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技术溢出的一条重要渠道。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就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一些研究。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逆向技术溢出的具体途径或机制以及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以往文献进行回顾梳理,并作简要述评,最后展望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指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以后不仅没有技术溢出,相反的却从当地企业吸取先进技术,此时技术流动方向为从东道国企业流向投资国企业.技术逆向溢出现象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其通过技术获取型国际直接投资获得东道国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带来的技术水平的提升.我国企业必须充分认识这个变化趋势,通过不断地学习与创新,塑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参与全球竞争.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显示,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传统观点认为,本国R&D投入和外国直接投资是一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从历史数据和国际贸易实务中我们往往发现,以R&D的投入孕育新的技术是一个周期长而且投入成本高昂的选择;同时,国外直接投资带来技术往往在国外早已形成产业链,边际收益低甚至濒临淘汰。在此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外溢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无论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都对我国有着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促进我国技术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及其逆向技术溢出的新特征

一直以来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且增长缓慢,与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国家粮食经济安全的战略地位并不匹配。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的规模、区位、动因、模式、影响因素及寻求逆向技术溢出等方面出现的新特征与新问题,并就如何获得逆向技术溢出和政府政策创新方面提出策略与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现象愈发普遍,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以及获取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更好地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先进的知识、技术要素,进而提升国内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就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采用2003—2020年我国对78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特征对于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基础设施水平,以及与投资国的文化差距都会影响我国对于技术溢出的获取。因此,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要充分考虑东道国特征因素。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3-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借助GMM估计法,分析了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现阶段积极的逆向溢出效应尚未显现。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检验了表征吸收能力的各因素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金融发展规模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分区域检验时则表现出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国内研发投入、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规模促进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中部地区能够促进产生逆向溢出效应的因素则限于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规模;而西部地区只有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使其获得了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基于企业微观特征的分析

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的角度出发,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的综合数据库,根据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考察OFDI对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同时,本文还使用动态估计的方法对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做了进一步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OFDI具有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于不同的行业和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差异;对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企业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也不同;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利润率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正向的促进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经验分析

文章利用2003-2011年中国13个OFDI东道国和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CH扩展模型,采用工具变量法,从OFDI投资动机的视角实证考察了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三类投资动机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积极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型OFDI,这种效应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但中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要比东、西部明显,来源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负向效应,以上结果是由中国OFDI的投资动机和区位选择决定的。因此,积极鼓励技术寻求型的OFDI,适时从传统的"走出去"战略向"投资技术获取"战略转变是当前中国OFDI的新挑战。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研究

一、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产生的前提 首先,投资国与受投资国的教育水平和知识结构相差不大。如果两国之间的技术吸收能力,即知识结构和教育水平距离较大的话,即使是在国外投资的母公司获取了先进的技术,引进到了国内的母公司以及本产业,由于人员操作以及应用方面的能力的限制,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利用索洛剩余法测算东亚新兴经济体各国(地区)1980-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动态性地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表明,东亚新兴经济体各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为正效应,但传导途径差异较大;而香港表现为负效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研究

基于对外投资理论和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问题的思考,以此来探究我国OFDI产生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机理,通过梳理相关作用机制以及影响因素来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提供参考.     

OFDI逆向技术溢出、异质性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质量

文章首先采用熵权法和因子分析法测算了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与金融发展综合指数,选取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检验了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相关性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后,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金融发展处在较低水平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当金融发展处在较高水平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明显。进一步在地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东部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门槛效应更明显。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29个地区面板数据分析

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是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实现的关键;文章论述了技术外溢的产生途径;对中国29个地区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角度分析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因素: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直接投资相结合对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有正向作用,而对外贸易和初中、小学的人力资本尚未构成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促进作用。     

代工模式的分工位置、组织特征与技术追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代工制造是跨国公司主导全球价值链治理和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形式。中国已成为全球代工制造大国,但长期以来代工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并没有随规模扩张实现同步提升。文章概述了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核心内容,并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分析了代工制造模式的主要类型、价值链分工位置、产业组织特征和技术追赶过程。最后,提出了中国代工制造业技术追赶的几点建议。     

制造业服务化与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分析

近年来,制造业企业通过服务化转型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提升。本文利用匹配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企业服务化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显著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这种作用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生产成本两个机制来实现。结合互联网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通过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因此,加快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推动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是中国制造业企业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的重要途径。     

国际R&D、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08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及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对外投资传导的国际R&D对国内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均无显著正向影响,对外投资的积极逆向溢出效应还未显现。分区域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投资对我国各省区的逆向溢出存在明显差异,对外投资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无显著影响。东部地区的高水平人力资本显著提升了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却没有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失衡的测算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1995~2011年中美增加值出口和双边贸易失衡规模。研究表明:相比于传统贸易出口规模,1995年和2011年中国增加值出口分别减少16.06%和24.24%;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中美贸易失衡,同期中美制造业的增加值贸易顺差分别为传统贸易顺差的5%和10%,而中美农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逆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顺差,中美服务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顺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逆差;分要素密集度行业来看,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为增加值贸易顺差,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为逆差,且逆差规模逐步扩大。     

论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环嵌入”与“链节提升”

尽管部分中国企业以OEM承接商的角色在低端环节嵌入相关全球价值链具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这类企业若能通过自身的持续努力不断实现价值链或价值链环节的提升,仍具有相当的发展前景。本文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嵌入的状况、积极影响、链节提升的一般路径与必要条件等问题展开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二元”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结构:机理与来自我国的证据

本文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情况,从对外直接投资的二元路径——顺梯度OFDI与逆梯度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研究了二元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贸易结构的机理,并利用我国1984-2008年的数据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较大地促进了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国内产业结构优化与研发利用率提高均能优化我国贸易结构;汇率水平的变动在我国贸易结构长期调整中并无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