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区域产业转移与城镇化的互动

区域产业转移与城镇化的良好互动,既有利于我国产业空间的合理布局,又可以为城镇化发展构筑产业支撑。文章通过梳理产业与城镇化的关系,构建区域产业转移与城镇化互动的"推力—引力—扩散力"模型,并通过对"十一五"以来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计量检验分析了区域产业转移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产业转移对提高我国城镇化率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作用明显,但是我国城镇化率的提高却未带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要通过积极推进产城融合、理性承接产业转移、构筑互动平台、提高城镇化质量等途径实现区域产业转移与城镇化的良好互动。     

中国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与旅游业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国内外相关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文章以中国1988~2015年城镇化率和旅游业总收入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协整分析和VAR模型对中国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得出城镇化率、旅游业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序列均具有稳定性,城镇化率与旅游业总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我国城镇化和旅游业发展相互影响,并且两者之间相互存在正向关系。     

区域经济发展对城镇化影响机制的系统动力学研究

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途径,如何推进城镇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区域经济水平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为此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及其建模工具VENSIM软件,构建了区域经济发展、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之间的社会经济系统模型,并以江苏省为例,利用相关统计数据对人均GDP和城镇化率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模拟仿真的结果验证了本文的模型。最后,结合仿真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质量研究

城市群作为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单元,细化研究尺度对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区域协同发展规划具有更科学的指导意义。本文基于对新型城镇化内涵的理解,从城镇建设水平、城镇化推进效率、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基于熵值法,从县域尺度对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第一,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质量整体偏低,各维度发展不平衡;第二,城镇化质量表现出武汉市"一城独大"的特征,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区域差距大;第三,城镇化率与城镇化质量表现出较好的同步性,但半数以上的县域城市处于"低城镇化率-低城镇化质量"阶段,同步性高但发展水平低是现阶段武汉城市圈城镇化的主要特征。     

内蒙古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缓慢增长的原因分析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是内蒙古"十三五"时期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受诸多因素影响,内蒙古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却进一步加大.本文旨在分析制约全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的症结,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防止农村的凋敝

正"防止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可能比搞城镇化更艰巨。"前,中国城镇化的水平已经超过了50%,2013年城镇化率是53.7%,城镇常住人口是7.3亿。这个过程远远没有结束。按照规划目标,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是60%,2030年将目     

西部城镇化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城镇化是推动我国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长期以来,西部城镇化率和城镇现代化水平滞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缓慢、硬环境和软环境不尽人意已经成为西部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瓶颈。因此,提高城镇化率和城镇现代化水平;发展第二、三产业,培育城镇化的产业支撑力;改善城镇发展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就成了眼下推进西部城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曹凤岐:新型城镇化带来三重利好

新型城镇化不但有利于解决二元经济矛盾,还有助于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同时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对于时下备受关注的新型城镇化,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有人持悲观看法,认为农村已经空心化,城镇化率已经很高,因此城镇化没有多少空间,对经济拉动作用也很小;有人却非常乐观地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很低,空间很大,地方很快将兴起基建热潮,推动经济长期高速发展。     

城镇化背景下土地财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模型构建实证检验城镇化背景下土地财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提高土地财政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其扩大效应在东中西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依次增加；同时，城镇化还会强化土地财政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但提高城镇化本身则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土地财政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过程中还存在城镇化的门槛特征，在城镇化率较高阶段，提高土地财政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弱于城镇化率较低阶段；土地财政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对相邻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也有扩大效应。研究建议稳步提高城镇化率，统筹土地财政资源，加大财政涉农支出比例，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证监会将推动降低证券投资有关税率

正社科院报告:中国城镇化率已超50%"农村包围城市"已经成为过去式。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最近10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这意味着城镇比例已经超过农村。但专家指出,我国的城镇化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城镇化",大量农民只是名义上的"居民"。《绿皮书》指出,2000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由36.2%提高至51.3%,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包围农村"的新的城市时代。不过,课题组负责人杨中川指出,中小城市及其直接影响、辐射的区域的城市化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为33.9%。     

新型城镇化的经验与思路

传统城镇化模式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实现“人的城镇化”，把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摆在首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迄今为止．中国城镇化率已略高于50％。但根据研究中国城镇化的专家的意见，中国目前的实际城镇化率还不到40％。     

中国城镇化动态演进的理论机制研究——基于商品、要素和城市软实力的三维视角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我国城镇化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本文利用我国1991年至2021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中国城镇化动态演进理论机制。研究发现，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城市软实力指数对城镇化发展具有驱动作用。以2002年和2012年为重要节点，将城镇化阶段分为早期阶段、高速增长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三个阶段，研究发现影响城镇化率的因素呈现出明显的结构特征，不同阶段对应的发展驱动力不同。在初期阶段，城镇化率主要依靠商品市场经济发展驱动；在高速增长阶段，城镇化率的提高依靠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来驱动。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期阶段，城镇化率提高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城市软实力水平。此外，海陆统筹可持续发展水平、公共基础设施服务、城市环境和文化活动等城市软实力的提高会推动城镇化迈向高质量发展水平。     

工业集聚对中国城市利用外资的影响——基于城镇化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阐述各城镇化阶段工业集聚影响城市利用外资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含城镇化门槛效应的FDI区位选择模型,运用2003~2013年间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工业集聚影响城市外资的城镇化阶段性特征较为明显,且以估计的36%城镇化率为门槛值,该影响会呈现"倒U型"变化轨迹。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在较低城镇化阶段,由适度工业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和技术溢出效应等正外部性对城市利用外资有着正向作用;而在较高城镇化阶段,由过度工业集聚产生的拥挤成本等负外部性则会对城市利用外资形成抑制作用。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亿达集团董事局主席孙荫环:新型城镇化 钱从哪里来

正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在快速推进之中,预计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从2013年的53.73%提高到60%以上。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将对资金产生巨大的需求。"钱从哪里来"一直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全国政协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分析

基于2002—2019年湖南省各市州相关指标,采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测度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旅游经济空间依赖性及新型城镇化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各市州城镇化进程表现为空间上的非均衡性和收敛性,且这种趋势正处于加速阶段.湖南省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表现为两头稳定、中间波动,以及不收敛-收敛的时间变化特征.湖南省旅游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城镇化率对当地旅游经济均有较强的区域内溢出效应,且区域城镇化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处于"回波效应"大于"扩散效应"阶段.地理距离因素减弱了城镇化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而经济因素则强化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     

城镇化影响共同富裕的机制及效应——基于收入差距的视角

降低收入不均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文章在明晰城镇化影响收入差距机制与路径的基础上，依据2000—2020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多角度实证考察城镇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稳健的“倒U”型特征，城乡收入差距由升转降的城镇化率门槛值为46.5%；城镇化影响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显著为负，总体上有利于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城镇化与总体居民收入差距之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总体收入差距由升转降的城镇化率拐点为53.8%。新型城镇化应强化以人为核心的基本内涵，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户籍制度改革、生育政策调整与城镇化进程

基于2010年和202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Leslie人口预测模型,对分城乡不同年龄、性别的人口数据进行模拟,评估了户籍制度改革和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和生育政策调整对"十三五"时期城镇化率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其贡献率从2016年的3.08％提高到2019年的4.33％;对未来中国城镇化率的估算显示,户籍制度改革对城乡人口分布和全国总人口变化都具有正向影响.假定2021-2035年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迁移率是2016-2020年平均水平的1.1倍,预计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77.21％;尽管新型城镇化战略和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叠加效应会延缓中国人口总量拐点到来的时间,但也近在咫尺."十五五"时期中国人口将进入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城镇化战略须顺应人口发展形势适时进行调整.总之,宏观政策对城镇化发展以及人口发展的影响是持续累积的,关于城镇化率的预测须充分考虑相关政策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人地挂钩政策研究

我国继续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有力弥补了僵硬的土地计划管理体制,但在推进人口城镇化方面仍作用有限。中原经济区实行的人地挂钩政策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有机联系起来,但实践中仍存在改进空间。基于"地随人走"的操作模式不具可行性,实践中应一方面继续采用"城镇化率增长指标"模式,另一方面应对城镇化率指标加以修正,并扩大指标交易范围、扩展指标交易主体、融合多种土地指标。     

国内外城镇化发展概况

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城镇化率明显提高,初步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的城镇体系,城市竞争力不断增强。如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17.9%,而2013年则上升到53.7%,充分显示了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令人惊奇,特别是近10年,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以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提高。然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不仅带来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城镇数量的增加,更加剧了城镇     

着眼高质量发展 打造高品质名城(上)

正一、城市病——"成长中的烦恼"新型城镇化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引擎。改革开放40年,我国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2017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宁波的城镇化率为72.4%。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工作、生活在城市,这就对城市建设、城市品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但由于规划滞后、产业布局、建设管理等方面原因,许多城市遭遇了交通拥堵、房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