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战略、产权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

鉴于金融深化和产权改革在解释我国经济增长方面的缺陷,文章在综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金融战略和产权改革与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的观点,并利用面板门限模型证实了非线性关系的存在。研究结果表明,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金融抑制和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因避免了外部性引起的投资不足,成为次优的制度安排并实现了次优的经济效率;随着外部性逐步下降,金融抑制和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压力和道德风险成本。于是,系统、动态地看待金融战略和产权改革的选择是文章得出的重要启示。     

自主退出与职业化准入：城乡融合视域中的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研究

为了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并防止农地非农化而形成的“保护性阻隔”强化了农村户籍制度对城乡要素流动的限制,成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障碍。当前,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仍面临着农地非农化风险、转移就业农民生计风险以及农村户籍改革与农村集体产权封闭性之间的矛盾。通过“自主退出”和“职业化准入”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破除农村集体产权的封闭性,并有效化解上述风险。进一步完善以“自主退出”和“职业化准入”为特征的农村户籍制度改革,要求构筑农村不动产交易的产权基础,建立农村产权的市场交易机制和国家对农村土地发展权的回购制度,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产权对投资的双刃剑效应——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

借助一套长时段的农户和地块数据，本文利用地块的“生命周期”进行生存分析测度失地风险，发现中国农地产权总体上处于低风险水平。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失地风险仅对农户单独投资存在微弱的负效应，对农户和外部资源的共同投资存在显著的正效应。划分投资项目后发现，失地风险的负效应源于有机肥等私人投资，而其正效应则由灌溉和土壤改良等公共投资主导。本文结果表明，在中国的土地制度下，产权不稳定暗含了集体产权更强，也促使了对具有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的公共投资的供给。     

金融控制、风险化解与经济增长

不同于传统的金融抑制 (自由化 )、金融约束理论所描述的发展路径 ,90年代的中国在处理金融改革、风险化解与经济增长关系上 ,对金融改革采用了既发展又控制的政策。金融控制为改革提供了所需要的资本 ,同时 ,让居民个人参与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市场交易来使风险社会化。金融控制和风险化解之间的不同组合可以理解为某一阶段经济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处理上的动态性。金融控制和风险化解的动态组合决定了中国资本市场特定的结构、交易与绩效。中国转轨时期的金融控制缓和了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资金关系 ,并可能减少银行预期不良资产比例 ,在让国有银行继续成为大中型国有企业主要债权人的同时 ,争取到了体制内部 (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 )化解风险的时间。     

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原因：主流文献的讨论

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文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机理多有阐发。McKinnon发现了中国金融改革方式选择的特殊性，借助“金融剩余”、“金融控制”等概念，他勾画了“金融支持型”经济增长的大致轮廓，世界银行和Maddison则分别通过强调“初始条件”和居民储蓄的重要性而佐证了上述观点。一些文献对经济改革中银行体系的制度结构与行为方式有所刻画，它们发现，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银行体系的高不良贷款、高盈利、高流动性与经济的高增长长期并存不悖。另外一些文献进一步觉察到，在国家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依赖金融方式实现巨额债务融资构成改革中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邹至庄与陈志武等华裔主流学者则试图深入到历史文化层面探究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金融制度机理．     

户籍制度、身份认同和风险承担——基于CHFS数据的分析

打破城乡二元格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一项重要议题。统一户籍登记制度改革标志着以“农业”和“非农业”区分户口性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成为历史，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居民身份认同变化可能会深刻影响个体行为。本文从微观角度探讨统一户籍登记制度对个体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讨论其影响个体经济行为、金融决策的深层次机理。本文发现，统一户籍登记这一制度安排打破了城乡分离的身份认同，“身份不确定”导致的审慎风险态度得到释放，使个体做出更积极的风险承担行为。进一步地，户籍身份统一带来的更高风险偏好程度、更广泛的金融信息关注度获得是影响风险承担意愿的可能渠道。     

积极的财政政策:近期取向与制度基础

在今后一段时间，扩张性财政政策还要继续实施下。未来的政策操作要进一步强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政策目标要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到关注经济发展，核心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失业问题、经济增长质量问题；政策作用方向短期是需求管理，长期是供给管理；政策的着力点是通过改革收入分配格局消除广大低收入阶层消费不足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目前，财政风险不是来自于扩张性财政政策，而是来自于财政政策的制度方面，因此，推进预算制度改革是我国的紧迫任务。     

新形势下银行风险的防范与措施

与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银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它不仅是动员储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金融媒介，而且是传导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的重要产业。我国银行业承担了经济体制转轨所带来的改革成本，不仅具有市场性风险，而且风险成因和形成机理具有复杂。因此，为推动我国银行业的稳健发展，维护金融业和经济安全，研究银行业银行风险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投资:逐利还是避险

基于企业价值和投资的二元化,构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企业投资选择模型,提出金融-生产投资收益率和风险缺口是影响制造业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以中国2006-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利用系统GMM模型说明了金融-生产投资收益率缺口的扩大、金融-生产投资风险缺口的缩小提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份额.将投资收益率缺口和投资风险缺口进一步分解后发现,金融投资收益率和生产投资风险的提高是中国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资产份额的根本原因,而生产投资风险的提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投资的现象具有阶段性和特殊性,如2012年以后,支撑前期经济增长的社会经济条件改变,导致国内实体经济风险加大,更多社会资金流向金融领域推高了金融投资收益率,最终表现为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份额扩大.因此,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恢复实体经济增长动力,同时警惕金融风险,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要保证中国经济今后持续增长 ,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转换经济增长方式。通过调整产业结构 ,加速技术进步 ,使生产率增长逐渐转移到以技术进步为主要动力的轨道上来 ;转换政府职能 ,组织“公共物品”的供给 ,保护产权 ;企业产权与金融制度创新。深化企业产权改革 ,加强金融制度创新 ,化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推进城市化建设 ,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经济增长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