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与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分析

2004年以来“民工荒”由东南沿海辐射至全国,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这无法解释我国劳动力市场劳动剩余与就业空位并存的矛盾现状。本文通过拉一费模型测算出刘易斯拐点尚未来临,劳动力市场处于相对短缺状态,并分析了这种结构性民工荒现象的成因,提出应从产业结构升级,加强职业教育,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途径改善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现状。     

由对“刘易斯拐点”的争论引发的思考

面对近年来在一些地区出现的用工短缺现象,不少学者提出我国已临近"刘易斯拐点",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由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本身的局限性,文章认为在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应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因素,动态地把握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趋势,从而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刘易斯拐点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应对策略探析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全国率先出现"民工荒"现象,许多学者担心刘易斯拐点过早来临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经济发展已具规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体系,刘易斯拐点出现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一个重要契机,有利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创新型区域、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城市区域、为我国经济的后续发展提供宝贵经验。文章阐述了刘易斯拐点的内涵,论述了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必然性,提出了应对策略。     

人口拐点、刘易斯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讨论

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造就了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的两种情绪。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还会有若干个十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将人口老龄化和刘易斯拐点看成是中国经济陷入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的前兆。本文首先基于人口转变的视角回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机制,然后在一个简单的索洛模型框架下界定了“人口拐点”、“刘易斯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指出单一的人口拐点或刘易斯拐点并不值得担忧,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后同时发生的人口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才是经济减速、甚至人均产出水平下降的推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若干国家的案例也表明,危机通常发生于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后的双重拐点重叠。对我国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我们已经或即将面临人口拐点,但仅从劳动力这一个生产要素的角度看,尚无法得出刘易斯（第二）拐点出现的结论;同时,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也没有迹象表明储蓄／投资拐点的到来。因此,过去三十多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动力——劳动力供给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依然存在。不过,陷入危机国家的教训表明,信用膨胀伴随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将会引发突然、剧烈的调整。所以,未来在通过改革继续推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稳定信用和房地产市场,以防止刘易斯（第二）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被提前触发。     

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争论研究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无限劳动力供给时代是否结束”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主要体现在对“拐点”概念认识、证明及数据选择上的分歧.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关键在于考察“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城镇内部工资是否趋同”两大因素.沿着这一思路,我国呈现出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镇劳动力供给不足并存的特殊现象,这说明我国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目前劳动力短缺现象主要是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作用的结果.     

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农村空心化治理

中国现代部门的工资决定已经摆脱了传统部门保留工资的约束。依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中国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格局依然存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过度吸纳导致的农村空心化成为二元经济的最主要表征。治理农村空心化就是逐步消除经济二元性,应剥离土地的社会功能,使农业转变成利润导向性产业,使再生产性资本能够在农业或农村寻找到足够的经济机会,改造传统农业,引入农业新技术和新的生产要素,培育农村经济组织,丰富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内涵,使农业劳动力配置摆脱耕作经验的硬约束,从而打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     

刘易斯拐点、比较优势蝶化与中国外贸发展方式的选择

本文以刘易斯二元经济为切入点,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阐释了劳动力禀赋的阶段性变化对外贸发展转型升级的影响。标准结构法显示中国农村中仍然沉淀着15%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民工荒的实质是结构荒,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仍需时日。未来几年依靠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纾解就业难题的基本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正在由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转换,贸易品技术含量不断提升,出口商品结构较好地响应了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资源禀赋的蝶化。     

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东北三省劳动力市场研究

本文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东北三省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利用1978年～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函数,之后利用计量分析结果估算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并与农村部门的生存水准进行比较,最后再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析结果表明,在东北三省当中吉林省接近刘易斯的转折点,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远没有到刘易斯的转折点.     

未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的文献综述及思考

本文针对当前存在的关于我国未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将其归纳为:对劳动力供给以及剩余总量的估计,基于工资增长的考察,基于基尼系数的判断及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分析四个方面。并且对我国现行状况及未来方向做出了思考。     

民工荒:是刘易斯拐点还是伊斯特林人口波谷

本文从人口波动的独特视角对"民工荒"现象作出了全新的解读。我国人口的波动使劳动年龄人口自身的结构发生剧烈的变动: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逐渐老化,年轻劳动力比例不断下降,而企业则坚持只使用劳动力最年轻时期的浪费型用工模式,导致年轻劳动力供需失衡;另一方面,每年新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迅速减少,破坏了企业每年劳动力更替的补给通道。高等教育的初次职业分流作用使本就日益减少的年轻劳动力中体力劳动者的数量进一步减少。所以"民工荒"问题并不主要是刘易斯拐点所描述的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减少的城乡间流动问题,而是由于人口波动和高等教育扩招造成年轻的体力劳动者规模整体减少的问题,是伊斯特林所描述的人口长波对经济社会影响的具体体现。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及争议

近年来,“民工荒”和劳动力工资上涨问题引发了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激烈争论。本文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并将其总结为四种观点。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既源于判断标准和依据的差异,也受到了不同统计数据的影响。但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以相当比例存在的这一基本矛盾与刘易斯模型的推论并不相符。本文认为,这个矛盾是由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并且刘易斯模型并未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不能直接地以经典的刘易斯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新现象亦不能简单地与经典刘易斯理论中的“刘易斯转折点”相对应。需要修正未考虑制度性障碍的二元经济理论,或者消除城乡分割影响以使得中国经验适用于经典理论模型的判断。     

区域增长极理论与江苏海洋经济发展战略

文章论述了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与增长极理论的内容,指出这两种理论在指导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有优势,把海洋经济发展划分为区域经济,通过分析认为江苏沿海区域在经历了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指导,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引入增长极理论,来对江苏沿海区域经济进行新一轮的指导与开发。结合江苏海洋经济发展现状,以增长极理论制定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分析了沿海盐城、连云港、南通3市的区位特点,选择3市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的增长中心,根据资源优势、经济基础等,确定了各市的主导产业,最终达到缩小沿海与苏南之间的经济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同时加快海洋经济发展速度,增强海洋经济实力的目的。     

我国的地方经济:制度特征与发展不平衡

区域性是地理学的独特视角,反映在国民经济的研究中就是对区域经济和“地方”的关注。我国的地方经济和地方政府在历史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地方经济。针对多年来对地方政府和地方经济的不断指责,文章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阐述我国地方经济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其中,有我国地方政权的历史基础、地方经济的制度基础和在我国形成强势政府与强势经济的制度条件。发展不平衡是地方经济研究的又一个重点领域,但是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地理学更多地要从地理条件方面去解释差异。地方经济发展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开发的地理成本,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偏僻的经济地理位置都会导致地区开发成本的高昂并影响地方经济的发育。文章主要讨论了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所导致的区域差异。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思辨

海洋经济是人类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获取海洋产品的经济活动,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面临外界的严峻挑战;海洋经济实质上是海洋生态经济,是陆地生态经济向海洋的延伸;海岸带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是实现海洋经济健康和持续发展的关键;开展海洋资源与环境价值核算,调整和修正海洋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以反映海洋资源的耗竭和环境退化;加强海洋经济省的建设;海洋经济的发展要注重观念、运行模式、新技术和机制等的创新;应强调平衡发展战略与非平衡发展战略的有机结合。     

城市群经济、多城市群与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经济内部失衡在空间上表现为东、中、西"三大部"以及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中西部地区缺乏足以与东部三大城市群相抗衡的集聚中心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失衡。从"城市群经济"内涵辨析出发,阐释了城市群、多城市群体系形成机理,并以"区域协调发展"概念三个基本维度为依据,探寻了多城市群分工合作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产业转移为桥梁、城市群化为载体、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的"三位一体"区域协调发展构想。     

全球化背景下湖南省对外贸易发展对策

湖南省具有农业自然资源、有色金属资源、交通条件等方面的优势,区位条件也好于其它中西部内陆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对外贸易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外贸发展滞缓,甚至和中西部某些省份比也有较大差距。文章在分析湖南对外贸易的差距基础上,对加快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国金融发展与外贸关系的面板协整检验和因果分析

基于跨省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理论和面板因果检验方法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多种协整检验方法一致表明,金融发展与出口贸易、金融发展与进口贸易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而基于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则表明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之间同时存在长、短期双向因果关系.这意味着在金融深化改革和贸易增长方式调整的特殊历史时期,保持金融和贸易政策的有效组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市经济的知识测度和城市发展战略

文章论述了知识创新对城市发展、保持适度增长、提高就业率、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作用;提出城市经济的知识投入和产出指标,更新传统的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建议以工业化战略、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面向知识经济战略三种战略思想相结合,指导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     

基于发展观演变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空间格局调整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平衡发展观→非均衡发展观→非均衡协调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演变,这些变化和调整,对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中国区域经济空间布局、推进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着深刻的逻辑规律,是我国宏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变的历史必然.文章提出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可称为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