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估计：2010—2018年*

本文在准确界定乡村就业人员统计口径基础上，利用国家计生委2015年流出地监测专项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类型选择的多分类预测模型，采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的AdaBoost算法，对2010—2018年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估算。研究结果发现，2018年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为3 692万，其中806%是以公开失业为表现形式的显性剩余劳动力；2018年农村相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为5 369万，其中能够向外出就业转移的相对剩余劳动力仅为1 051万。本文判断我国已经从总体上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并且将持续面临农业生产劳动力紧张和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双重困境。对此本文提出促进农业劳动力充分就业、提升农村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以及消除劳动力跨区域转移障碍等政策建议。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1.创造和维护公平发展的环境。政府的责任是:保证整个社会的公平,创造和维护一个公平发展的环境,保证迁徙、居住、就业、发展权利;减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费用、负担,废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切经济活动的各种不合理税费;消除农民进城的种种限制,改善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条件;建立统一开放的和有序竞争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以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来带动就业的增长;壮大农村地区接受城市经济辐射的能力。2.增加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进一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从长期看,建立在农村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基础上的农…     

试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就业规模是与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组合形式,与人口总量的变化相关联的.我国农村出现大量劳动力过剩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以往长期隐蔽于农村社会各种劳动要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劳动力结构以及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出发,探讨了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三方面因素,综合分析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以及在农村人口不断增长的环境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试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就业规模是与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组合形式，与人口总量的变化相关联的。我国农村出现大量劳动力过剩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以往长期隐蔽于农村社会各种劳动要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劳动力结构以及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出发，探讨了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三方面因素，综合分析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以及在农村人口不断增长的环境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开放条件下“刘易斯转折点”的检验与变异

"刘易斯转折点"是内嵌在二元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探索中国就业领域里诸多矛盾现象的切入点。中国基本符合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经济发展路径与二元经济理论大致相同,但所处的全球化环境、体制条件有着明显不同,可将中国简化为一个开放条件下加速解体的二元经济。要判断是否经过"刘易斯转折点",需要把数量标准作为基本依据、价格标准作为参考依据。中国虽然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年龄偏大,40岁以上劳动力占大多数,提高了转移难度;再加上中国特殊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农民工工资的结构性上涨即主要由绩效工资(即计件工资)上涨支撑、基本工资上涨幅度不大,进一步排斥了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农村中可转移劳动力已近枯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过早到来。     

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发育——解读中国城镇就业增长

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大量城镇职工失业和下岗,农村劳动力剩余严重,每年还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经济活动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但迄今为止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程度使得城镇就业继续增长,不仅表现为新兴部门就业比重的提高,还表现为非正规就业渠道的开拓,最终体现在就业总量的持续增长。本文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和微观调查的数据,通过对中国城镇就业增长机制的讨论,揭示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关系,以及劳动力市场在创造就业机会中的重要作用。     

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东北三省劳动力市场研究

本文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东北三省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利用1978年～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函数,之后利用计量分析结果估算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并与农村部门的生存水准进行比较,最后再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析结果表明,在东北三省当中吉林省接近刘易斯的转折点,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远没有到刘易斯的转折点.     

从人口流动模型比较看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

本文通过对西方发展经济学中刘易斯和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结合中国国情的分析比较认为,只要二元经济结构存在差距,只要城市实际收入高于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迁移是市场经济建设的必然规律;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迁移对经济发展的利与弊进行了客观分析,主张顺应劳动力流动的客观规律,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农村与城市经济的共同发展     

浙江省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变迁的实证分析

浙江省经济的发展对该省劳动力市场影响明显,就业数量基本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但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却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三次产业结构。第一产业仍有富余劳动力,第二产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第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数量相对偏少。因此加快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稳住第二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浙江省实现经济发展与就业均衡的保证。     

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及对策

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面临许多问题 ,包括 :劳动力供给数量巨大 ,且增长速度快 ;农村劳动力需求不足而且就业空间有缩减趋势 ;农村劳动力供需结构矛盾突出 ;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缺陷。针对这些问题 ,文章提出了多路推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对策 ,包括 :控制劳动力供给数量 ,提升农村劳动力质量 ,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 ,发育劳动力市场等     

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结构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结构的演变过程表明：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高主要是由以商务服务业为主的生产者服务业和以教育、医疗卫生业为主的社会服务业就业增长推动的。生产者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是今兽譬国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但服务业难以承担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任务。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是今后转移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对当前新疆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的分析与思考

现阶段新疆劳动力资源处于相对短缺和绝对剩余并存的状态，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而就业不足和隐性失业又非常严重。其原因一是经济增长带动就业能力减弱，尤其是第二产业资本增密导致排斥劳动力就业的趋向显；二是劳动力资源增长相对较快；三是具有某些特征的劳动群体退出劳动力市场。     

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与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结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吸收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对制度变量的讨论,建立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市场与二元劳动力”模型,并用以解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本文认为,政府的强制性制度障碍导致“S型的人力资本投资曲线”的产生,从而使城市居民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政策和人力资本优势;作为对福利制度缺失的替代,“隐形补贴”等诱致性制度创新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成本优势。这一模型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中的特殊现象有较好的解释力,对于我国城市化战略和我国一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经济走势分析(1998—2002)——兼论以住宅金融创新为突破口实现城乡就业联动

本文首先分析了 2 0 0 1年在世界经济增速减缓中 ,中国经济显似“一枝独秀”。然而 ,就中国经济的自身情况看 ,仍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本文进一步考察了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 ,并提出今后发展的逻辑思路 :扩大就业问题 ,包括城镇人员就业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中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 ;这主要靠城镇产业结构的升级来拉动 ;而这又要靠城镇消费结构的升级来拉动 ;住宅业的发展是城镇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提高和培育居民购买力的过程中 ,住宅金融创新是关键的一环 ;通过住宅金融创新 ,推动城镇住宅业的发展和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可以做到以城带乡 ,以乡促城 ,实现城乡就业联动 ;由此 ,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新一轮的快速增长。     

结构性增长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绩效评价——兼谈"民工荒"对其的纠正性质

结构性增长强调的是产业效率差异所带来的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的结构溢出,这提供了评价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绩效的有益思路。笔者通过分析中国改革以来结构转换中增长与就业的相互促进关系,在结构性增长的框架下评价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绩效,认为过于强调优势劳动投入的结构转换方式并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前一时期出现的“民工荒”正具有对这一矛盾的纠正性质。     

中国劳动市场一体化测度与利益评估

笔者通过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边际产出的地区差异与产业差异,对我国劳动市场一体化程度及其变化趋势进行测度。研究发现改革以来,劳动市场地区分割已明显减弱,但产业分割仍然严重;工业部门存在较高技术门槛和体制门槛,传统服务业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政策模拟显示,劳动市场一体化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利益。     

中国所有制部门劳动力集聚的测度与分析

分析了1998—2010年我国城乡所有制部门劳动力的空间分布状况。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修正后的城乡各所有制部门就业数据,测算了城乡所有制部门的集聚指数———原始地理集中指数、基尼系数和区位基尼系数,并用以分析城乡所有制部门吸纳劳动力要素能力的发展趋势。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以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所有制结构调整促进了我国城乡间、区域间大规模劳动力流动和地区经济增长。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模式:困境与出路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镇,出现了数以亿计的实现了就业转移、却难以实现居住转移的农民工群体。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流动不迁移模式的出现有其合理性,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该模式妨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经济、社会管理的规范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制约了企业长远发展乃至影响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时这种模式也面临新的挑战。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对策将具有分类性和渐进性特点。中小城镇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的现实选择;加快东西部地区之间产业转移步伐,以缓解东部地区的人口压力;同时在城市公共服务、土地流转等方面完善制度建设,为实现农村劳动力迁移创造条件。     

正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挑战

中国在10年左右的周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总规模需要达到1．5亿到两亿人。城乡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正在趋于激化。大中型城市将是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来源。就业岗位正在成为国际竞争中最稀缺的资源。就业优先应当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取向。劳动力市场发育要优先于其他要素的市场发育,就业岗位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提高。就业政策的重点是要防止供求不平衡导致交易价格被压低到供给成本之下,同时保证有限的就业机会优先分配给最优秀、最有效率的群体。     

农民工、社会网络和劳动合同形式——一个案例研究

当前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这意味着劳动力供需状况即将迎来一个转折点,这一转变会带来多重后果。本文通过一个案例研究,提出如下可供实证检验的命题: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企业会改变其用工制度,原先的激励强度较低的劳动合同形式会让位于激励强度较高的劳动合同形式,这会诱使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缓解企业由于工资上升而带来的成本压力;此外,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资本的作用不仅在减弱,而且自身内容和作用方式也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