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规模决定:一个经验模型

在借鉴国外财政规模实证分析建模方法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澄清了研究中国财政规模决定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建模方向.文章认为,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结构等市场内生变量不能较好地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财政规模的演变;相反,揭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外生制度变量--经济分权和财政分权,连同显示市场交易总规模的国民收入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这种变化.在理论上,作者所构建的简单计量模型分离出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前者反映了市场边界与政府边界的重新界定,后者反映了财政学中广为人知的"瓦格纳定律".诚然,沿着这一基本思路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辽宁省地级市1999-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地方政府规模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规模具有负相关关系,这证明了瓦格纳法则在本文所选择的时间段内不能适用;失业率与地方政府规模的关系是确定的,但是,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规模有缩减的趋势;另外,本文无法验证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符合利维坦假说;外商直接投资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公共服务需求与政府规模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对于研究政府规模扩张的成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实证分析

财政投入最优规模是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国内外很多文献都有相关论证,并且得出了不同结论.通过构建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农业生产函数模型,并代入我国1981-2004年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为8.26%,实际投入规模要小于此最优水平.因此未来应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确保农业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增长.     

财政分权与民间投资:一个经验分析

本文对财政分权与民间投资的关系做了经验分析,发现虽然财政分权总体程度与民间投资正相关、统计上不显著,但提高基本建设支出的分权程度,却能促进民间投资.基本建设分权有利于地方政府把信息优势转化为效率优势.对财政分权的计量分析还发现,“小中央政府,大地方政府”的行政体制能更好地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政治影响力、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公务员规模

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务员规模受到政府间政治关系和财政关系的显著影响。地方相对于中央的政治影响力由关联中央委员的政治影响力加总而来,它对"官民比"指示的公务员规模发挥正向作用。地方相对于中央的财政分权,测度指标包括收入分权、支出分权和财政依赖,亦均对公务员规模发挥正向作用。因此,控制和优化地方政府公务员规模,可行的策略包括优化各种权责利配置、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完善地方自主制度建设和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工作。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膨胀——实证检验“利维坦”模型在中国的有效性

运用利维坦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并解释了这种影响方式与利维坦模型不同的根源。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追求财政规模最大化的倾向及争夺税源的财政竞争,使得当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支出权力和职责转移给地方政府时,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张。而收入分权的约束作用,却因为地方政府在收入自主权上的缺失,使其无法产生影响。将收入和支出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当地方自己组织的收入越不能满足支出需要只能仰赖中央政府的补助时,就会越增加这种扩张的趋势。     

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不涉及晋升激励问题.然而,由于中国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认为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横向比较政绩考核方式在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努力中,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规模的不适度扩张.     

中国式财政分权:一个扩展的分析框架

中国式财政分权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体制保障。中国式财政分权属于"行政性一致同意"型分权模式,是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因此,来自顶层的政治与财政激励以及官员自身的私人激励使地方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强劲动力,而"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缺失、法治基础薄弱、标尺竞争压力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未来的改革应从官员治理、制度设计、人民主权和监督机制四个方面着手,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城市规模分布的Zipf定律的实证分析

合理的城市规模创造出最大的规模效益。人口规模是衡量城市经济规模的基本指标之一,城市位序—规模Zipf理论是研究城市系统的重要基础,可以较好地刻画城市的规模分布。在当前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文章拟利用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对Zipf定律进行统计性实证检验,从而对中国城市化水平进行定量描述,并考察各城市规模分布的集聚程度。     

发达国家政府规模变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和部分OECD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稳步上升,然后上升幅度大大缩小,甚至略有下降.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此变化趋势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1)政府规模并非越大越好,但也并非越小越好; (2)政府规模变化与政府职能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 (3)利益集团和官僚体制造成政府规模扩大; (4)选民的财政幻觉为政府规模扩大留下了余地; (5)政府规模过大不利于执政者的再次当选.     

财政分权与空气污染——以“省直管县”改革为例的研究

基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空气污染(雾霾)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DID模型)估计发现,财政分权恶化了空气质量;其次,异质性分析证明,财政分权对空气污染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能源消耗较少省(市、区)和非百强县子样本中更显著;此外,机制分析证实,财政分权通过改变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加剧地方政府竞争两个方面作用于空气污染;最后,将财政分权与行政分权比较分析发现,行政分权显著降低了空气污染水平.本文的研究为从环境视角评价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思路.     

财政分权、政府层级与企业过度投资——来自地区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2001-2007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地区财政分权程度与国有公司所属的政府层级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越不充分的地区,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相对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更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地方政府的层级越低,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GDP增速越慢的地区,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     

地方财政健康与财政分权——基于湖北省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比较准确评估地方财政收支状况是改革完善地方财政制度的基础。借鉴Ladd和Yinger的财政健康分析方法对湖北省县(市)财政健康进行评估,发现样本期间县(市)财政健康水平呈先降后升形态,且县(市)财政健康水平总体仍较低。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显示,财政分权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都显著地提升了县(市)财政健康水平。为增进地方财政健康度,应科学界定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完善省以下分税制,构建合意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地方债制度,同时深化地方财政及行政层级改革,建立扁平化的地方财政及行政管理体制。     

财政分权与官员腐败——基于1999-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9-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地区腐败水平的决定因素,并特别关注财政分权的反腐作用。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影响地区腐败机制的多元性,财政分权能够通过推动政府规模膨胀和支出结构扭曲而加重地区的腐败水平;而在控制政府规模和支出结构的前提下,财政分权则能对地区腐败水平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地区人均GDP、受教育年限和开放程度都是影响地区腐败的重要因素。最后,还尝试性地给出反腐倡廉的政策建议。     

财政赤字规模应把握社会承受力限度

平衡财政赤字有举债和银行透支两个途径，二者可兼用。举债要视当期财政收入状况为前提，银行透支超越社会承受力一定限度将致发通胀。因此，必须关注财政赤字规模的社会承受力。从全国看，财政赤字规模---一定限量银行透支应以一定限量社会闲置货币资金的存在---社会承受力为依托。财政赤字宜用积极手段平衡。     

最优财政分权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过度集权或者过度分权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财政分权度,并与最优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本文对我国1985年至2000年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非线性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66.67%.同时指出,我国的财政分权并不是面临一个是否应进一步分权或集权的问题,而是应该朝着制度完备的分权方向发展,使得财政分权通过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公正化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财政分权与中国区域碳减排效率实证研究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通过构建模型解析了财政分权情境下中国地方政府制定碳减排标准的微观机理。结合1995—2012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进一步测算了全要素碳减排效率,并以其为因变量验证了财政分权对碳减排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CO2减排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适当的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CO2减排效率,而过度分权则会适得其反,而就当下大部分地区财政分权状况而言,中央政府可以选择适当提高分权水平以提升CO2减排效率。同时,立足于不同的财政分权水平,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引发的市场分割将会进一步改变财政分权对碳减排效率的影响。     

政府支出结构与税收分配比例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机制推演

文章建立了一个结合两级政府、三种支出类型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发现除了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外,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以及财政分权(由政府间税收收入分配比例反映)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正负作用取决于支出的初始值和支出的相对生产率诸因素.最优的收入分配比例(指政府的净收入)应该与该级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相对生产率相对称,转移支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于调整初始税收收入分配的不均带来的对这个标准的扭曲.每级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比例越小越好,以维持政府能正常运转即可,而每级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比例应该与该种支出的相对生产率相对称.     

财政分权对我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

财政分权能否提高地方政府效率,有关文献看法不一。为此,笔者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此做实证研究。采用DEA方法衡量我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效率,并以财政收入的自主性衡量财政分权程度。通过对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效率进行Tobi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效率之间并非简单线性关系,而是U型。其他解释变量方面,各省市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对地方政府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时间趋势变量与地方政府效率的关系为负相关。