨大,同等条件下女性贫困发生机会要高于男性,贫困发生机会与年龄呈"U"关系。动态分析表明:虽然中国整体面的贫困水平逐年下降,但贫困代际传递机会基本呈上升趋势;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机会大于城市;城乡子代贫困机会差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拉大。     

中国间接税能否推进益贫式增长收入再分配格局——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测算模拟

文章重点关注间接税减缓相对贫困效果，并基于CFPS2012年与2018年微观数据测算模拟表明：匿名评价下中国间接税整体K指数为负值，具有逆向调节的收入再分配与减贫效应，加剧了总体贫困广度、深度以及强度，但现阶段结构性减税使间接税归宿的累退性、平均税率有所下降，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横向公平、纵向公平，减小了城乡相对贫困倍差；非匿名评价下居民家庭税前收入位置与间接税负担率呈现“U”型关系，且低收入群体位于拐点左侧，这使部分家庭收入减损流入相对贫困阶层。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自发推动“益贫式增长”收入再分配格局。     

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农村贫困

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同时发生的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贫困减缓具有不同的影响。本文在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讨论了不同时期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对于农村贫困减缓的作用大小,估算了不同年份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贫困减缓弹性,并根据Shapley分解讨论了分项收入对贫困程度的影响以及分项收入不均等性的贫困减缓弹性。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了相对贫困吗?北大核心CSSCI

在贫困研究进入相对贫困治理以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探索相对贫困的数字化治理途径,对于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价值。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数据,将相对贫困区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类型,并运用条件混合过程(CMP)等研究方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客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2.12%,主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0.96%,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其作用机制在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贷成本、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客观相对贫困,通过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主观相对贫困。进一步从异质性视角分析发现,这种缓解效应存在城乡差异和年龄差异,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居民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要强于农村居民,对60岁以下年龄群体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要强于60岁及以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