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清单模式下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研究

对国家的负面清单准入制度推进的难点、外商投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做了介绍,通过对美、英两个很有特色的发达国家的外资管理体制实践的介绍,引出了如何既要推进好负面清单制度,又要维护好国家安全的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安全审查机制、更好地执行《反垄断法》、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制建设,社会多元力量参与等多种方式,使负面清单制度之下的监管更加科学、完善和高效。     

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的重点:对外商投资准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因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上海自贸试验区旨在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的时机,主动去适应国际高标准的规则要求,来推进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新一轮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抢占先机。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与投资有关的改革措施中,难度最大但也最重要的是对外商投资准入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一改革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整体改革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同时亦是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主要着力点。负面清单管理是保证政府管理体系透明化和法制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政府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现阶段上海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管理负面清单设计仍存在一些难点,诸如对产业编码长度的选择和对现有的不符措施的梳理、如何在制定负面清单时通过清理不符措施以切实减少对外商投资准入的限制和提高投资便利化的程度、如何确定需要保留将来采取不符措施权力的行业和领域等,这需要我们通过锐意改革和不断创新加以逐步改进和完善。     

日本双多边自贸协定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比较研究

在推动区域自贸协定的签署上,日本算是比较积极的一个国家。截至目前,日本已经形成了CPTPP、日欧EPA、RCEP、日美双多边自贸协定谈判四位一体的格局。本文对日本已签署的20个双多边自贸协定(FTA)中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归纳,对负面清单所涉及的行业进行了归类分析,总结了日本FTA中负面清单的发展变化以及针对不同国家表现出的不同点,阐明了日本的做法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浅析中国证券市场的事中事后监管

长期以来,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主要工作围绕事前审核批准和事后监督执法展开,其中事前的审核批准更是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证券市场违规违法问题高发、主管部门监管成效不理想以及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对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事中事后监管提出了更为迫切和更高标准的要求。对此,笔者分析了当前证券市场监管薄弱环节,提出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政策措施,对进一步推动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     

放管结合 助力事中事后监管

放管结合、强化事中和事后监管和优化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方面。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是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目前,各级政府仍处于监管方式的创新和试验阶段。因此,分析和探讨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有助于突破监管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实现对监管资源的有效利用,维护市场秩序,激发市场活力。     

厦门自贸试验区闽台电商互通模式研究

随着跨境电商热潮的到来,闽台电商企业如何借厦门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解决物流、资金流互通瓶颈是两岸政府、人民所关心的问题。通过采用文献资料查阅、走访企业、实地考察、BSC数据分析等方法,针对两岸电商互通所涉及的物流、仓储、配送、营销服务等方面提出实施方案。结合福建自贸试验区政策、厦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探索发现闽台两岸人力资源+电商、文创电商互通新模式,促进两岸更加深入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区域国际竞争力。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我国外商投资监管体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外资监管经验不断丰富,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的自由贸易试验园区探索也为投资管理体系改革提供了试验平台。在借鉴英、美两国外资监管经验基础上,对如何形成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基于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监管体系提出了若干建议,为我国完善外商投资法律法规,自贸区投资管理模式创新及负面清单在全国推广提供相关政策参考。     

京津冀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分析

自贸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新高地,承担着辐射带动区域经济的战略任务,是推动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载体。自北京设立自贸试验区以来,京津冀三地政府积极推动三地自贸试验区的合作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首先,归纳了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的联动实践,指出三地自贸试验区的联动按照增长极理论和协同学理论进行互动。其次,进一步探讨了三地自贸试验区联动的合作、分享和激励机制与产业、要素、设施、制度的联动模式。提出三地自贸试验区要基于自身优势推动协同联动,完善三地的联动机制,共建信息共享管理平台,加快三地自贸试验区产业的协同联动。     

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定与中美BIT 谈判 联动性研究

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管理模式创新和探索扩大开放新途径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而对于外商投资采取负面清单模式管理是其中最大的挑战。当前中美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的最大难点同样是负面清单的谈判。作为为国家对外开放探索新途径的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的制定必然要与中美BIT谈判中涉及到的负面清单谈判进行联动,本文将对两者之间联动的必要性、负面清单模式的形成过程、核心内涵以及如何实现上海自贸试验区与中美BIT的联动等问题进行分析。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深化与自由贸易港的建立

中共十九大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下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经济市场化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规范,旨在营造国际化、法制化和市场化的营商环境,但在开放方面还不够深入和系统化,因此十九大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更高目标,指明了新的方向。我们建议把每个自由贸易区分为海关监管的自由贸易区和非海关监管的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区把成熟的经验推广到改革试验区,改革试验区再把经验推向全国。所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采用不同模式,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贸易区、直接投资与金融自由贸易区和金融中心自由贸易区等。     

上海自贸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定的法律问题

上海自贸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制定是落实《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顺应国际服务贸易规则重构的重要举措之一。国民待遇的例外、市场准入的例外以及当地存在的要求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涵盖范围;市场准入的例外不仅包括形式上的管理措施,还包括效果上的管理措施;当地存在与商业存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跨境货物贸易与跨境服务贸易之间的界限值得厘清;兜底条款可纳入清单但适用应当谨慎。     

中国虚假贸易的规模测算及对策研究

本文测算了2000~2012年中国与32个国家的虚假贸易规模,结果表明,虚假贸易规模从2000年的156.7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4,565.9亿美元,超过贸易总规模的10%,其中进出口伪报规模呈现"U"型特征,复进口以及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虚假贸易规模呈现逐步上升趋势,这与国内利率汇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资本项目不完全可兑换以及其他因素有关,并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通过转变监管方式,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贸易数据统计机制,提高存款利率的上限额度和人民币汇率的波幅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减少虚假贸易规模。     

WTO视角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探析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区")不是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的国际自由贸易区,而是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所建立的国内特殊经济区。知识产权保护是世界贸易组织密切关注的重要议题,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不可回避的焦点问题。"一线监管放开"的上海自贸区不是知识产权侵权的避风港,上海自贸区应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体系建设,严格知识产权海关执法;利用"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在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体制方面为促进和完善国家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提供示范效应,并为知识产权规则的国际协调提供实证支持。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new era: China trade policy review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ajor changes in China's trade policies in the last few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djustment of trade policies has developed in the following ways: first, the establishment of free trade zones, which emphasises the importance of advanced systems rather than preferential policies; second, putting forward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which indicates China's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from “bringing in” to “going out”; third, holding import expos, which marks an era when 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has shifted from focusing on exports only to focusing on both exports and imports; fourth, reducing entry barriers of foreign capital,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policy framework for FDI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a positive list to a negative list; fifth, promoting trade negotiations, which reflects that China ha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bilateral, regional and multilateral trade talks; and finally, building up new experimental field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ich shows evidence that a new generation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s emerg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