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段农村贫困治理面临的政策障碍与完善路径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历经五大阶段,取得了突出成效。但随着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农村贫困治理随之发生阶段转型,在治理对象、治理范围、治理任务、治理目标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新难题,客观上要求完善政策保障体系,构建"大扶贫"格局。但是,反思现行的农村扶贫政策,却存在政策残缺乏力,甚至政策性致贫现象。为破解政策障碍,构建一个功能互补、多元合作的扶贫政策体系,必须从财政税收、金融保险、产业投资、生态补偿、社会事业等多个层面探索完善路径。     

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研究——基于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的实证分析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贫困人口多,贫困分布广,贫困程度深。基于此,国家大力推行"精准扶贫",各级政府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地方政府作为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过程中存在巨大挑战。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方式,"精准扶贫"着力凸显的"精准"特征,对基层政府的能力方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文章在对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贫困现状,找出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改进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措施。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2015年、2017年三期面板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并深入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显著增加了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概率,扩大了农村家庭人均教育投资规模,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本文进一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西部地区农村家庭进行教育投资的概率和人均教育投资规模明显增加。机制分析证实,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增加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减轻农村家庭医疗和养老负担的方式提高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参考。     

精准扶贫政策之益贫式增长效应

本文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益贫式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6—2019年宿迁市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阳光扶贫监管系统数据,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村级益贫式增长与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在精准扶贫政策干预下,村级实现“强益贫式增长”,其机制在于,改变低收入农户生计模式、强化“三保障”、提升收入稳定性,而增强收入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强;(2)帮扶措施实施广度与精准度较低造成扶贫项目收益减贫成效不足;(3)救助补助类收益能明显提升教育与医疗保障水平,但住房保障益贫性有限;(4)精准扶贫政策能促进较低收入农户实现更快增收,也呈现较强的县域益贫性。这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仍是难点,因此,应加大经济薄弱村产业帮扶力度,在提高贫困标准、强化分类施策的同时,提高帮扶精准度,探索建立综合性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益贫式增长成效。     

农村贫困状况调查分析——基于河北省调查问卷的分析

本文基于河北省农村贫困的调查数据,通过对河北省农村贫困现状的分析描述,进一步从农民收入、支出及国家的扶贫政策三方面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农民收入少、支出多、政府投资力度不够、扶贫政策效果不佳等是造成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本文分析认为,农村的贫困状况有所减缓,但未得到根本改变;导致农村贫困的原因趋于多元化、复杂化。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河北省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有所裨益。     

农村反贫困政策的综合绩效评估及实证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农村扶贫政策作用的大小、强弱与方向始终影响着贫困率的变动,科学地设计扶贫绩效的评价体系,通过量化的方法对云南反贫困政策的综合绩效以及各构成系统的动态演进行测度和分析,对于快速推进具有战略意义。基于科学、系统全面、可操作性等原则设计云南农村综合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利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云南农村综合扶贫绩效的动态演进行评价,对云南农村扶贫政策的绩效评估,有助于判断扶贫政策的实现情况,有效地检验政策的效果、效益和效率,为合理配置有限的政策资源奠定基础,同时有助于正确的决定农村扶贫政策走向,为决策者提供政策继续、调整或重新制定的依据。     

资产收益扶贫的机制创新与现实困境

与传统扶贫方式相比,资产收益扶贫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转变了政府职能,拓宽了投资领域,增加了贫困农户的收益渠道,实现了贫困农户、贫困村、政府多赢,开辟了新时代精准扶贫的新途径。资产收益扶贫实行的时间不长,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产权界定不清、投资效益有待提高、分配不尽合理等问题。要进一步明确扶贫资产的产权,进一步放宽扶贫资产投资范围,对扶贫资产经营主体实行政策扶持,不断完善资产收益扶贫的运行机制。     

引导社会资金参入扶贫攻坚的财税政策研究

扶贫工作是我国改善民生工作的重点,目前我国扶贫工作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扶贫工作的开展与社会资金的参入有直接性关系。构成社会资金的部分较多,因此需要在财税政策引导下调动不同类型的社会资金参入扶贫工作。文章通过对财税政策下引导社会资金参入扶贫攻坚的必然性和存在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提出财税政策下引导社会资金参入扶贫工作的有效措施。     

"送猪崽"与"折现金":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分析与政策模拟研究

产业扶贫旨在将贫困户的生产活动纳入社会产业大循环,因此其一直是全世界扶贫工作的重要方式和主要目标之一.我国产业精准扶贫出现了两条新路径:一是GTP路径,即向贫困户送猪崽、鸡苗和良种等资本,直接将贫困户的生产纳入当地的产业体系;二是GSP路径,即将扶贫资金折合现金并由贫困户自己决定投资项目和选择产业.文章构建了包括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微观主体行为模型以及基于农村公平和效率的农村福利模型,分别研究了这两条新路径上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的动态演变过程,然后使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了政策模拟,拟探索出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的最优路径及其政策支持空间.结果显示:在第3~4年的时间内,GSP路径要优于GTP,但是超过4年,GTP路径上的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就会累进性超过GSP.而且,在GTP路径上的时间越长,扶贫效果就越好.在中长期,提高贫困户的技术水平,增加贫困户的初始资本额是进一步提高GTP路径上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水平的重要环节.文章的结论对于提高我国精准扶贫的理论自信,进一步完善我国产业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     

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与反贫困

本文主要阐述中国的扶贫政策由扶持到户转向扶持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由过去扶持农民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农副业转向扶持贫困地区发展支柱产业,由单纯向贫困地区输入资金和物资转向帮助贫困地区进行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和利用,是中国近年来的扶贫实践。扶贫政策的转换表明中国扶贫政策正逐步向以市场经济为指导的轨道转换     

对我国农业税收和扶贫政策的思考

贫困地区的农民,既是纳税主体,又是扶贫对象,这种角色上的尴尬,说明了我国在农业税收政策和扶贫政策上的矛盾。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每年从农民那里收取几百亿农业税,然后又化几百亿的财政资金去进行扶贫是合乎经济规律的。在制定农村税收政策和农村扶贫政策时进行统一的安排和协调处理,大幅度减免农业税费,确立减免农业税费就是扶贫且是最直接、成本最低的扶贫的思维方式,让农民自己休养生息。     

海南省旅游扶贫机制与创新路径研究

旅游扶贫是新时期海南省扶贫开发战略的重大转型,体现的是精准扶贫理念.文章梳理了海南省贫困治理政策演变过程及趋向的基础上,总结了海南省当前扶贫开发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阐述了旅游扶贫的政策的必要性,论述了旅游扶贫开发的核心要义、内容体系及其对反贫困理论发展和创新之处,阐明了旅游扶贫的科学内涵.并从机制建设和路径创新两个方面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为海南省扶贫开发提供理论参考.     

扶贫的机制设计与制度选择

在近20年的扶贫实践中,制度因素在我国扶贫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扶贫实践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贫困人口总量的不断减少,我国贫困问题的特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给我国的扶贫工作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扶贫工作之所以问题重重,主要是因为制度短缺。因此,应加强扶贫制度建设,相应地调整我国的扶贫战略、制度设计和政策,农村扶贫有待制度创新。     

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模式总结和反思

反贫困是世界性的难题,各国进行了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制定和实施了多种政策措施来解决贫困人口的发展问题。文章基于当前国内外扶贫开发的政策和理论演进,以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省份云南为例,对整村推进模式、产业扶贫模式、异地搬迁扶贫模式和劳动力转移培训模式等扶贫发开实践过程中的各种扶贫模式进行了梳理,指出目前扶贫开发模式存在覆盖面小,政策滞后,对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和提升重视不够,贫困主体的参与性和主动性不足等诸多问题,最后提出了实施多维系统政策、恢复和提升贫困人口发展能力、协调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等对策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评估——基于S省三县贫困户建档立卡微观追踪数据

本文基于西部S省G市三县贫困户建档立卡微观追踪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渐进DID方法，系统评估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并基于配套精准扶贫项目和帮扶人制度的双重视角，对促进搬迁政策效果的精准扶贫项目渠道作用和帮扶人制度保障作用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显著降低了家庭贫困发生率，并提升了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表现出显著的脱贫效应和增收效应。三县的本土化集中安置特色模式，比分散安置表现出更好的政策效果。搬迁政策除了直接效应外，还通过配套精准扶贫项目发挥作用，主要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和公益岗位项目等渠道发挥作用，但短期内教育扶贫、金融扶贫项目的渠道作用不显著。帮扶人长期帮扶是搬迁政策起效的制度支撑，搬迁政策效果仅在长期帮扶样本中显著。     

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对基金投资的信号作用

借助我国2016年系列精准扶贫政策，并基于不完全信息动态模型，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考察了上市公司披露精准扶贫对基金投资的信号作用。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披露精准扶贫确实能够对基金投资产生积极的信号作用，且作用效果不因精准扶贫方式而改变；对于民营企业，这一信号作用更为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精准扶贫披露对基金投资的信号作用由于企业模仿现象的加剧而逐渐减弱甚至消失。本文对影响机制进一步剖析发现，公司披露精准扶贫向消费者传递了积极的信号，进而增加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基金确实能够认识到这一信号传递机制并进行投资，并且投资于精准扶贫公司对基金的业绩和资金净流量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本文证实企业披露精准扶贫传递了积极的信号，为深入挖掘企业精准扶贫的内在动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汇聚企业力量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启示。     

地区资源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扶贫政策匹配度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浙江省54个典型贫困村的数据,探究扶贫政策实施的精准度是否能调节贫困地区资源禀赋的收入效应.根据估计结果,扶贫政策匹配度在资源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路径中存在调节效应,匹配度的提高将优化资源禀赋配置,促进贫困人群收入.因此,本文建议建立政策供需对接平台,通过有效整合扶贫资源对接区域产业基础与优势资源来提高扶贫效率.     

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制约因素分析

文章分析了民营投入进入政策、投资融通政策、投资服务政策、投资权益保障政策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制约 ,提出了完善这些政策的对策措施     

财政支出政策的减贫效应:相对贫困治理视角

为了厘清财政支出政策的减贫效应和作用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支出工具治理相对贫困的积极作用,本文首先运用PSM方法验证了政府转移性支出扶贫效应和投资性支出的增收效应;其次,构建包含两类家庭的异质性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揭示财政支出政策治理非李嘉图家庭相对贫困的经济机理;最后,构造"相对贫困指数"以评估财政支出工具治理相对贫困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积极的政府转移性(扶贫)支出政策具有迅速治理相对贫困的功效,但是对非李嘉图家庭工资收入存在"挤出"效应;虽然积极的政府投资性支出政策挤出私人投资,但能有效提升非李嘉图家庭就业和劳动收入,具有良好的相对贫困治理效应;积极的政府消费性支出政策会刺激短期需求、促进就业、拉动总产出增长,从而增加非李嘉图家庭收入、减少相对贫困,但是,长期而言会挤出居民消费,并且政策效应的持续性和有效性不及投资性支出.因此,"精准导向"的积极财政支出政策能够提升相对贫困的治理效果.     

国家级贫困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

本文基于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1986—2011年微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国家级贫困县设立的减贫效果及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对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政策使贫困地区的贫困率平均下降了11个百分点;同时,扶贫政策存在显著的正外部性,能改善国家级贫困县内部收入分配情况。从静态角度看,扶贫政策缩小了国家级贫困县内部收入差距,贫困县内部基尼系数平均降低了4.2%,尤其是缩小了国家级贫困县低收入家庭与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下降幅度高达15.1%;从动态角度看,扶贫政策增加了国家级贫困县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的机会,长远上有利于贫困家庭跳出"贫困陷阱"。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鼓励外出务工是扶贫政策起作用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