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FDI的区域差异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不断涌入我国,并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外资并没有均衡地进入到我国各地区。从东、中、西三大地带看,东部地区占据绝对优势,外资的区域分布差异异常悬殊。FDI在地理空间上的这种非均衡分布及其变动趋势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持续增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影响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进行分析,FDI分布不均衡会导致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有两方面:FDI的实际数量差异;FDI推动经济增长效率的差异。本文通过对我国不同地区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分析,发现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是FDI分布不均衡,本研究有利于改善我国利用FDI来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特征。这种不均衡发展格局与外商直接投资(FDI)分布的不平衡密切相关。文章利用相关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由多种因素造成我国不均衡分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是造成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知识溢出与FDI在中国地区分布的非均衡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中国入世以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对中国不同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从知识溢出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和对中国内地28省市历史数据的实证检验,对影响中国FDI地区分布不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经济体的科技发展水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吸引FDI的总额和其最优FDI额;FDI在中国的地区非均衡分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各省市总体科技水平发展不均造成的;FDI在中国的地区非均衡增长趋势,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     

影响我国FDI区域分布因素变迁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用计量模型分别分析了决定我国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FDI地点分布的因素及其在1991年前后的变迁。认为中国FDI地点选择因素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存在很大差异。当前，沿海地区吸引的FDI仍以出口加工型为主，中西部地区的FDI和当地的固定资产投资存在交替关系。     

西部各省区FDI不均衡分布的原因分析

我国西部地区不仅是利用FDI比较落后的地区,而且FDI在区域内的分布极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与西部各店、市、区的制度、经济和文化密切相关,因此,西部各省要提高FDI利用水平,须加快制度创新,增强经济实力,提高人口素质。     

我国FDI区位分布条件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EBA模型的实证研究

虽然我国已经成为全球FDI最具吸引力的发展中国家,但FDI在我国东中西部的分布极不均衡。根据经济地理理论,运用EBA(极值边界分析)模型,系统分析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条件因素,揭示FDI区域间的发展规律及其差异性,为政府制定利用外资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产业集群--吸引FDI的新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了巨额的外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FDI)。从1993年起，我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FDI流人国，而且发展势头不断加强。虽然我国吸引FDI取得了重大成效，但FDI在我国地域分布极度不均衡，表现出明显的地理上的集聚。大量FDI流向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及环渤海湾地区，而流向西部10省、直辖市、自治区的FDI却很少。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FDI的流向呢?     

FDI与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协整检验与分析

本文用古典主义一般均衡模型来阐述FDI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关系,然后重点通过建立FDI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协整模型,从长期动态均衡角度探讨了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表明,FDI有利推动了我国就业的"非农化",推动了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但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力不足。     

试论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中的路径依赖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一种普遍的规律。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通过区域制度的非均衡性安排来实现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这种非均衡发展不仅拉大了经济上的差距,更拉大了制度上的差距,并由此产生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这种路径依赖的形成对由非均衡发展向相对均衡和协调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持续的。     

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以经济增长理论为背景 ,运用多维方差分析模型 ,对我国地区间GDP差距、国内投资数量差距、国内投资效率差距、FDI数量差距和FDI效率差距等关键变量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FDI的区域分布不能有效解释各地区经济的不平衡状况 ,相反 ,国内投资的区域差距 ,特别是在投资效率上的显著差别 ,是造成区域经济差距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 ,由此引出了以消除投资效率差异为核心的区域政策取向。     

区域投资环境差异对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区域投资环境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缩小我国东西部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和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必须缩小区域投资环境差异。     

试论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中的路径依赖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一种普遍的规律.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通过区域制度的非均衡性安排来实现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这种非均衡发展不仅拉大了经济上的差距,更拉大了制度上的差距,并由此产生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这种路径依赖的形成对由非均衡发展向相对均衡和协调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持续的.     

资本的趋利性和FDI的区域分布差异——基于成本收益角度的分析

文章首先对比分析了FDI在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分布差异;接着从资本趋利性的角度重点对FDI投资于东部和中西部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部和中西部分布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FDI投资于中西部的成本高,而收益低;最后一部分给出了改善FDI分布现状的政策建议。     

FDI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以湖北省为例的实证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研究FDI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构建了二者间的计量回归模型。选取湖北省近二十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二者之间成正相关,FDI间接的外溢效应对中部地区的发展尤为重要。区域引资政策的意图应主要放在利用FDI的外溢效应上,以促进本地区的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和人力资本的提升。     

影响我国FDI的投资环境因子分析

引资环境不同是影响FDI分布的重要原因，分析一国或地区各种投资环境因子与FDI的关系，有利于政府改善投资环境，更好地发展本国和本地区经济。本文采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法，在模型构建的基础上，研究了我国影响FDI引进的投资环境因素，认为现阶段市场规模、生产要素等是影响我国FDI引进的主要原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空间分布的显著非均衡性引发了大量有关FDI区位选择的经验研究,但相关研究往往忽视了FDI的空间依赖性对其区域分布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选取我国1990-2004年28个省区的数据资料,从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两方面对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考察FDI的空间相关性对我国FDI地区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现实FDI地区分布的拟合效果更好、解释力更强;我国各省FDI的区位分布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相邻地区吸引外资的增加能够带动本地区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     

FDI东西部差异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

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通过分析FDI区域差异情况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显示出FDI主要集中分布在我国东部,中西部数量相对较少,而省际迁移人口也主要迁往沿海一带省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迁出人口多,而迁入人口极少。通过这些FDI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为国家人口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合理的依据和建议。     

地方政府竞争与FDI区位分布——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3—2004年省级地区面板数据重点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对FDI在我国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竞争和区位特征变量一道触发了FDI的初始地理集聚,而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后果会被持续加强,导致了FDI在我国省级地区的不均衡分布。(2)从长期来看,单纯的税费优惠手段对FDI区位选择整体上不起作用;各地区在交通、通讯和能源等硬件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对吸引FDI流入具有重要作用,成为各地经济竞争的主要手段,并导致科教文卫等软件公共物品投资不足;此外,旨在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制度优化竞争对吸引FDI流入也具有积极作用,应成为未来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方向。本研究为各地招商引资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除了地方政府竞争因素以外,FDI的区位选择还要受到地方市场规模、市场开放度等区位条件,以及集聚经济效应的影响。     

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FDI地域选择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的背景下,以GDP为主的绩效考评促使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强烈的引资冲动,加剧了中国地方性税收激励政策竞争的激烈程度。这种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加剧了FDI在中国区域分布的不均衡,并直接影响到中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政府间税收竞争对FDI地域分布的影响机理,实证研究表明,自从200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内外资统一税制正在发挥应有的公平功能。今后在合理引导与高效利用FDI方面,应该坚持税制公平原则、弱化地方政府的恶性税收竞争动力并着力优化FDI的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