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政治经济学

文章分析了中国转型时期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家族企业究竟采用关系型治理还是采用规则型治理取决于其对两种治理模式的收益和成本的权衡,市场作用和地方政府作用会对这种权衡产生影响.我们在理论模型基础上的比较分析表明,在某些条件下地方政府的作用会使得家族企业在治理模式上更容易倾向于选择关系型治理,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地方政府的作用会使得家族企业在诒理模式上更容易倾向于选择规则型治理,这反映了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政治经济学.     

从控制到协调：企业治理目标的演进

企业的治理目标可以理解为企业的价值取向,即企业应该为谁服务,为谁而存在？企业治理目标也体现在维护企业内创造价值的关键性资源的完整性,并通过价值分配来激励这些关键性资源。传统的物质资本密集型企业其关键性资源具有产权特性,控制企业产权便可以维持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同时也可以获得相应的价值分配权,因此物质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治理目标便是控制企业的关键性物资资本,并为其服务。而在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创造价值的关键性资源无法通过产权加以控制,需要凭借关系型契约来协调。此时,只有妥善协调企业内的关键性资源,才能维持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所以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治理目标由控制转变为协调企业内的关键性资源。企业家通过关系型契约协调关键性人力资本的关键是让人力资本感知与企业合作的收益要大于不合作的收益,切实保证人力资本有权参与分享与企业合作所产生的收益,从而提高关系型契约自我实施的能力。     

关系型治理与温州金融危机的再考察

温州区域金融危机是"温州模式"衰落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结果,其本质上是由温州经济的人格化交易特征和关系型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所致,宏观环境恶化、货币政策紧缩以及金融抑制等外部因素只是加剧危机爆发的催化剂。文章构建了交易方式—治理模式—金融风险的分析框架,剖析了温州金融危机发生的内在机理,认为人格化交易特征的温州文化及其伴生的关系型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发展,甚至阻碍了区域经济的产业转型升级。文章认为,解决温州经济发展中的金融风险问题不能仅靠金融综合改革,更需通过制度创新加快推进温州经济的交易治理模式由关系型向规则型转变。     

领导企业治理下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路径研究

关于创新生态系统参与主体风险冲突及治理的研究,目前只停留在风险产生原因及应对策略方面,主要侧重于静态视角,鲜有文献从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过程动态视角,并结合创新生态系统驱动主体领导企业考察风险防范和治理问题,而后者对于创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构建了领导企业治理的创新生态系统由契约规则到关系规则演化路径分析框架,并以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创新生态系统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从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初期领导企业主导的契约治理到成熟阶段关系治理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演化过程,基于领导企业治理的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路径,包含契约规则主导的协同创新到契约规则向关系规则转换的创新网络形成再到由关系规则主导的开放式创新3个阶段,该过程以领导企业借助创新生态系统规范化设计完成整个创新生态系统互动、协同为主要形式。治理重点从企业间契约治理向领导企业主导的对整个创新生态系统关系治理转移,契约治理则转化为由领导企业主导以网络化设计为基础的关系互动和协同治理。     

合约形式、交易规模与经济绩效——对传统中国经济停滞的微观解释

文章在关系型合约的框架下,通过一个简单的微观治理模型探讨了传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文章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主要依赖关系型合约维持社会经济的运行,而关系型合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则受经济交易规模的限制。在传统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经济交易规模较小时,关系型合约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它通过节省社会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经济交易规模的扩大,关系型合约的治理成本越来越高,依赖关系型合约难以有效调动资源和促成交易,导致经济陷入停滞。文章的结论为理解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参考。国家如何采取政策措施以推动合约治理从关系型合约向规则型合约转变,将是中国能否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非正规金融契约治理的微观理论

基于对非正规金融契约治理机制的剖析,文章为非常不完备的非正规金融契约与低违约率并存的现象提供了一个分析解释视角。非正规金融契约执行主要是依靠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来实现,这主要表现为五种形式,即抵押品化的“社会资本”的治理效应、重复博弈与信誉机制、关联交易与违约成本、联合贷款与连带责任和非法暴力机制。     

论公司治理文化与治理制度不同偏好的互补与替代

从经济学视角看，公司治理文化具有节约交易费用、节约监督成本和加强对企业各相关方激励的作用。公司治理文化偏好不完备契约，而公司治理制度则偏好完备契约，这决定了两者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互补与替代的关系。     

全球生产网络治理机制分析

全球生产网络是跨国公司在组织上的重要创新，它是以互补性分工为基础，通过相互依存的关系往来并以一定正式的规则(契约)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组织治理模式。区别于市场和企业(古典型契约)，治理上采用共同治理、多元治理模式，并随核心资本的变化呈动态化发展。     

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研究——心理契约的中介作用

在全球化和智能技术的引领下，员工创造力日益成为组织创新和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基于战略领导理论和心理契约理论，研究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心理契约在平衡型、关系型和交易型心理契约这3个维度上的中介作用及员工情感（积极和消极）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具有促进作用；心理契约（平衡型、关系型和交易型）对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员工情感对心理契约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当员工感知到平衡型心理契约时，消极情绪将增强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正向影响；当员工感知到关系型心理契约时，积极或消极的情绪都将增强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正向影响；当员工感知到交易型心理契约时，积极或消极情绪对两者之间的影响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旅游企业与原住民的关系治理——基于关系契约理论的解释

旅游企业与原住民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关系契约.本文用关系契约理论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解释.指出旅游企业与原住民间的和谐共处有赖于法律契约与关系治理的合理运用,具体的运行机制是要构建信任机制、利益共享机制、文化保护机制、生态保护机制以及赔偿机制.     

“公司+农户”型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契约治理的个案研究

"公司+农户"型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在实践过程中,经常面临履约率低、合作关系不稳定等问题。温氏集团通过选择恰当的契约治理工具,有效降低农业合作契约风险,获得持续发展,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成功典型。这证明:合理安排"公司+农户"型契约治理模式,可实现公司和农户的双赢,进而维持合作的稳定性。     

开放式创新效能提升的制度基础:关系治理还是契约治理

开放式创新是21世纪以来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中的热点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研究蓬勃发展的同时,企业实践并未实现预期效果,甚至失败率很高,这一反差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以往研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开放式创新本质上是一种知识联盟,而联盟治理结构是联盟运行的制度基础,不同治理结构会对联盟决策权、利益格局、激励和冲突等问题产生根本影响。整合社会资本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阐释了不同治理结构对开放式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利用58家制造企业共398份问卷检验了该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关系治理与开放式创新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2契约治理对开放式创新绩效有倒U型影响;3在网络化程度较低的情境中,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能够相互补充,二者共同使用提升了开放式创新绩效。在网络化程度高的情况下,"软"性的关系治理与"硬"性的契约治理具有明显的替代作用,二者共同使用会显著降低开放式创新绩效,形成"软硬兼施"的负效应。     

东南亚华人企业的融资模式与治理结构比较分析

本文在比较分析英美直接融资模式——外部市场监督型治理结构、日德间接融资模式——银行 监督型治理结构和东南亚华人企业关系型模式——家庭内部监督型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对东南 亚华人企业的未来选择作出基本判断。     

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的选择

一般来说,企业融资有两种典型的模式：以英美为代表的保持距离型融资和以日德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控制导向型融资模式）。所谓保持距离型融资是指投资者并不直接干预经营战略决策,只要他们得到合同规定的支付,信息的收集和对企业的监督靠市场和法律来实施,这种融资模式建立在契约经济的基础上;关系型融资是投资者直接干预经营战略决策来保证其利益的     

心理契约与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

在终射雇佣和年功序列背景下，日本雇员与企业之间是一种关系型心理契约。随着日本企业经营战略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这种关系型心理契约逐渐减少，交易型心理契约增多。心理契约的这种变化，将对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东南亚华人企业的融资模式与治理结构比较分析

本文在比较分析英美直接融资模式--外部市场监督型治理结构、日德间接融资模式--银行监督型治理结构和东南亚华人企业关系型模式--家庭内部监督型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对东南亚华人企业的未来选择作出基本判断.     

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后的内部治理模式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小家族企业的证据

本文以上海、江苏、浙江三地的110家中小家族企业为样本企业,采用中位数分类法和协方差方法,检测了家族企业引入外部职业经理后的内部治理模式及企业绩效。研究结果表明,以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作为分类的两个维度,根据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强弱,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模式可以分为四类: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在四种内部治理模式中,采用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的家族企业绩效最高,采用强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的家族企业绩效次之,采用弱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的家族企业绩效再次之,采用弱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的家族企业绩效最差。     

关系型合约视角下双重股权结构选择动因解析——来自中概股的经验证据

文章从关系型合约的视角研究了公司选择双重股权结构的内在动因。在我国,企业的商业模式普遍具有关系型交易特征。与市场型交易不同,关系型交易依靠交易各方由关系专有性投资所建立起的信任关系来自我履约。文章分析认为,双重股权结构带来的多倍投票权与稳定控制权可以降低关系型合约的执行成本,保障关系型合约的长期稳定执行。文章以1997-2018年339家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IPO年度数据为样本,发现公司具有越多的关系型合约,越可能采用双重股权结构。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人口流动率较低,或者社会资本紧密度较高时,这种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此外,在采用双重股权结构后,关系型合约公司会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来缓解双重股权结构所带来的代理问题。例如,公司会更大概率聘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开展更多的投资者电话会议活动,设定更高的独立董事比例,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以吸引更多的分析师关注。上述结果表明,在关系型社会中,双重股权结构对保障公司关系型合约的执行具有独特优势。文章结论对于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更好地理解我国制度背景下的双重股权结构具有实践意义。     

基于机会主义防范的技术创新联盟稳定性研究

技术创新联盟成员之间的契约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契约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联盟成员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从而严重影响了联盟的稳定性。将正式治理机制（契约、法律）与非正式治理机制（声誉）结合起来,针对技术创新联盟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防范问题,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方法讨论了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增大联盟退出成本、加强相关法律体系保护力度和强度,选择互补而非竞争性战略伙伴,提高联盟退出成本,能够有效防范联盟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联盟的稳定性。     

东南亚华人企业的融资模式与治理结构比较分析

本文在比较分析英美直接融资模式——外部市场监督型治理结构、日德间接融资模式——银行监督治理结构和东南亚华人企业关系型模式——家庭内部监督型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对东南亚华人企业的未来选择作出基本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