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文献综述

区位选择对于企业进行FDI至关重要,因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投资环境存在着极大差异,直接影响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收益及成败。本文对国内外有关FDI区位选择理论进行梳理,为国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供理论指导。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区位分布

自2003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其中,亚洲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聚集地,截至2011年末,该地区投资存量已占总量的七成以上,其境外企业覆盖也为各洲最高。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决策,国内外近年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已从最初的传统经济因素转向制度性因素。本文基于2003-2011中国对亚洲26个主要国家及地区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因素与不同动机FDI的交互作用,发现:(1)两国制度环境差距较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作用更加重要;(2)中国FDI总体偏向于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大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但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小的国家更加吸引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效率(主要是融资便利)寻求型FDI;(3)资源寻求型FDI并无明显制度环境的倾向。本文最后提出促进"南南"投资的相关建议。     

FDI区位选择:市场潜能、地理集聚与同源国效应

通过对FDI企业的区位选择理论基础进行研究,本文提出了FDI企业选择区位时受到市场潜能、地理集聚、同源国效应、地区工资水平以及区域政策等多因素的共同影响的经验假说。选取2000-2010年期间20个国家(地区)与中国19个省份签订的合同项目数,采用面板Tobit模型对上述经验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市场潜能、地理集聚、同源国效应、地区工资水平等因素对流入中国的FDI区位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尽管来源于不同国家的FDI在选择区位时所考虑的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但多数情况下同源国效应是影响FDI企业选择区位的重要因素。     

中国对非洲贸易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非洲出口持续增加,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但相关产业对非直接投资并无起色,特别是中国对非洲FDI大多流向了资源性行业.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文章认为非洲区位因素不利于中国非资源性行业进行FDI,区位因素并非非资源性行业FDI的关键决定因素,中国企业可以选择其他地区进行投资.但区位因素是资源性行业的关键决定因素,这导致中国企业对非洲资源性行业投资数量增加,本文指出实现对非贸易投资可持续发展,中国应优化贸易投资结构,扩大贸易投资领域.     

“资源诅咒”与FDI区域失衡——基于中国城市动态面板数据GMM方法

在构建的企业区位选择模型基础上,本文采用动态面板GMM回归方法,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分析,探索中国FDI区域失衡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FDI的确存在"资源诅咒"的现象,即资源禀赋对FDI的区位选择有着显著负影响;中国FDI在空间分布的失衡主要是由于"资源诅咒"、市场潜力与劳动生产率对企业区位选择共同的影响。     

我国进行FDI区位选择探析

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刺激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的快速增长,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加,其区位分布备受关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FDI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其特殊性:我国进行FDI过程中,大量的中国投资进入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同时部分投资进入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本文在分析一般FDI区位选择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探讨我国在进行FDI时的区位选择。     

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看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美国FDI的快速发展对我国FDI发展的启示

21世纪初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经过七八年的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还很有限,并且在对外直接投资时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将分析美国FDI的成功经验,主要介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行业选择和区位选择上的变化,以及美国政府在对外投资中起的作用,然后从中国FDI的现状出发,研究中国应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在区位选择和行业选择上做出合理的优化,以及中国政府应发挥怎样的作用最终使我国FDI合理快速的发展。     

论产业集聚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江苏省制造业的研究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外资不断涌入中国。中国已连续18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收FDI最多的国家。而产业集聚在FDI的区位选择中逐渐扮演了愈加重要的角色。基于前人的理论研究和江苏省的相关数据对产业集聚和FDI区位选择相关性进行初步探讨。     

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与西部利用外资分析

在简要归纳有关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和聚集效应的理论进展和实证研究结果后，本文着重讨论聚集效应与FDI的关系，建立了一种结构化的聚集效应分析框架来透视影响FDI位选择的因素，并结合中国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吸引FDI的新的政策取向。     

中国外向FDI发展策略研究

本文在对中国外向FDI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外向FDI发展中存在着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经营管理、制度法规和人才等方面的问题,并从投资主体、产业选择、区位选择、投资方式等方面综合考虑提出了中国外向FDI的发展策略。     

空间相关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以2006年中国大陆24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进行实证研究。对全国城市分析的结果发现:除了劳动力素质、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以及集聚经济以外,空间相关性也是影响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一个城市吸引的FDI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区位条件,还与周边城市的FDI正相关;劳动力成本在区位决定中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地区的分析发现,FDI在东、中、西部城市的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差异。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位分布选择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外商直接投资(FDI)显然是全球经济进程的重要一环,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促进技术交流互通。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推动发展,如何吸引和利用好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本文就我国进入21世纪以后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分布进行研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按照FDI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性质进行分类,并建立数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当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已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但由于中国东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FDI在华投资区位的不平衡发展,例如东部地区以自身所占据的优势吸引了将近90%的FDI。为此,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利用1983—2010年的数据对于影响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多个变量的影响水平,并提出了相应的结论和建议。     

文化和地理因素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将评估文化和区位因素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首先我们采用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估计FDI来源国与东道国的双向Gravity模型,然后运用1997年的数据估计中国与其FDI的主要来源国(28个OECD国家和5个非OECD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Gravitv模型。Gravitv模型预测到中国的FDI中有80％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由于文化关系,来自香港、台湾省和新加坡的FDI占中国FDI的近60％;假设中国的经济中心位于印度新德里,其FDI值将减少45％:进一步假设中国的经济中心位于新德里而且没有文化关系,其FDI值将减少70％。这说明文化和地理是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上海

本文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分析,定性上简单描述FDI理论的发展,定量上主要针对中国实际,运用计量模型来实证分析外商的投资区位选择以及影响FDI的一些可量化的因素。从FDI与GDP指标之间的关系来说明FDI产生的经济效益,从各地区的FDI总额来说明外商的区位选择,并且着重以上海为例,说明影响FDI的各因素。并在文章最后提出上海要加大力度实施“走出去”。     

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距离方向与双边直接投资

本文评估了文化距离对双边FDI的方向效应,发现这种方向效应主要来自地区间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距离的作用。当投资方向为不确定规避能力比自身差的地区FDI时,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距离对双边FDI产生显著负影响;当投资方向为不确定性规避能力强的地区FDI时,则产生显著正影响。同时这种方向效应在低不确定性规避国家FDI交往时表现的尤为敏感。中国作为低不确定性规避国家,在向不确定性规避能力比自身强的地区FDI时,应选择与其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距离较大的地区;在向不确定性规避能力弱的地区FDI时,应选择该文化距离较小的地区。而中国在吸引不确定规避能力弱的地区FDI时,应选择不确定规避文化距离更大的地区;在吸引不确定规避能力强的地区FDI时,应选择不确定性规避偏好相似的地区。     

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与FDI区位选择

中企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越来越大,不同国家(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了考察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选取2001~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84国家(地区)的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作用,以及东道国工资水平因素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富有劳动力的国家,并且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浅谈金融危机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

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区位的变动和FDI投资主体的变动两个方面来探讨此次金融危机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发现2008年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变动尤其显著,相对于2007年,2008年流入发达国家FDI总体下降了32%,虽然2008年发达国家对外M&A的交易额显著下滑,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大幅上升,但发达国家仍是全球并购的主体.目前许多国家正利用这次金融危机加快对外投资的进程.     

东道国制度环境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政治、法律的视角

将东道国环境制度分为3个因素:经济制度环境、政治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环境,分别探究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根据2007-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54个国家的区位分布的面板数据,建立了修正的引力模型。结果表明:经济制度环境对全球样本和发达国家样本呈现负相关,对发展中国家样本呈现正相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可能与金融危机背景有关。此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偏好政治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但在法制方面,中国的区位选择具有一定的法制和产权保护偏好。     

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分析

影响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区位因素主要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与市场化程度及投资环境。在于投资者能否获得所有权、区位及内部化等优势。我国应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采取加快市场化进程,加强投资环境及制度建设等措施,强化区域优势,以更好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