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高管薪酬与风险承担

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激励不当被认为是爆发金融危机的微观根源。本文基于我国36家境内上市银行及其高管薪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从高管薪酬水平、薪酬结构研究视角,采用不良贷款率、破产Z指数、骆驼评级指数作为银行风险承担测度指标,对我国商业银行高管人员薪酬机制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管短期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高管短期薪酬提高,有助于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高管长期薪酬占比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联并不显著;高管总薪酬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不确定,即高管总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不存在明确的正向或负向关系;异质性检验结果证实,高管短期薪酬对小型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对大型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即相对于大型银行,小型银行的风险承担倾向对高管短期薪酬激励更敏感。     

多重代理视角下的商业银行监管与治理问题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薪酬激励制度饱受质疑。由于传统的委托代理机制的存在,商业银行高管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违规行为屡见不鲜,凸显了当前公司治理框架下的监管和高管激励契约设计上的漏洞。因此,如何通过设计合理的激励契约完善商业银行的监管和治理,对于商业银行实现盈利性目标和风险控制双重目标至关重要,也成为我国政府推进金融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货币环境、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

文章选取2007—2020年中国38家上市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使用固定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货币环境对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同时也可能存在正“U”型关系,货币环境会削弱高管薪酬的风险承担激励。异质性检验表明,高管薪酬的风险承担激励以及货币环境对高管薪酬银行风险承担激励的削弱作用主要集中于非国有大银行。因此,从控制风险的角度出发,文章认为对银行高管薪酬进行适当的监管和限制是必要的。另外,在宽松货币环境下,制定合适的薪酬限制措施,有利于更好地控制银行风险。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承担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致力于解决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冲突以及银行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本文以我国10家上市银行2007—2010年的年报为数据来源,对上市银行治理机制对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对风险承担产生了显著影响,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风险承担越低;国有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性质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非上市流通股比例与银行风险正相关;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高管薪酬没有对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     

限薪、晋升激励与国企高管风险承担

结合激励替代效应、资源依赖理论和管理者自利理论,以2009年和2014年两次"限薪令"为背景,以2001—2008年和2009—2014年"限薪令"实施前后两个时间段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限薪环境下的晋升激励与国企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都会刺激高管承担风险且两种激励手段对高管风险承担的动机存在替代效应,即限薪前两种激励手段对国企风险的影响都比较显著,限薪后,薪酬激励对国企风险的影响下降,晋升激励对高管承担风险的影响显著提高。其他外部环境变量,如国企所在的行业和所处的年度,对研究没有显著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总体性描述及高管激励对策研究

本文选取了2005年至2009年沪市的604家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对高管薪酬进行了总体性描述分析,并按上市公司的行业特征,地域特征和规模特征分别对高管薪酬进行了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关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的几点建议:完善高管人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设计合理的业绩评价体系和严格执行高管薪酬的决定程序;进一步增强高管薪酬的信息透明度;建立和完善经理人市场.     

公司治理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基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研究

以我国13家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利用2001--2012年的半年度数据,采用非平衡面板模型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政府性质能够约束商业银行的冒险行为;高管人员薪酬越高时,银行的风险承担越小;而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独立性等董事会治理因素并没有对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高管薪酬、政治晋升激励与银行风险

国有控股银行的高管面临双重激励,他们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薪酬,还有机会在政治上获得晋升.文章构建了衡量银行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的方法,并利用82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高管的个人数据,分析了高管双重激励与银行风险的关系以及两类激励之间的替代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不管高管是董事长还是行长,薪酬的增加都会激励其更好地管理银行,降低银行的破产风险,但政治晋升激励对银行风险的负面影响仅对董事长成立.此外,薪酬激励与政治晋升激励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而且当前银行高管薪酬的平均水平非常接近实证分析得到的门槛值.因此,维持当前银行高管的薪酬水平而改进其薪酬结构是未来更为可行的方向,这为近期央企高管薪酬改革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商业银行薪酬激励水平的实证研究——基于社会比较理论视角

商业银行薪酬政策是否满足内部公平性和外部竞争性的基本要求直接关系到该政策的激励效果,进而影响到自身的行业竞争能力。困扰我国商业银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虽然对员工支付了较高水平的薪酬,但激励水平不佳。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薪酬政策激励水平的调查,探讨了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薪酬政策激励水平的因素,发现影响薪酬激励水平的因素中内部自身因素的作用大于外部客观因素,并结合社会比较理论进行了经济学解释。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对重庆市各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的CEO与非 CEO两个层级的薪酬差距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此检验企业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和公司绩效、公司规模以及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表明:薪酬差距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每股收益、资产负债率、公司资产规模、第一股东持股比例以及行业类别.结论表明:适当的加大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有利于高管激励,CEO权力对高管薪酬差距并无显著影响,第一股东对于企业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有很大的作用.     

公司高管薪酬与融资结构间的内生关系

本文将战略性财务风险管理因素引入融资契约缔约过程,通过模型证明公司融资结构符合高管和所有者基于各自利益的最优制度设计,高管薪酬和资本结构内生于公司的内部治理,影响二者间内生关系的因素主要来自公司盈利能力、公司治理结构和潜在的战略性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设计灵活合理的高管薪酬体系可以在完善公司内部激励机制的同时促进最优资本结构形成,若与股权激励相结合,则资本结构可成为加强和完善高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的重要手段.     

关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及其激励机制改革的一个文献评述——基于人力资本的新视角开发

在分析转轨时期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和激励制度的背景和现状的基础上,文章对国内外高管薪酬设计和激励约束机制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及国有企业改革中公司治理框架构建理论做一个梳理和评述,指出目前学界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设计和激励机制研究的不足和局限,最后结合锦标赛理论提出人力资本定价和产权界定的全新研究视角,并对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建议。     

高管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以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企业高管薪酬不仅是激励体系的手段,本质上也体现了分配效率问题,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复杂辩证关系?此问题值得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探讨。根据我国2009—2018这10年沪深A股上市信息技术行业公司的数据,结合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研究发现薪酬水平的提升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攀升具有明显的协同效应,而且,行业中不同企业间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业绩也存在显著的积极效应。同时,企业中高管与普通员工间薪酬差距对公司经营效果同样存在正向激励作用,只是强度相比较微弱。文章研究可以补充高管薪酬理论,同时对设计信息技术企业薪酬管理体系,充分利用与同行薪酬差距产生的激励作用,以及对提高公司绩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金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风险承担

文章以2012—2021年我国40家A股上市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企业高管同普通员工间薪酬差距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财务结构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金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风险承担正相关，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企业财务结构在二者间发挥了中介效应中的遮掩效应，即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虽然会直接提升风险承担，但也会通过企业财务结构间接地降低风险承担。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对风险承担具有非线性影响，超过一定阈值后，薪酬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反而会降低风险承担；此外，员工整体薪酬水平对于内部薪酬差距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文章研究深化了对于金融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认识，为金融企业风险管控提供了新思路，为有关部门出台金融“限薪令”等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后危机时代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研究——风险控制的长效激励模式

本文通过分析金融危机中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特点,提出满足高管薪酬特殊性、风险管理特殊性和长期激励公平性的风险控制长效激励模式。该模式由薪酬主要关联因素、薪酬基础部分和薪酬风险控制激励部分组成,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对短期薪酬、长期薪酬和福利进行调整,实现风险控制和长效激励的目标,具体涉及降低现金奖金、延期奖金机制、设定合理业绩、业绩股票组合及补充养老保险。该模式对于后危机时代高管薪酬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论高管薪酬管控

委托-代理关系导致高管高薪激励的必要性,但事实表明:高管高薪并不一定带来高绩效.经济波动对高管薪酬合理化提出新的要求,理论梳理有助于进一步明确高管高薪及其社会控制的必要性.我国高管高薪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薪酬水平主观定位偏差、资产所有者监管缺位、高管薪酬制度不完善等.国外治理经验表明:高管薪酬控制可以采取控制奖金、离职金及股息等收人直接限制高管薪酬水平,也可以通过征税调节过高薪酬,并建立严格的高管薪酬管理制度,各国已陆续颁布了一些关于加强企业高管薪酬监管的政策规定.针对我国特殊的国情,高管薪酬管控应着力完善薪酬委员会制度健全薪酬管理制度、优化内部薪酬结构、完善绩效考核办法,必要时直接采用薪酬水平限制.     

薪酬管制会抑制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吗?——基于2015年"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为了形成合理的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通过行政干预方式对高管薪酬进行管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本文从超额薪酬视角切入,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2015年"限薪令"对企业高管薪酬管制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2015年"限薪令"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高管超额薪酬的增加,只是政策效果持续时间有限,通过替换超额薪酬度量指标、剔除股权激励影响、剔除"沪港通"政策干扰和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等几种方法都证实了上述政策效果;(2)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特征和外部法治环境的差异导致"限薪令"政策效果表现出异质性,只有在非垄断行业或外部法治环境较好的企业,"限薪令"对企业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才更为显著;(3)限制管理层在职消费和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是"限薪令"发挥政策效果的两个中介机制,通过比较发现,管理层在职消费的中介效应更多体现在非垄断行业的企业中,而内部薪酬差距的中介效应则在外部法治环境较好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从超额薪酬视角证实了"限薪令"的政策效果,否定了一些研究中基于高管薪酬绝对水平所得出的"政策无效论",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所提出的"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管理层股权激励、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考察管理层股权激励薪酬契约机制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利用股改提供的"自然实验"条件,检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影响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授予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越强,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股权分置改革显著地减弱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风险承担的负面效应,二者的关系在股改完成后不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基于股权的薪酬契约强化了管理者个人财富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风险厌恶的管理者倾向于降低公司的风险承担以化解个人财富的分散化风险,而大股东治理机制的改善有助于约束管理者的卸责行为,降低股权激励对公司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     

我国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薪酬激励研究

薪酬激励作为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其科学设计可以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从而提高银行盈利能力。文章在论述股份制商业银行薪酬激励背景及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对湖南某地方商业银行薪酬激励有效性进行分析,研究了银行员工薪酬激励与银行经营绩效、规模以及风险间的内在联系,并提出了改进建议,以期给我国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薪酬激励设计提供借鉴。     

管理层货币薪酬水平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关系研究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宏观经济的变动,企业作为经济参与主体在生产经营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公司承担必要的风险,从事投资、融资活动,既能够提高公司价值,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体现经济活力.而管理层薪酬作为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之一,其能够有效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改善公司治理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对管理层货币薪酬水平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存在怎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